讓我們理性的談談電影《一九四二》

溫飽是庶民最卑微的心願,為民服務的政客,是只圖自己溫飽?還是更大部分人的溫飽?遇到選擇和危機,庶民是最容易遭犧牲的一群。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則用了這種存亡關系檢視了大旱來襲下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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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於利用影像與情緒鋪陳回顧歷史災難的馮小剛,曾繳出煽情卻也動人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則以更寬闊的視野來回顧當年中國的天災與人禍,姑且不論影片中的政治立場與批判。

這樣的災難包裹在人性與政治謀略之中。

萬千災民的苦難面貌,政治帳幕內的運籌帷幄,「孰抉擇對,孰抉擇錯」的價值判斷,早已超越政派觀點,成為影片給世人的警世洪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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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時花濺淚

《一九四二》描繪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旱災旱災。

初始的戲份是佃農妻子花枝(徐帆)來借糧,卻遭少東脅迫要以肉體換糧,那就像是堤防圍牆的一縫綻裂,一旦龜裂,終至潰堤,屋內尚未得手,莊外已有飢民圍包,難擋怒潮的東家范殿元(張國立),只好先開莊門,以一頓飽食,換取縣府援兵。

但卻因事跡敗泄,終於惹毛飢民,搶糧、縱火、萬貫家業頓時盡成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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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發大旱災,之後又遇蝗災,共餓死三百萬人之多,還有萬人流離失所;同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

這便是電影的殘酷背景!

面對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從災民、軍官、神父和外國記者等人的視點切入,其劇情主要分為庶民、軍官兩條線,企圖用以小觀大的方式構築出宏觀的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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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開場出現一段話: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着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陳述的男子語調沉靜,口氣悠悠,仿佛這些事沒有什麼大不了。

確實,對於整個世界,或者是當權者而言,吃的問題相對於後者當然不是什麼大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對人民來說,吃的問題絕對是重要得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於是,當權者與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產生了落差。

這種落差,成了馮小剛在拍攝《一九四二》時主要的表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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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無眼,人禍無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邊緣,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陰暗。

不想餓死的人,得拿什麼來交換生命的延續?

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結果都一定是催淚的。

《一九四二》對其他批判着力也甚深,但是對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議題討論,毋寧才是血淚重點。

電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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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選擇用三個面向來觀察這段歷史。

一個是張國立飾演的東家與災民的逃難過程,突顯如螻蟻般廉價的生命與苦難;

一個是從河南省長李培基一路到委員長「求救」的政治思維,捐糧還是救災,防守還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盤算;

另一個則是以記者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人觀點與國際觀瞻,但畢竟這還是中國故事,此線的故事分量與重要性較前兩部分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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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能鮮明的看見,人民為了搶糧起爭執,甚至還燒毀了一座村莊。

另一頭,官員們則是圍着一桌子的豐盛菜餚,共同商討缺糧一事。

人民為了尋食,離開家園,步上逃荒一途,此時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內燈光絢爛,歌舞昇平。

日軍無情轟炸手無寸鐵的逃荒人群,而城里為了迎接外賓,正高舉國旗,排練着迎賓口號;

為了填飽肚子,補充營養,百姓將貓殺來煮湯吃,蔣中正(陳道明)卻認為報上刊載的旱災慘況是蠱惑人心。種種清楚且鮮明的對比,實在讓人難以忽視災民的慘況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為官之道,那麼馮導對當權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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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導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兩種人。

一種是過河卒子,為了活命,只能拚命向前;

一種是躲在城堡內的將帥,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籌碼。

災民就是卒子,任天驅使的際遇,催人熱淚;軍官則是下棋將帥,螻蟻人命的斤兩秤砣,激人義憤。一向煽情的馮小剛這回擺盡低姿態,透過篩檢重現的傷痛歷史,依舊強力批判,抨擊度很大。不過,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義,依舊犀利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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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這一條線,講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題簡單明白:

大旱來時,貴賤同悲,缺糧咸同,餓殍同命,縱使早晚有別,尊嚴卻註定無法堅持,勢必成為活下去的交換祭品。

東家救不了妻子導致活活餓死,也養不活女兒導致賣入煙花場;

佃農瞎鹿(馮遠征)偷馬被殺,妻子花枝寧陪人睡,只圖能有餅吃,以承傳血脈……

從最初的以物易糧、以人換糧到最後的以命換糧,人命價值的直線滑貶,精準訴說着從希望到絕望的生命質變——文化使人成人,飢餓使人變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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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這一條線,自然是一個「慘」字,但是黝黯處亦見微光。

例如長工拴柱(張默)始終痴着想娶東家女兒星星(王子文)做媳婦,但是肚皮比盟約更現實,他只能眼睜睜看着星星賤賣給人口販子,救不了愛人,自然也做不成漢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賤的層次。

喪夫的花枝卻在此時挺身而出,自願做拴柱媳婦,那是憐憫,卻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責任,要照顧花枝與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時,花枝再賣身給牛商。

所有的交易,當然都有盤算,走到存亡邊緣,最根本的心思卻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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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能夠完成,靠着買賣雙方協議,看似有等號串連,但是等號兩頭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亂世浮標。

例如東家女兒星星賣入倡家做妓,卻完全蹲不下身來伺候爺們,不是星星還有幾分羞恥心,而是她用身體換來了一頓飽餐,吃撐了肚子,再也彎不下腰來。

《一九四二》從一路貶值的交易亂象來探問人性尊嚴,試問誰不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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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不在其位

軍官這一條線,講的則是賑災「政經學」的機關算盡。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其實都是統治階級喊出的政治口號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卻是「民無、官治、民難享」。

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採用對照手法,描寫政客與軍人因應旱災的諸多心態。

雖然是對照,結果卻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烏鴉一般黑,只不過,雖同樣是黑,卻亦有等級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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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長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馮小剛給了第一組對照映襯就是——無能。

空有心卻無能,救不了災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無方,明明都在鬧旱災了,地方官還能以糖醋魚相迎,盼能多撥款項,他沒有斥責,只說了一句:「大旱之年,這樣太超過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見蔣介石的機會,獲賜一顆手剝雞蛋,就如蒙皇恩,再聽到參謀匯報的軍國大事,災情求援之請就再難出口。

庸官誤民,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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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給軍官的第二個標簽還是無能。

《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以蔣介石的對日抗戰廣播語做開場,強調唯有軍事勝利,才能避免亡國,戰爭是事實,旱災亦是事實,關鍵就在如何取捨。

李培基除了賑災,還要捐輸軍糧,他辯不過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只能挨打耳光。

好不容易,賑糧來了,大家都搶着分糧,他既拿不定主意,又無力掌控官商扣糧的黑市買賣,只看到一隻沒頭蒼蠅在瞎忙亂飛。

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疊現在李雪健那種忠勤辦事的嘴臉上,格外諷刺,最後他面見蔣介石,匯報官方災民數字:1602人,這是最真實數字。

三百萬人的一席話,更是道盡了官場以百姓為芻狗的暗濁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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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竟然這樣說: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說到底,在國事,以至於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為災民盡些心力,但在聽聞其他人所報告之天下事之後,便不敢向老蔣稟報河南的災情。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國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話便道盡了百姓的心聲,他說:「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里正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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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小剛對於老蔣的批判,雖用的很含蓄,力道卻更直猛。聽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匯報後,讓他獨自走進教堂懺悔。

但是正式賑糧政策並非恤民之痛,而是為了對抗日將岡村寧次的以糧食拉攏災民的戰略,這些描述是否貼近史實,顯然並非重點。

馮導的意圖只是突顯軍政大人對待旱災的心態:他們有更大的視野,面臨更大的戰局,物質匱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註定要成為犧牲;

同樣地,當他看見了《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災區照片時,老蔣痛心的是家醜外揚,政權不寧,而非路有餓死骨的悲天憫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報,卻禁不了《時代周刊》,只能反向操作,馮導罵人不帶髒字的處理手法,在這里就更上層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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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為了粉飾太平,也或許是單純出於「鴕鳥」心態,政府也總不願承認災情之慘重。

片中,蔣中正和《時代周刊》雜志記者白修德的會面讓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蔣中正報告河南的災情,並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發生,蔣中正聽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

這到底是想維護國族之顏面,抑或真的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

馮小剛在一段訪問中為老蔣緩頰道:「處在1942這樣的一個階段,他不是不想賑災,是國力不允許他。所以他不斷地說記者誇大了事實,其實他心里非常清楚,災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還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對日本作戰。」

雖然說以民為天,但是左支右絀的現實情況的確逼得當權者陷入兩難,這也是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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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的悲歌

劉震雲的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話:「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在當權者的眼里,不管你是大地主還是佃農,一旦遭難,你只會被簡化為災民,從此淹沒於三百萬這個數字之中。

歷史從未替人民留下一個適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雖然以范殿元和瞎鹿兩家人為主,但他們卻反映了千千萬萬人的身影,因此馮小剛以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民苦難的電影。

我想,電影《一九四二》確實為人民在歷史中畫下一道鮮明且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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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災禍降臨,命在旦夕時,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則都變得脆弱而可揚棄。

在災民這條主線里:為求溫飽,災民可以搶昔日有恩於己的東家。

國民軍敗退,轉身可形變為掠奪自家災民的搶匪。

東家餓極了,顧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淪為掠奪外國人物資的小偷也不讓人意外。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在此完全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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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苦難,多數決定在層峰的政治決策里。當戰爭與飢荒同時並存,軍人與百姓何者先顧?在資源有限下的分配決定,是不得不做的決斷與割捨,極度考驗決策者的政治判斷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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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單是當權者,在亂世凶年之中,嘗遍無力之感的何止是當權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財主范殿元遭難之後,神父安西滿稱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場,並以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的故事為比喻,說自己是來帶領災民逃離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發生的災難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產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滿的聖歌和祈禱無法讓死者闔眼安息,在轟隆的炮火之下,聖經不過是一頁頁飛散空中的紙張,而即將逝去的生命仍舊逝去。

「這里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她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安西滿對宗教的信仰頓時起了動搖,他質疑:「上帝為什麼總斗不過魔鬼?如果斗不過,為什麼還要信她!」

安西滿在片中的戲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確實讓我讀到馮小剛對於宗教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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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再悲、再苦,這群逃荒的人民卻未曾求助於宗教的慰藉,他們甚至也不會怨天,更別說是自殺了。

原來活着不容易,想死同樣也不容易。

就像瞎鹿說的:「上吊?有房梁嗎?」

馮導對於《一九四二》的詮釋,表現最好的就是民族災難,也要刻畫人性的溫暖,釋放出善意。

也許是因為這項但書才造就出災民們的堅強性格,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份堅強,才更突顯出苦痛的強度,同時不至於讓劇情過分煽情。

張國立於受訪時說:「馮導不讓流淚。他說在苦難的面前,人們已經對這種痛苦和這種分離開始麻木了。」

所以《一九四二》能成為一部極為壓抑的電影。它不太會引人落淚,卻能使人感受到一份來自內心深處,說不出口也無從宣洩的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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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影片的最後真的給了個很悲、很痛的結局。

老東家好不容易逃出了河南,卻悶死了自己唯一的親人、自家唯一的命脈,孓然一身。

悲淒慘澹,孤獨的往家鄉走,但求別做異鄉魂這段真的有極大的摧淚感。

結尾跟孤兒的相遇相惜也是馮導再次給了這一老活下去的動力,是電影的手法,也是故事不想收的太悲的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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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這部電影多面向地呈現中國人的歷史與苦難,諸多歷史教訓與血淚含藏在故事細節里,暴露着人性在求生存下顯得猙獰而脆弱。

《一九四二》的確是部佳作,給着我們警示,也讓我們警醒,在未來的恆長歲月里,冀望那大時代的悲歌,從此不再響起。

當然,也希望人禍面前,我們都能挺住!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娛樂先鋒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