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的消逝 世界主義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民族主義勢力近些年來正在全球范圍內抬頭,人們漸漸開始擔憂全球化的退潮以及「地球村」願景消逝背後更深層的文明/文化沖突。不同的文化之間真的只有沖突這一條路嗎?我們是否有可能通過追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源流與演變,在當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甚囂塵上的氛圍中發出另外一種聲音?

世界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教條和價值取向由來已久,這雖然是一個相對模糊、眾說紛紜的理論,但其核心理念「個人是宇宙/世界這個更廣大的共同體的一員」還是很明晰的。世界主義可以從多個角度被言說——道德世界主義、文化世界主義、政治世界主義、經濟世界主義、基督教世界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共產革命的世界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等等。

在世界主義的昨天與今天之中,我們可以望見一條從古希臘和中國先秦通向未來的道路以及這條道路上的重重自問或他問:加了某種特定價值觀的「世界主義」還是世界主義嗎?一個人的國家歸屬感和國家責任真的是在道德上優先於一個人的世界歸屬感和世界責任嗎?「天下大同」的理想是否根本迴避了世界秩序、國家權威與個體自由之間的調和?如果世界主義失去了世界性,我們是否還能抵達「地球村」?

地球村的消逝 世界主義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一個人的國家歸屬感和國家責任真的是在道德上優先於一個人的世界歸屬感和世界責任嗎?世界主義的昨天在古希臘的社會環境和哲學語境里,世界(cosmos)人和城邦(polis)人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希臘古典哲學家蘇格拉底雖然已經有打破城邦人走向世界人的哲學進路,但並沒有提出「世界主義」這個概念。但從柏拉圖記載下來的蘇格拉底對話篇的哲學思考中,我們不難發現蘇格拉底已經在用「人之為普遍人的拷問」(a man as a universal man)來打破雅典城邦對「美」「善」這些概念和價值的傳統教條。

換言之,「你是誰?」、「你為什麼要如此思考/行為?」在蘇格拉底那里是被拷問的。「我是雅典的城民」與「雅典的諸神告訴我要如此思考/行為」在他看來已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了,因為地域性和獨斷性的價值教條和行為准則無法通過理性的審視。雖然蘇格拉底沒有在諸多哲學大問題上給出很積極的答案,但他堅信「未經審視的生命是不值得過的」。

蘇格拉底這種「破」的哲學,在第一個直接言說世界主義的犬儒主義哲學家第歐根尼那里被推向了一種「否定性的肯定」。在第歐根尼看來,他不要做任何一個城邦的人(否定),而要做一個自然人、世界人(肯定)。他並不是覺得做一個自然人、世界人有多偉大(否定),而是做一個城邦人太虛偽(否定性的肯定)。說實話,用「犬儒主義」來翻譯第歐根尼的「Cynicism」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誤解。第歐根尼只是一個不合作的、玩世不恭的天涯流浪漢而已。這種古希臘「天涯人」的世界性有一種極強的「主體性」。在那個廣為傳頌的第歐根尼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對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第歐更尼的「犬」決非中國文化符號下的「狗」。當亞歷山大大帝問可以為這位聲名遠播的哲學家做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很乾脆——「請不要擋着我的陽光。」換言之,第歐根尼把自己自嘲為一個「世界犬」,一個有原則(信奉自然)的世界公民——什麼都吃,但是不臣服於任何一個地方和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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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歐根尼與狗玩世不恭也好,犬儒主義也罷,「否定性」的世界主義是很難有眾多追隨者的。多數人也許天然地厭惡思考和懷疑,既沒法接受「蘇格拉底式」的、懷疑的、拷問性的人生,也沒法接受「第歐更尼式」的、憤世嫉俗的、不臣服任何地方性的人生。確定性一直以來備受推崇,人們傾向於相信有個「地方」或有個「神」——城邦、家鄉、國家、上帝、君主、長者——告訴自己什麼是對的、什麼可以做。

古希臘羅馬哲學的百家齊放在中世紀的歐洲變成了一家獨鳴,世界主義也從古希臘「否定性」的世界主義變成了「肯定性」的世界主義。基督教世界里有兩個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世俗之城」的人遵循着世俗的規則和習俗,而「上帝之城」的人踐行着上帝的教誨。「上帝之城」不僅是整個世界的,而且是整個宇宙的。

這個「肯定性」的基督教世界主義充滿了理論困境。一個奉行基督教教義的世界主義的確為信奉者們提供了更肯定的價值導向和行為准則,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個悖論——加了某種特定價值觀的「世界主義」還是世界主義嗎?那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們怎麼辦呢?當代世界或許仍有基督教神學家在試圖證明只有基督教才是普世的,但這無論是從現實還是學理層面都很難令人信服。

同時,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基督教的世界主義還是一種地域性的價值取向:它是源自地中海東岸和歐洲、在古希臘羅馬語境下產生的一種具有普世性和全球影響力的「文化」。但它也只是一種文化而已,並沒有成為這個星球上所有人都信奉和內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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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歐根尼與亞歷山大大帝世界主義的今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下的歐洲對世界主義的言說和我們當下的思考很像。不少歐洲作家和商人在歐洲各國遷徙式居住,有些人甚至自豪地宣稱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也不為任何一個國家負責。這種近代歐洲的世界主義和「第歐更尼式的」世界主義有着明顯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其加入了一個階級的成分——衣食無憂、具有「世界性」才能和資本的資產階級和「准資產階級」在歐洲大陸(甚至跨大西洋的歐美大陸)「自由遷徙」。

這種世界主義和世界公民的階級性與當下驚人相似。誰可以在全球自由遷徙?別說普通民眾,連每年可以跨國旅遊的中產階級都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馬克思和當下部分左翼學者把世界主義看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原因:只有具備資產階級經濟基礎的「世界公民」,才可以實踐在現當代世界的遷徙自由。

撇開可實踐性和經濟基礎,世界主義作為一種純價值取向——不為任何地方和國家負責,而為整個世界和人類負責——真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嗎?又言之,一個人的國家歸屬感和國家責任真的是在道德上優先於一個人的世界歸屬感和世界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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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主義的漫畫對於第一個問題,對於一個思想起源的問題來說,決定論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是無法被證明的,「思想/主義」誠然具有物質性和實踐性,但「百家的思想」沒法被「百種的階級」所決定。舉一個在當代歐美(以及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學術人物思想為例,當福柯用「治理術」這個概念來反思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時——人們通過「自由」的消費完成了「自我規訓」和「自我治理」——他對後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反思,很難說是被他「大學老師/學者身份」下的「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後一個問題屬於道德哲學范疇,很多哲學流派對此爭論數千年但仍沒有答案。薩特在「一個法國士兵是該為法國而戰,還是該留在家照顧母親?」這個問題上持一個經典的存在主義立場——一個人做了什麼道德選擇,他就活成了那樣一個人。當熊培雲在他的「思想國」文章篇首便做出「我的世界時間在中國,我的中國時間在內地」這樣的論斷時,他沒有提醒讀者的是,他的這一論斷並不具備道德哲學意義上的不證自明乃至超驗性。

這個道德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一個寬容的自由主義者會說,只要一個個體沒有對他/她的國家以及世界帶來傷害,他/她可以自由地選擇對國家還是世界負更大的責任。一個充滿激情的社群主義者會說,一個個體天然地對他/她所屬的一個更小的社區(一個城市/一個興趣團體/一個職業團體)負更多的責任,國家和世界在他/她這里過於抽象和不着邊際。一個刻板的儒家信徒會說,一個個體天然地對他/她的家人負責,從而延伸到國家,而後是天下/世界。一個灑脫的道家/莊子信徒會說,一個個體只不過是天地萬物的一氣而已,不存在什麼對國家和世界負責。

如果說從純道德哲學的討論中我們無法得出世界主義作為一種價值取向(不為任何地方和國家負責,而為整個世界和人類負責)的合法性的話,那我們同樣也得不出世界主義的不合法性。更進一步看,在上文所述的四種價值取向中,自由主義最能接受世界主義的核心內核,道家次之,儒家和社群主義甚至與之直接沖突。

世界主義的未來在中國學界和中國社會,近年來一種「新天下主義」論受到追捧。簡單來說,大部分言說新天下主義的學者似乎在用一種隱秘的方式證成及推崇一種新的「儒家」天下觀。即,中國古代的儒家學說里就有「天下大同」「四海之內皆兄弟」「求同存異」等思想,這種思想再加以理論化不就是未來社會的世界主義嗎?

而事實上,「天下大同」「四海之內皆兄弟」「求同存異」並不是儒家哲學的核心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孔子的「仁義禮智信」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孟子的「性善說」「義利觀」和「社稷民君說」,是宋明儒學的「理和心」。如果持新天下主義論的中國學者可以從「四海之內皆兄弟」中構建出一種新的天下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話,那它就是一種新的世界主義,似乎比自由主義更支持世界主義的核心理念——不為任何地方和國家負責,而為整個世界和人類負責。

地球村的消逝 世界主義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部分當代學者(如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試圖為這個新天下主義/世界主義澆灌一個儒家的道統,並認為這個中國的「天下」比當下的(西方的)世界觀念更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在這樣一個儒家倫理體系下的「中國的天下」,世界、國家和家庭的張力要如何調和?世界秩序、國家權威和個體自由又要如何調和?一種儒家文化的世界主義,很可能落入與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主義相同的理論困境。既然都是地域的、群體的、加了某種特定價值觀的文化,那又如何可以是整個世界的呢?這個由中國定義的世界主義理想的內核是儒家道統嗎?

在中國學者高揚中國的「天下」大旗時,西方學者普遍在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進行後殖民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如前文提到的福柯)。這種中國的「立」和西方的「破」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幻覺,即未來的世界在中國(東方),未來的思想也在中國(東方)。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擎在《從天下理想到新世界主義》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出,一個未來世界的世界主義既得避免歐洲中心論的腔調,也得避免中國中心論和任何其他種族/民族/文化中心論的腔調,而真正走世界協商的道路。一個平等協商的、多元主義的「世界主義」,是任何厚重的世界價值在未來唯一可以實現的方式。

在這里,「厚重的」所指的是值得被進一步書寫的,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相信並且被實踐的多維度的價值取向。它不同於「單薄的」口號式立場。它指向的不是德國納粹士兵「德國萬歲」的狂熱高呼,而是法國士兵在深思熟慮後決定自己是要「為法國而戰」還是要「照顧母親」的復雜選擇。

一個平等協商的、多元主義的世界主義必須得充分尊重各個地域、各個文化的特殊性,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響中協商性地創建一個新的世界主義—— 不為任何地方和國家負責,而為整個世界和人類負責,在多種文化的價值互動的基礎之上。換言之,第歐更尼式的否定性的世界主義是一種薄的價值取向,它並沒有多少肯定的內核(但第歐根尼還是傾其一生實踐他薄而反權威的世界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同樣偏向單薄,因為它只是支持自由選擇,而沒法更有力地推動世界主義;基督教世界主義和儒家世界主義雖然是厚重的「世界主義」,但它們以某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內核來填充世界主義,從而讓世界主義失去了世界性。在未來世界,如果人類想避免文明/文化沖突,其出路絕不是回到一種地域性的世界主義上去——無論這個地域是西方還是東方,是中國還是美國。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鳳凰華人資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