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1日本第126代天皇德仁日前正式即位,日本「令和時代」開啟。新年號「令和」出自《萬葉集》,寓意着「希望打造每個人都像宣告春天到來、爭相盛放的梅花那樣,帶着走向明天的希望而讓各自的花朵精彩綻放的日本」。與這一期望相對的現狀,則是長期籠罩日本的沉重歷史包袱與冷漠失落的公民社會。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天皇制依然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着日本依然保留着部分或許與現代日本價值觀並不一致的體制性問題。

日本歷史學家小熊英二指出,至今為止日本仍然在被「戰爭留下的東西」束縛着,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都仍然處於戰爭餘波中所建立起來的框架范疇內。旅美日裔社會學家橋本明子直接用「漫長的戰敗」一詞,來形容二戰的文化創傷持續塑造日本國民戰後意識與身份認同的道德框架的情況。

在日本戰後清算不力的大背景下,日本政治精英保守畏縮,「他們的忠誠是為了更崇高的事業,遠比公共責任或個人尊嚴更崇高——為了保護組織聲譽免受進一步損害,最重要的是保護其免受法律制裁。」現任《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理查德·勞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在調查3·11大地震引發的一起悲劇事件後如此評論道。在備受稱道的堅忍的日本國民性背後,是無數政治冷漠、對國家意識和民主制度毫無興趣的民眾與徘徊於停滯和失望之間的政治生活。正如橋本明子所言,「這種對國家的疏離感和懷疑態度,呼應了戰敗後的日本社會經歷的那種影響深遠的信任危機。」

保守的政壇:天皇制與維持現狀的政治精英

1889年,日本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根據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自此擁有了總攬統治權。天皇直接統治的體制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後結束。1946年11月3日,日本頒布《日本國憲法》,天皇再次成為純粹儀式性的角色,是日本國家與國民的象徵,且不再被視作「天照大神的後裔」。

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盧梭在《戰爭與戰爭狀態》一文中提出,戰爭就是國家之間對於主權與社會契約的攻擊。在戰爭中,參戰國家的終極目標就是改寫敵國的憲法,即國家存續所仰仗的基本秩序。日本歷史學家加藤陽子援引盧梭的觀點指出,戰後日本在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指揮部(GHQ/SCAP)的指導下頒布的新憲法即為一例:二戰結束後,戰敗國(德國、日本)的憲法——或者說是最根本性的社會秩序——需要以戰勝國(英國、美國)的議會制民主為範本進行修正。當然,對於日本自身來說,頒布新憲法也刻不容緩,這是因為當戰爭帶來大量傷亡、全社會都面臨劫後餘生從頭再來的境遇時,國家需要與國民制定新的社會契約,為國民提供新的願景和目標。

「國政源於國民的嚴肅信託,其權威來自國民,其權力由國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國民享受。」《日本國憲法》的前言堪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一美式價值觀的翻版,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正文第一條就是關於「象徵天皇制」的內容。學界普遍認為,天皇制之所以被保留下來,是因為當時駐日盟軍認為這將有利於戰後日本的秩序恢復。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在與上野千鶴子和小熊英二的訪談中指出,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把天皇、文部省、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這明治日本的三大統治根基原樣保留下來,沒有改變培養領導者的方法,在統治和經濟方面被證明是有效的。

然而這樣做的弊端就是日本缺乏戰後清算,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日本的戰後轉型和身份重建。除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被控告和處決的甲級戰犯外,還有數千名級別低的施害者因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犯下戰爭罪行被控為乙級和丙級戰犯。然而日本沒有進行全國性的清算:昭和天皇裕仁作為戰時日本總指揮逃過了起訴,包括軍隊、官僚、政府、商業人士在內的大部分日本人宣稱受到欺騙性的軍國主義政府誤導也未被追責。雖然成千上萬的平民因與戰時政府勾結而遭到整肅,但隨着冷戰在東亞地區的升級,很多人甚至在占領結束前便獲得了赦免。在鶴見俊輔看來,正是因為戰爭發動者沒有接受裁決,直至21世紀初,日本國會內仍然有很多人認為二戰中日本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

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日本的官僚體制和政治精英大體被保留下來。鶴見俊輔指出,從明治時代起,在東京帝國大學等名校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便開始大規模進入政壇掌握權力。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政治共識:通過考試進入名校,以第一名的身份畢業,掌握歐美先進知識的人才有資格參政。鶴見俊輔將之批評為日本知識分子的「第一病」,即對時代主流觀點亦步亦趨,缺乏批判思考能力:

「在自由主義流行的時候就寫上自由主義的標准答案、軍國主義流行的時候就寫上軍國主義的標准答案,都是這樣的人們成了領導者。」

逃過戰後清算後,右翼政治精英又跟隨最新的趨勢「變節」,轉向親美。對此持嚴厲批判態度的鶴見俊輔認為,日本政治精英往往空有爭強好勝之心,但缺乏實干和遠見,「說想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當了之後要做什麼呢,誰也說不出來。」

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日]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 著 邱靜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6月

在政治精英的基本構成戰後未被打破的情況下,日本政壇較為保守,傾向於維持現狀。《泰晤士報》亞洲主編理查德·帕里觀察到,盡管日本具有成熟民主國家的一切要素——成文憲法、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多個政黨和清明選舉——但日本的政治生態卻缺乏活力,至今仍未建立起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多黨制。他指出,日本的民事司法體系與民主一樣,從表面上看無可非議,但「這一體系的核心偏向維持現狀以及支持它的私人和公共機構」。

在紀實作品《巨浪下的小學》一書中,帕里深入調查了3·11東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後發生在宮城縣石卷市雄勝町釜谷村的一起悲劇事件,並得出了上述結論。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引發海嘯沖擊追波灣,位於河道沿岸的大川小學因疏散不力,造成包括師生在內的84人喪生,被洪水圍困的78名孩子中只有4人生還。在事後的調查行動中,悲傷憤怒的家長們發現政府官員們一再掩蓋疏散措施的漏洞,把事件定性為意外而非人為的悲劇,藉此推卸學校和政府的責任。石卷市政府或教育委員會沒有一人因此事故被解僱、處罰或正式批評。即使大川小學的家長們於2016年打贏了與石卷市政府的官司,獲得了超過1000萬英鎊的賠償款,仙台地方法院也未在判決詞中要求校方和教育委員會的相關人員擔責。

「那是一種保護組織免遭外部攻擊的本能。面對無可辯駁的指責,個體縮成一團,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下。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現在,他們的面孔從事件中消失了。他們的忠誠是為了更崇高的事業,遠比公共責任或個人尊嚴更崇高——為了保護組織聲譽免受進一步損害,最重要的是保護其免受法律制裁。」

日本官僚體制的自保傾向和政治精英逃避戰後清算,在多大程度上共享着同樣一套內在邏輯,或許有待商榷,但官僚體制拒絕承認個體失誤或系統性的制度失敗並為此擔責,的確違背了戰後日本與國民達成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契約。這亦對日本人的政治參與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巨浪下的小學》

[英]理查德·勞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譯

新經典/文匯出版社 2019年10月

「不愛國」的國民:冷漠的日本民眾與停滯的政治生活

帕里發現,在海嘯發生後,倖存者迅速自發組織起來展開自救,在巨大的災害危機面前,日本社會依舊保持着井然秩序。從表面上來看,這是人人稱道的堅忍不屈的日本國民性,但帕里卻認為,這實際上也意味着日本國民對政府期望過低,長久來看對民主制度有害。

「在談及議會政治時,人們的反應則經常是冷漠和厭惡,而且最重要的是令人倍感無力的順從。人們似乎都在說:我們的領導人很糟糕,可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害,而日本人就是無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響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無助地接受和容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局面的造成亦和日本二戰戰敗有着脫不開的關系。加藤陽子在《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一書中指出,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民眾一直試圖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國內的民生改革,期望形成能夠真正代表民意、實現政權有序更迭的政治體制。這其中有選舉權不斷擴大的結果——從甲午戰爭(1894-1895)到日俄戰爭(1904-1905),日本政府為了籌措戰爭資金不斷上調稅率,這也在不經意間擴大了擁有選舉權的人數(根據1900年修訂的眾議院選舉法,繳納直接國稅10日元以上者擁有選舉權),上層階級之外的日本人也開始對政治參與有所期待,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表達和尊重。

然而,在二戰前日本的政治體制之下,那些呼籲以改革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既存政黨、貴族院、樞密院等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下無法實現,這導致許多民眾開始轉向支持看似有誠意推動民生改革的軍部。加藤陽子指出,到1930年,日本全國約一半就業人口為農民,此時25歲以上的男子已有選舉權,普選也已經舉辦了三次,但即使如此,保障農民權利的法律仍然不為帝國議會所重視。更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波及日本,受沖擊最大的就是農村地區,農民迫切希望獲得政府補助、低息貸款等政策,然而當時的執政黨不為所動。只有軍部提出了救濟農民、國民保健、勞動政策等民生計劃,這對當時的日本民眾來說的確極具吸引力。然而被大多數人忽略的一個事實是,軍部之所以勾勒出這些美好的藍圖,是為發動戰爭做好准備——農民占日本勞動人口的半數,又是主要募兵來源。軍部在分析一戰德國戰敗的原因後得出結論,只有妥善組織國民才能防止國家在戰時從內部崩潰。歷史證明,日本悍然發動戰爭非但沒能給日本國民帶來他們滿懷期待的改革,反而將其拖入了毀滅深淵。

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

[日]加藤陽子 著 章霖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1945年,日本在投降後失去主權,被戰勝國占領達七年。在此期間,戰勝國幾乎對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政府到法治,從經濟到教育——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日本政府在二戰期間行事不計後果,極大地辜負了人民的期望」的概念隨着戰後教育系統的灌輸深入人心。橋本明子指出,盡管日本歷史教科書長期被外界指責為淡化日本戰時罪行、強化日本作為戰爭受害者的心態,但課本中講述的戰爭故事依然讓戰後的年輕人了解到了人民慘遭國家背叛的巨大悲劇:

「那些把命運託付給國家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身為國家的子民,卻遭到了國家的大規模背叛,而且到最後,國家甚至已經准備好犧牲他們了。」

這一方面將日本的戰敗文化轉化為了與德國的「贖罪文化」不同的「和平文化」(日本人意識到只有在和平狀態下國家才不會隨便拿捏國民的命運),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國民對國家的不信任感。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戰後年輕一代政治熱情的高漲與退潮。1960年5月19日,首相岸信介強行表決通過日美新安保條約,允許美軍駐扎日本,使用日本當地設施。在美國正參與越戰、二戰結束才滿15年的背景下,該條約引起了日本民眾對「日本將再次捲入戰爭」的恐懼。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以來一直罔顧民意的記憶依然鮮活。鶴見俊輔指出,戰後選舉權的進一步擴大(投票年齡降至20歲,女性也在名義上獲得了選舉權)讓人們產生了「政府應該聽取民意」的想法。這帶來了1960年代日本風起雲涌的學生運動,其中最知名的就是「60年安保」抗議和「全共斗」(1968-1969)。在小熊英二看來,支撐着學生運動的,是戰後日本始終存在的「不能拋棄為大義而赴死的純真的少年少女們」的倫理。

然而進入1970年代,左翼學生運動變質淪為暴力沖突和派系內斗。1970年3月31日,日本新左派的一個地下分支「赤軍派」成員攜帶武士刀、手槍和炸藥劫持了一架從東京飛往福岡的日本航空班機飛往朝鮮。更令全日本社會震驚的是1972年2月的「聯合赤軍」事件。該團體在長野縣淺間山莊與警方交戰,殺死了一名警察和一個平民。更恐怖的是,該派系領袖在被收押時承認,他們在幾周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在山莊內處決了14名組織成員。同年5月,日本赤軍又攻擊了以色列羅德機場,造成26人喪生。極端學生團體的恐怖行經澆滅了日本年輕人的政治熱情。小熊英二指出,在「聯合赤軍」事件後,為了某種理念去死的「為公」思想退潮,讓位於「利己」思想。恰逢19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消費社會興起,日本人對政治的興趣不再能和對物質的興趣相提並論。

在今天,日本是國民國家意識和愛國情感最淡漠的國家之一。橋本明子援引相關調查指出: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在全球135個參與調查的國家中日本位列127;只有54.2%的日本人宣稱為國家感到自豪,在受調查的74個國家中排71位,且這種趨勢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以及女性身上更為明顯;在高中生中,為日本國歌、國旗感到自豪的人數在11%-13%之間徘徊,遠低於美國的54%-55%和中國的48%-50%,表示對自己的國家沒有驕傲感的日本高中生(48.8%)比例也高於美國(37.1%)和中國(20.3%)。「這種對國家的疏離感和懷疑態度,呼應了戰敗後的日本社會經歷的那種影響深遠的信任危機,」橋本明子寫道。

從二戰到3·11大地震 日本人為何對政治疏離又懷疑?

《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

[美]橋本明子 著 李·鵬程 譯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7月

帕里認為,近年來日本領導層與民眾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缺乏能夠獲得民眾信任、具備能力和遠見的優秀領導人,這無異於一場嚴峻的民主危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時任首相菅直人在福島核事故問題上處理失當,支持率大跌,當年9月不得不引咎辭職,自2009年9月起首次成為日本執政黨的民主黨也在選舉中接連敗北。2012年,安倍晉三攜戰後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重回政壇中心,直至今日。帕里觀察發現,許多投票給安倍的選民既不喜歡他也不認同他——他對核能的支持、對二戰歷史的右翼立場、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因此在東亞地區引起的反感都令人憂慮——然而他是唯一一個能夠給出切實經濟恢復政策的候選人,這讓很多日本人覺得別無選擇。

對於「不愛國」的日本年輕人來說,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在於,他們必須面對生活在一個經濟和地緣政治上都充滿不穩定性的時代的嚴酷現實。自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的經濟前景一直不甚明朗,企業不再能提供終生就業的保障;與此同時,東亞地區的經濟與政治格局也在發生急劇變化,中國的崛起打擊了日本的自信心,各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則加劇了東亞地區內摩擦的可能性。

日本正是帶着這樣的歷史包袱進入了令和時代。出路何在?在帕里看來,日本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政治冷感,重拾個人權力意識,向權威發起沖擊,而不再是默默忍耐。站在「令和」之初遠眺未來,這樣的一天有可能到來嗎?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