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軾的十個秘密

蘇東坡是個完人,幾乎無可爭議。不過我們對他的瞭解可能過少了,大家論及蘇軾,無外乎《赤壁賦》;明月夜,小松岡;又或者是,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今兒我們不從文藝的角度看,而從政治的角度透視他的一生,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認識和啟發。

我看他的政治生涯,就一個詞兒:悲喜交加!蘇軾為官的時候,恰逢王安石變法,結果這傢伙新黨舊黨全都敢得罪。先是認為王安石變法太激進,反對!後來覺得司馬光盡罷新法太過一刀切,又是一個堅決反對!所以屢遭貶謫,是謂悲劇。

但喜的地方呢,是因為在外放的路上功勳卓著:徐州抗洪、密州滅蝗、杭州修水利、定州整軍紀,每到一處,都是妥妥的政績一籮筐。

最誇張的是,任登州軍州事時,僅到任五天就又被調往京城,按照一般官員的尿性,五天還還不夠熟悉辦公室呢。結果他呢,五日遊就走訪調查出了當地軍政和財稅的兩大弊端,並分別上章提出改善措施。

為政之勤勉,可見一斑。

就算人生低谷的黃州惠州儋州,自己都被人虐成狗了,那也是拯救溺嬰、造橋鋪路、普及文化教育,從沒停止過為國為民發光發熱……

晚年蘇軾從海南遇赦北歸,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總結自己的人生信條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意思就是,要麼多做實事,有益於今時;要麼著書立說,啟迪於後世,絕不允許自己的一生才華空付,碌碌無為。

假設蘇軾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一直在中央做大員,他未必能造福於民,想想王安石吧,王安石就是在地方上太優秀了,提拔進中央,統轄全國的政改,結果變法弄得亂七八糟,甚至還留了不少罵名。

而差不多的才能,蘇軾乾的都是市長級別的事,當然得心應手。更何況,官場的陞遷,政治的歷練,讓他的人生境界屢屢攀升,從而滋養了自己的文藝,終究名垂青史,不可謂不是幸事。

1.北宋文科狀元,歷史最高分

蘇軾在皇帝的終極殿試中考了第三等,這聽上去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但事實上,第—等和第二等都是虛設的等級,第三等才是實際上的第一等,而北宋開國以來,只有一個叫吳育的人考到了第三次等,所以蘇軾的成績破了紀錄。

這場考試相當繁瑣,考生先要提交50篇論文,然後才是正式考試,考試面對的是洋洋灑灑好幾百字,問題接連幾十個,幾乎涵蓋了時政的所有方面,這可不是皓首窮經的書呆子能應付的,寫作技巧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場。

蘇軾的回答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個邊疆對策,問題是:現在邊境很安定,但軍隊還是撤不回來,這是為什麼呢,又該怎麼辦呢?

蘇軾先從剖析題目入手,說所謂邊境安定,其實只是假象。我們知道當時北宋的版圖不大,北方有遼國,西北有西夏。在蘇軾看來,遼國和西夏類似於以前的匈奴,那麼,歷史上是怎麼解決匈奴威脅的,最值得當代參考。考察歷史,要想制服匈奴,必須先通西域。

北宋要想打通到西域的通道,似乎做不到,因為靈州(寧夏靈武)一代,早已經被西夏占領了,而宋朝的軍隊又戰鬥力低下,不打仗還能嚇唬人,—打仗反而露怯。

蘇軾想出來一條奇謀:第一步要做的,是讓秦地(陝西省)獨立。蘇軾認為,陝西獨立之後,陝西人自己會去和靈州的西夏人打,宋朝不必干預。從此陝西是陝西,宋朝是宋朝,各過各的日子。

陝西變成了戰國時代的秦國,這對於宋朝來說,能得到戰國格局的全部好處,還能避免戰國亂世的害處,靈州的西夏人肯定打不過獨立之後的陝西人。靈州人肯定熬不住,等他們熬不住的時候,就一定會歸順我們宋朝,這樣一來,就可以考慮下一步通西域的安排了。

陝西人的戰術可以非常簡單,集中壯勞力在邊境屯田。屯田是以耕養戰、自給自足的好辦法,屯田的壯勞力拿起鋤頭是農民,放下鋤頭,拿起弓箭,就變成 了士兵。這樣一來,就避免了 「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的困境。(這個認識,在他以後治理邊境城市的時候,用上了)

蘇軾這個辦法無論是高明還是愚蠢,至少在今天看來足夠驚人。更驚人的是,這樣的言論非但沒有被北宋朝廷治罪,反而給蘇軾贏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分。

這就是讀歷史讓我們開闊眼界的地方: 今天我們對於領土、主權的觀念是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而成型的,在蘇軾和他的同時代人看來,土地是為人服務的,如果丟掉一塊土地能讓人的 生活變得更好,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2.蘇軾,蘇轍名字的由來

這就不得不說到他爹,蘇洵。老爹蘇洵運氣不好,屢次落榜,好在家底還算殷實,讀了一肚子書之後,在家里帶孩子。

很多家長到了蘇洵的這個地步,都會把自己未完成的心願強加在孩子身上,但蘇洵不太一樣,一方面,他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認真讀書寫文章,把自己活成表率,另—方面不對孩子做過高的要求,這事通過取名便能看出這位老父親的良苦用心。

蘇軾的「軾」和蘇轍的「轍,都是車字旁,本義都和車有關。

軾是車上的一個部件:人站在車廂上,面向前方,手扶的橫桿就是軾。蘇洵說,車輪、輻條、車軸等等都是重要的車身部件,功能意義很強,只有軾好像什麼用處都沒有,但一輛車如果沒有軾,也就不是一輛完整的車了。

轍是車轍,車跑起來都會留下車轍, 車轍對於車子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即便車翻了,馬死了,車轍永遠安然無恙。

翻譯過來,就是你倆要「享受人生,平安幸福」。這不比什麼建軍,建國,騰飛強多了?

恐怕家長會覺得督促孩子讀書很重要,蘇洵為什麼話里話外的給孩子泄氣?很簡單,如果家長不學習,孩子很難喜歡上學習這件事,因為家庭教育身教大於言傳。蘇洵整天閉門讀書思考,也不再為了科舉考試,蘇軾和蘇轍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耳濡目染長大的。

讀書一旦擺脫了功利性,眼界就會開闊,偏見就會弱化,理解也會更加深刻。蘇家父子博覽群書,今天我們讀「三蘇」的文章,會發現他們的風格非常接近,蘇軾的某些新奇觀點 往往能在蘇洵的文章里找到呼應。

3.沒有這二位貴人,蘇軾恐怕難以成就

我們知道,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領路人,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那蘇軾人生的貴人又是誰呢?在我看來有兩位,歐陽修和陳希亮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相當於文化部長+作協主席+各種文學大獎獲得者,當時是個什麼情況呢,天下都以駢文為美,而唐宋八大家(唐以韓愈為主,宋以歐陽修為主)倡導的古文運動說白了就強調寫的時候別太注重形式,要務實,但移風易俗的事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在老歐陽發愁的時候,三蘇來訪。

歐陽修嗅到了同類的味道,簡直失態。他認為蘇洵就是當代荀子,蘇軾更是後生可畏,直言自己應該走下文壇宗主的位置,給他讓路。歐陽修產生的同類感有多強呢,舉個例子,有一次擔任主考官的歐陽修錯把蘇軾的捲紙認定為他學生曾鞏的了,為了避嫌,本應判第一的文章老歐陽給判了個第二。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心胸豁達的歐陽修在這個位置上,如果沒有古文運動這股子東風,蘇軾進京大概會像他父親年輕時那樣,直接落榜吧。

第二個貴人陳希亮,熟悉他的人可能不多,你可以理解為他是市長,蘇軾是市長秘書,他是蘇軾的第一個職場上司。蘇軾當時的工作內容主要是處理公文,按照他的才華,做這些事太容易了,可是總是被老陳刁難,讓他改來改去。

有時候蘇軾求見的時候,陳希亮故意不理不睬,把蘇軾晾在門外。蘇軾越等越無聊,索性打了個盹。這件事竟然還有詩為證,詩的題目是 《客位假寐,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電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全詩的意思是:我去拜見陳大人,但他把我晾在門外,我是進又進不去,走又不敢走,只能幹坐著發獃。何止陳大人 把我忘了,連我自己都把自己忘了。

不過蘇軾也很快等來了反抗的機會:古人凡有興建,必有文章,有一次陳希亮修了一座凌虛台, 配套的文章安排蘇軾去寫。

蘇軾寫了一篇既很岀彩,也很煞風景的《凌虛台記》,大意是說,事物的興廢難以預料,從前這里是一片荒地,沒人能料到今天會興建一座凌虛台,而這座凌虛台今後會不會荒廢,又變回荒地,這同樣無法預料。

登台遠望,東南西北都有歷朝歷代著名宮殿的遺蹟,當初它們恢弘的規模百倍 於今天的凌虛台,但又怎麼樣,今天連殘磚斷瓦都難看到一塊了。凌虛台註定不能長存,人生的起伏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這些話既很掃興,又暗含著一點威脅。但這一次,陳希亮非但沒有生氣,反而 笑著說了一番話:「我把蘇洵當成兒子 看,把蘇軾當成孫子看。平時我之所以故意不給蘇軾好臉色,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就暴得大名,容易驕傲自滿,毀了自己,結果他卻對我有這麼大的不滿啊!」
態度表達清楚之後,陳希亮讓人把《凌虛台記》刻石立碑,一字不改。

就這樣,蘇軾和陳希亮冰釋前嫌,後來蘇軾被貶官到黃州,還為已故的陳希亮寫了一篇傳記。我們看,歐陽修幫助了蘇軾名滿天下,陳希亮及時的給潑了幾盆善意的冷水,陳希亮不可謂不高明,蘇軾不可謂不幸運。

4.蘇軾居然反對科舉改革,認為考詩賦就夠了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方案看起來合情合理,而且操作難度不大,主要內容就是取消詩賦考試,只 經義和策論。

表層原因很好理解,寫詩的才能不同於從政的才能,李白和杜甫都不是做官的料,所以考試的內容不如更加務實一 點

深層原因是,王安石面對的改革阻力實在太大,所以他才認為有必要親自編寫儒家經典的註釋版,天下人只要想考試做官,就必須認真學習王安石思想。

表層原因首先浮現,連反對派的精神領袖司馬光都表示贊同,偏偏蘇軾提出了反對意見。他所表達的那些深刻見解,即便拿到今夭來看,都能給我們很好的啟發。

蘇軾認為,追求實用沒錯,就文字的角度講,策論比詩歌有用,但是,就執政的角度講,策論和詩歌同樣沒用。他認為,考試能力和行政能力是兩事,所以考試到底考什麼科目並不重要,既然不重要,當然也就沒必要更改,否則只會平白興起很多波折。

設置科舉的首要目的是安定人心,給天下人一個向上的通道,讓那些有上進心的人可以把精力消磨在這里,免得生事,次要目的才是選拔人才。通道需要一個門檻,而這個門檻無論怎麼設置,目的就是暫時阻攔一些人。

至於攔住的是哪些人,放進來的又是哪些人,其實並不很重要。當跨進來的人獲得了行政崗位之後,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時候。

5.蘇軾更早的發現了黃宗羲定律

歷史學界命名過一個「黃宗羲定律」,這項定律的大意是:封建朝廷總有加稅的傾向,在常規稅收之外不斷巧立名目,徵收各種稅費。拿來命名這個定律的黃宗羲,是明清時期的思想家。

其實,蘇軾比黃宗羲更早地發現了這個定律,要論證這件事,還算得從王安石變法上說起。

王安石當時要解決的是富國強兵的問題,他主張必須利出一孔,方法有兩種:要麼擴大稅收範圍,加強稅收力度,要麼變私營為官營。

當時王安石舉的例證是漢武帝和桑弘羊。當時漢武帝也像北宋政府一樣,遇到過嚴重的財政困難。漢武帝啟用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完美的除了財政赤字。

在桑弘羊的新政里,最著名的就是鹽鐵官營。我們知道,食鹽和鐵器都屬於生活必需品,幾乎沒有需求彈性,無論價格高低,需求量都是基本固定的。誰也不會因為食鹽降價了每天就多吃兩勺, 也不會因為漲價就不吃,鐵器對於農民也是一樣的。

在王安石看來,商人才是最奸的,永遠都在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像政府,為了政治穩定的緣故,還會平抑物價,不會眼睜睜看著老百姓缺鹽少鐵。

蘇軾在這方面就務實很多,表現岀了真正意義上的真知灼見。蘇軾說,桑弘羊的政策不但不是成功先例,反而是前車之鑑,因為它的後果是私營經濟嚴重萎縮,盜賊橫行,天下幾乎大亂,所以到了漢武帝的接班人那里,才順應民意,逐步廢除了桑弘羊的政策,這才天下歸心,社會穩定。

蘇軾在萬言書里的原話有:「商賈之事,曲折難行。」正因為要賺點錢很曲折,很艱難,需要「多方相濟,委曲相通」,才能賺到翻倍的利潤。

一旦改為官營,首先需要設置龐大的官營機構,成本絕對高於私營,經辦的官員又不可能像私營商賈一樣用心,在各種環節里也免不了營私舞弊,所以同一件商品,官營的售價註定比民營的貴。

如果對於官營機構只看利潤,不看隱性成本,那就好比有一個為主人家放牧牛羊的僕人,偷偷用一頭牛換來五隻羊,他不告訴主人那一頭牛去了哪兒,卻拿那五隻羊找主人邀功。王安石變法取得的那些成績,和這五隻羊如岀一轍。

我們必須想到,在古代重農輕商的傳統里,王安石的看法更加符合直覺和常 識:商人並不創造財富,沒道理憑著囤積居奇和巧取豪奪就比農民和手工業者 賺到更多的錢,所以剝奪商人的利益實 在合情合理。

蘇軾卻能夠正視商業利潤的正當性,這在當時是何等的難能可貴。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蘇軾既不低估商人的道德感,也不高估政府的道德感。

蘇軾認為,一項制度的確立會產生長遠的影響,所以制度的設計者既不能短視,也不能一廂情願地把制度的執行人都想像成既善良又能幹的人,政府的人也有天然的為自己和身邊人謀利的衝動,這一點和幾百年後的黃宗羲不謀而合。

6.烏台詩案很冤,好在雷聲大雨點小

烏台指的是御史台,是古代的監察機關,蘇軾的案子送交御史台審理所以叫作烏台詩案,別看烏台詩案里有個「詩」字,但真正引起事件發酵的,卻是蘇軾寫給宋神宗的感謝信。

熙寧六年(1073年),蘇軾離開京城,到杭州擔任通判,大約相當於副市長。此後八年間,歷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大約相當於正市長。這樣的仕途軌跡,說明蘇軾的政治前途一片黑暗。

宋代的傳統是重內輕外,京城是內,地方是外。這種結構在熙寧年間,造成了很奇怪的貌似兩黨制的局面:執政的一伙人以王安石為首,聚集在皇帝身邊發號施令,推行新法;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被打發到全國各地擔任地方官,只能做些事務性的工作, 無緣參與國家大計。

在野的人無論熬多少年也進不了京,很難陞遷,執政的人也不舒服,因為他們的政 策要想推行下去,必須得到地方官的全力配合,但地方官里滿是被自己趕出去 反對派,誰會真心配合呢?

在新法實行的這些年里,地方官既有拒不配合的,也有陽奉陰違的,更沒少冷嘲熱諷,找一切機會讓執政黨不痛快,眼巴巴地等著他們失敗倒台。

元豐二年(1079年),43歲的蘇軾到州上任,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 表》。凡是新官上任,都要寫這種感謝信,但蘇軾這份感謝信,招來了一場牽 連廣泛、影響深遠的文字獄。

寫這種感謝信其實很難出錯,因為都有 固定套路:說到自己要謙稱不配,說到 皇帝要感激涕零,最後再表態說自己一到任就會好好幹,好好報答皇帝的厚愛。

蘇軾也是按這個套路寫的,文體還用到唐朝風格的駢文,今天如果混在《蘇軾 文集》里看,怎麼看怎麼都只是例行公事,但當時的新黨人士敏銳地挑出了毛 病,重點就在這兩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詩的字面意思是說:「皇帝知道我跟不上時代發展,僵化的老腦筋配合不來政壇新銳 的快節奏,但人老有人老的好處,就是不爰生事,皇帝一定是看中了這點,才讓我去做地方官的。」

同樣的意思在新黨人士讀起來,味道就變了,就變成了:「皇帝知道我耿介,從 不隨波逐流,沒法昧著良心追隨那些因為趨炎附勢和政治投機而平步青雲的政 壇新貴,但皇帝也能看到我不會為了追 求政績就沒事找事,折騰百姓,所以才 讓放心讓我去做地方官。

於是,犀利的諷刺招來了嚴厲的彈劾。蘇軾倒也沒做辯解,坦率承認諷刺屬

實。這時候的蘇軾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畢竟北宋政壇一貫開明、溫和,諷刺朝政不算多大個事。

問題是每個人都生活在關係網里,所以政治鬥爭總是拔出蘿蔔帶出泥,從一個節點總能牽出一張大網。在新黨眼里,蘇軾應該就是舊黨這張關係網里的最好下手的節點:他的交際面很廣,人很閃光,還總是管不住自 己的嘴。

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學才華實在太高了,很能寫,很愛寫,蘇軾這樣的夭下第一才子,科舉高分紀錄保持者,詩文流傳度極高,藏都藏不住。這里有個社會原因,這個原因就藏在我們最熟悉的宋體字里。

宋體字最突出的特點是橫細豎粗,從這點就能看出,它是為木版印刷服務的:漢字橫多豎少,如果橫豎一樣粗,就很容易把字印糊,而且,木版有天然紋理, 刻版的時候,橫筆和紋理平行,輕鬆易刻,豎筆和紋理垂直,刻刀必須截斷紋 理,不容易刻出很細的豎筆。

這樣的字體,顯然是為木版印刷服務 的。之所以叫作宋體字,是因為明朝岀 版人從宋版書里學到這種字體,所以叫它宋體。宋體字是在宋朝的印刷業里萌芽的。宋朝的印刷業在技術上已經相當發達了,在管理上偏偏很不成熟,商人受到利益 的驅使,總會想方設法弄到蘇軾的作品刻板印刷,出書賺錢,這既不必經過蘇 軾本人授權,也不必經過朝廷審批。

正是因為北宋印刷業的發達和寬容的言論環境,導致譏諷時政的文字傳播迅 猛,給中央政府製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蘇軾接下來的被找到的罪狀,就是杭州書商刊印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里,「元豐”是宋神宗的第二個年號,這里表示出版時間,「續添」相當於今天的增訂,「子瞻」是蘇軾的字,稱字表示尊敬,「錢塘」是杭州古稱,「錢塘集」表示這本書里收錄的主要是蘇軾在杭州期間的作品。

詩歌、文章對於古人來說,不僅僅是單純文學創作,更是最重要的社交媒介, 蘇軾的詩歌、文章當然也不例外,一旦從這些文字里邊把社交對象的名單整理 出來,就可以一網打盡了。

宋神宗看了這些罪狀,決定對蘇軾正式立案調查。不過宋朝是由政變建國,作風遠沒有明朝那麼狠辣,即便是詔獄,也要講究程序和制度,畢竟宋代法治是中國法律建設的一座高峰。

烏台詩案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誤解,認為從批捕、審訊、關押、定罪直到量刑全 是御史台一手操辦的,這就太小看宋代的法律文明了。御史台只負責到審訊為止,就連審訊也 不是御史台獨立完成的,皇帝還會從其他機構抽調人手,和御史台官員聯合審訊,稱為雜治,後面還有一系列的制衡措施,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所以我們會在烏台詩案里看到,雖然御史台的幾位官員咬牙切齒想治蘇軾的 罪,想要牽連更多的舊黨人士,但御史台並不能一手遮天,尤其是定罪量刑的事情並不歸御史台管,定罪歸大理寺。

這里宕開一筆,古代的司法精神不是「依法治國」,而 是「以法治國」。依法冶國」意味著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而「以法治國’意味著皇帝運用法律治理國家,所有人在法律之下,但皇權在法律之上。

本質上看,「依法治國」的法是契約、 合同,「以法治國」的法是員工行為守則。在「以法治國」的傳統里,無論法典已經變得多厚,皇帝在任何時間的任何命令 都可以修訂法典里邊的任何條文。

所以作為法律領域的官員,僅僅熟讀法典是不夠的,還必須不斷更新知識,研 究皇帝下達過的各種指令,遇到拿不準的地方,只能暫時懸置,等候皇帝定奪。大理寺給蘇軾定罪量刑,就是這樣—種局面。

大理寺從蘇軾的供狀里總結出三條罪 名,大體上說,一是與皇親國戚王詵有不正當的錢物往來,二是受審期間不肯老實交代問題,三是誹謗朝政,罪名定好了,就有相應的量刑,這三條都挺重的,但是,其實沒那麼嚴重,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宋代量刑不搞累加,如果犯人有兩項罪名,各判八十大板和一百大 板,那麼並不會合計打一百八十大板,而是只罰最重的罪名,只打—百大板;二是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銅來抵罪,銅是硬通貨;三是官當制度,犯罪的官員可以拿自己 的職稱抵罪。所以七折八扣下來,蘇軾只要降職來抵消兩年徒刑就可以了。

更好的消息是,因為宋仁宗皇后去世的緣故,朝廷照例舉行大赦,蘇軾連降職 都不必了。御史台當然不能滿意,他們辛辛苦苦從檢舉到拘捕再到審訊,忙活了一場,難道眼睜睜看著蘇軾安然無恙地回去?

最終,宋神宗為烏台詩案給出裁決,聖旨原文是: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所謂「依斷」,就是認可大理寺和審刑院的意見,但重要的是後面這個「特責」。是皇帝對蘇軾加以特責,意味著宋神宗雖然認可大理寺和審刑院從法律層面的判決, 但自己覺得不能就這樣輕饒了蘇軾,必須貶他的官,扣他的錢,讓他「流放」到黃州。

7.「東坡居士」的由來

經歷過烏台詩案之後,蘇軾被貶到黃州,今天的湖北黃岡。蘇軾在這呆了四年,成就了我們熟悉的那位瀟灑飄逸、以苦為樂、文采飛揚的東坡居士。

蘇軾落腳黃州,地方官經常擺酒設宴請他大吃大喝。他畢竟是個傳奇人物,天下第—才子,犯的罪也不是什麼貪污腐敗、賣國求榮,只是文字獄而已,很容易贏得知識分子的同情。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前途上,眼前也並不是一片黑暗。新法已經推行了很多 年,弊端人人都看得見,就連王安石都被迫下野了。

到黃州的第二年,有人幫著蘇軾向當地政府申請到城東的一片荒地,大約幾十田。蘇軾開始自耕自種,補貼家用。他把這片田稱為東坡,給自己取了名東坡居士。從此,中國文學史上就出現了蘇東坡這個光彩的形象。

東坡這個名字,不僅僅來自地理方位,還和白居易有關。白居易被貶到忠州的時候,寫詩經常吟詠東坡。蘇軾作為白居易的仰慕者,自然熟悉這個典故。

從黃州開始,蘇軾把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出了美感,一直到後來被貶到海南,蘇軾把自己活成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標竿,讓人欣賞、仰慕、傚法。

8.蘇軾是在黃州自創的豪放詞

大家對《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詞不陌生,但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一個很蹊蹺的地方。

詞牌叫《念奴嬌》,顧名思義的話,應該是嬌聲嬌氣的才對。但讀第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你就可以感覺出來,它的慷慨蒼涼,跟詞牌非常不搭。

的確,正是蘇軾,把宋詞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引向了蒼茫寥廓、壯懷激烈。

所謂念奴,是唐代開元、天寶年間一名最當紅的女歌手。大約到了唐朝末年,《念奴嬌》的詞牌已經成型,那時候文人為《念奴嬌》的詞牌填詞,詞句大多是「相思能幾何時,料歸期不到….

顯然,在蘇軾手里,內容和詞牌已經徹底脫節,它的深層含義,意味著詞向著詩的方向發生了轉型。

懷古的內容原本屬於詩的領域,但蘇軾就是這樣無拘無束,在念奴嬌里做赤壁懷古,把詞當詩來寫。哪怕只看遣詞造句,也能發現重複的字接連出現,比如大江東去,江山如畫,一樽還酹江月,一個江字竟然出現了三次,這本是寫詩填詞很忌諱的事情,但是天才般的蘇軾根本不管。

需要說明的是,黃州赤壁並不是發生赤壁之戰的那個赤壁,而那句,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也不真實,赤壁之戰發生時,周瑜和小喬都是結婚多年的老夫老妻了,羽扇綸巾也並不是三軍統帥周瑜的扮相,最多是諸葛亮的扮相。

蘇軾又一次信馬由韁,寫自己心中的周瑜。這樣一位周瑜,年紀輕輕,新婚燕爾,志得意滿。周瑜的赤壁勝利當然來得半點都不輕鬆,但蘇軾偏要把它想得很輕鬆,反襯出來的是:自己明明也有滿腹才華,為什麼建功立業 就格外的難,都一大把年紀了,卻不進反退,被貶到黃州,無所事事,只能故國神遊了。

蘇軾在一番神遊之後只有嘆息:人間如夢,灑一樽酒,完成了一個簡單的祭 奠。酹的本義是一種祭奠儀式,那麼問題來了:蘇軾的祭奠對像是什麼呢?是周瑜嗎?是如夢的人生嗎?是既瞬息萬變又永恆不變的長江和明月嗎?我們不得而知。

這樣的結尾,就像「無語立斜陽」之類的結尾一樣,百感茫茫卻無從說起。所以,我們理解這首詞,理解豪放派,也要從粗中看到細,從雄心中看到柔情,不要被開篇的大江東去這樣的簡單豪情所迷惑。

9.蘇軾罵過王安石是奸人

儘管王安石年長蘇軾15歲,但是他看問題或許比王安石更深刻。蘇軾的萬言書里有一段分析「內外輕重」的內容,特別能夠 見出蘇軾的深度。

蘇軾總結出一個規律: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臣問 鼎之憂。意思是說,在外輕內重的格局里,皇帝身邊容易出現奸臣弄權,皇帝形同傀儡;在 外重內輕的格局里,地方諸侯容易擁兵自重,不聽中央號令,甚至興兵造反。

北宋建國,把唐朝軍閥混戰當成前車之鑑,做成內重外輕的規劃,全國財稅由中央政府統 一管理,京城一帶駐紮著規模驚人的由中央直轄的禁軍

在這樣的結構里,任何一名地方大員都 沒有足夠的實力搞叛亂,但是,怎麼才 能避免皇帝身邊有奸臣弄權呢?宋太祖皇帝其實想到了規避辦法。這個辦 法,就是台諫制度(職業挑刺,且無性命之憂)。

蘇軾說王安石利用人事操作,把台諫官員一一換成自己的支持者。長此以往的話,皇帝就被孤立了,外輕內重的弊端就要顯形了。這真是很深刻的見解,但是,當我們站 在王安石的一面,就會發現他也有自己 深刻的無奈。

全盤推進新法,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壯舉,如果領導班子心不齊,那麼單 是為一個提案就能被台諫官磨折好幾個 月,王安石就算忙到退休,變法也推進不了幾步。

我們看歷朝歷代,凡是雷厲風行的改 革,一定會從集權開始;凡是走流程,搞民主的,都沒效率。

這方面我們倒可以看看古羅馬的制度:古羅馬的共和國體制是一種精英民主制,元老院集體治國,而一旦遇到緊急情況,特別是迫在眉睫的的戰爭,元老院就會提名一位獨裁官。

獨裁官的任期是被嚴格限定的,最多只有六個月,因為當時打仗通常都會在六 個月內結束。這六個月,相當於國家進 入緊急狀態,獨裁官握有空前的大權, 令行禁止,而任期一滿,一切又會回歸常態。今天歐美國家的「國家緊急狀態」制度就 是從古羅馬的獨裁官制度演變來的,

10.蘇軾有著驚人的治軍才能

我在翻閱資料時看到,蘇軾的在定州(河北境內,與遼國接壤)任職時,有很多讓我驚訝的地方。蘇軾剛到定州上任時,看到的是無法無天的定州,尤其是軍隊系統,貪污腐敗,無法無天,還有索性做了土匪的。

蘇軾忙著抓捕,判案,整飭秩序,同時還要解決軍人的住房問題。當地的軍營本來就很簡陋,再加上年久失修,幾乎就沒法住人了,一多半的軍人和軍屬都在貧困線上掙扎。這樣的軍隊,怎麼能有戰鬥力呢,又怎麼能指望他們遵紀守法。

所謂首要的問題是修繕軍房,而修房就要經費,但蘇軾竟然一分錢都不跟朝廷要,因為要了要不來,他換了一個方式,跟朝廷要171道空名度牒(出家人的執照)。

古代中國所謂出家,會被免除苛捐雜稅,所謂對國家來說,每發出一個度牒,都相當於國家永久少了一個交稅的勞力,所以度牒很貴(相當於把一次性該做的徭役賦稅一次性、優惠性買斷)。經過計算,賣掉171算度牒的錢就夠修繕軍房了。

硬體初步提升了,軍心初步穩定了,那麼下一步蘇軾做了什麼呢?原來他做了很多軍事諜報工作,發現近年來定州遇到的侵犯並不是遼國存心挑釁,而是隨著遼國的衰弱,它對境內其他部族的控制力降低了,他們境內天天打仗,雙方散落的小股部隊有時候會流竄到定州境內,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

而宋遼邊境已經和平幾十年了,宋朝的邊防軍已經毫無戰鬥意志和戰鬥力,解決方案貌似重新操練就行了,但是蘇軾考慮的比較深:一旦大規模操練起來,遼國一定會懷疑宋朝準備開戰,這種沒事找事的動作決不能搞。而且就算假以時日真的能把兵練好又能堅持多久呢,也許地方官一換人就人亡政息了

蘇軾從保衛家園入手,依靠當地人解決問題。這就需要說說禁軍的戰鬥意志為什麼不高了,那就是古代人的國家觀念遠不如現代人,很多老百姓的精神凝聚力主要來自於鄉土意識。禁軍來自全國各地,與其說是保家衛國,不過說是吃糧當差。

如果戰局有利,人人都能奮勇爭先,為的是立功受賞,混個集體二等功什麼的,一旦戰局稍有不利,逃命才是頭等大事。通觀歷史,保家之戰最容易激發人的戰鬥意志。

所謂蘇軾把禁軍歸為唬人的後續部隊,把當地民兵當成先鋒軍,通過政策激勵民兵。這樣再有戰事,民兵為了保家沖在前,禁軍看到局面可抗衡,隨之而上。

結語:宋朝的政治體制可以說是溫和的,開明的專制,宋朝有祖宗家法,士大夫不能殺,提意見的也不能殺。所以我們看到,新舊黨爭一直糾纏,是有底線的鬥爭,失敗的一方總能捲土重來。對於蘇軾的一生來說,不幸的是,捲入了黨爭,不幸中的萬幸是捲入了宋朝的黨爭漩渦。他所遭受的苦難,無論是往前對比漢唐,還是往後對比明清,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來源:kknews關於蘇軾的十個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