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沈昌文:《讀書》雜誌創刊前後

澎湃新聞記者從出版人俞曉群獲悉,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於今早去世,享年90歲。「今晨六時許,女兒發現,沈公睡去」。俞曉群說。

本文選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傳》,謹以此文紀念沈老先生。此文由沈昌文口述,張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本文有刪節。

紀念|沈昌文:《讀書》雜誌創刊前後

沈昌文 來源:北京晚報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們的文化領域中,思想是非常複雜的。在人民出版社來說,跟我比較談得來的是范用。他有個想法,打算辦一本《讀書》雜誌,要我來,並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找誰。他已經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還要有具體幹活兒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這樣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對,因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較積極地參加了一個造反派組織。我們去幹校勞動改造的時候,她沒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當時已經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風得意。到了審查「五一六」問題的時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個目標,被隔離反省了三個月。此時,她剛出來不久,主任職務也已經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范用想找她來,就問我的意見。據說董秀玉所屬的造反派的一大問題就是整過三聯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間人民出版社的一大問題就是三聯問題。所謂三聯問題,主要是鄒韜奮被認為是個資本家,三聯書店是資本家的企業。儘管我和史枚編的「大事記」不這麼說,但是有人這麼認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來參與《讀書》雜誌的。為什麼呢?大家在「文革」期間都做了很多應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為不是由衷的,和惡意為之是兩碼事,你不能把這些都算到人家個人帳上。你也知道,當時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說三聯是資本主義企業,我一定會擁護,一定要表態響應的。事實上中央還沒有表態到這個程度。當時爭來爭去,無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偉大領袖指到哪兒,我們就打到哪兒,無所謂事實不事實。她只不過隨景參加過一些調查工作,如此而已。我瞭解她的人品。所以范用問我,我就表示贊成她來。范用採納了我的意見,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邊。

《讀書》雜誌是個很古怪的結構。我在回憶文章中說,這是個巧妙的設計,是高人設計。高人是誰呢?講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設計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刊物,說是在人民出版社里邊,由他領導。可是,機構名義是屬於當時的國家出版局的。刊物主辦者是國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編輯部設在人民出版社。這樣,人民出版社就管不著了。很明顯,當時范用在一些問題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領導想法並不一致。主編呢?又是跟國家出版局研究室毫無關係的陳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來兼任《讀書》雜誌的副主編。這個單位就成了幾不管的了。范用做什麼事,就可以說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說是陳翰伯的意思、陳原的意思。編輯呢?除了董秀玉一個人是三聯的,就是史枚。史枚是執行編輯,馮亦代是執行副主編,是從民盟請來的。然後又找了一些知識青年,吳彬就是那時候由吳祖光介紹來的,她當時還是個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齡上也是個小毛孩子。曾彥修也介紹了人來,當時要找工作的知識青年特別多。

我沒有參加《讀書》創刊前後那一段的工作。我當時是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的主任,等於半賦閒的狀態。范用是碰到個別問題時來問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黨委委員,分工管《讀書》雜誌的聯繫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實際上都是他指揮的,他安排的。當時的這些事,我在回憶文章里不好寫。不好寫的事多著呢!以後會慢慢說。

《讀書》創刊之初,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這個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調來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來當編輯的。那時候,吳彬他們連助理編輯都還不是,董秀玉才能當助理編輯。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陳原,再上面是陳翰伯。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實際上他是靈魂,都是聽從他的指揮。他的作用「瀰漫」在整個編輯部里。

那時,我還沒去,我也沒想去。我跟范用說過,我想到商務。因為我喜歡搞外語,王子野一直鼓勵我學外語。另外我跟陳原比較熟,商務的一項主業就是外語。

到了1980年初,《讀書》雜誌已經辦起來半年多了。我去「商務」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內部已經明確了,就差正式宣佈了。范用來找我談,要我到《讀書》去。我問他原因,他語焉不詳,只說《讀書》現在缺少一個中層的骨.需要一個人來幫他擺平日常的局面。我說,我考慮一下。我所謂的考慮,就是去問陳原。陳原說,既然這樣,那你就去《讀書》。

我記得,我編的第一期《讀書》,是1980年的5月號,3月發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確是缺少一個調節關係、起潤滑作用的角色。當時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很大的一個功勞,就是《讀書》雜誌創刊號上的《讀書無禁區》。那篇文章的標題是他改的,作者原來的標題要軟一點,叫「讀書也要破除禁區」。他說要「破除禁區」,沒有說「無禁區」。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讀書無禁區」。他堅持這樣的想法、做法,誰都不能改變。可是辦雜誌的人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能改變,這樣辦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個能發揮潤滑劑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較談得來,跟陳原也比較熟,可能會好一些。我去之後,也確實做了一些調節工作。

《讀書》創刊號除了《讀書無禁區》那篇影響很大,還有一篇,就是責備海關扣書太多的來信。批評文字總讓人家不高興,往往需要善後工作。所以,有這麼一個人,又是黨員,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於作檢討,不斷到上級機關去作檢討。我正好屬於這樣一個身份。為批評海關的事,我也確實去國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檢討。以後還不斷地出現被認為是有問題的文章,我就不斷地去作檢討。

我記得,李荒蕪的文章就惹了點麻煩。這位先生是老共產黨員,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紐約支部的創立人,或是領導人,總之做過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後就回來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譯過很多東西,也喜歡寫舊體詩,筆名叫「荒蕪」。他寫的一首舊體詩在《讀書》發表後,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這位朱先生用「鄧辦」的名義發來一篇文章,批評荒蕪,說這詩是反黨的。這下子搞得非常緊張。朱先生的批評文章已經發表在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內參」上了,寄來的意思是要我們在《讀書》雜誌發表,而且是一定要我們發表。好在我們雜誌的幾個老頭兒,堅持不發表。這樣,就不斷因為一些文章出現矛盾,像顧準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斷去應付這種事情,去作檢討,講一點「兩面光」的話。這是外部。

內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喬木同志對《讀書》雜誌好像是特別地關照。我在回憶文章里已經寫過我的這種感覺。究竟是為什麼這樣,我也弄不懂。

回過頭來說「內部」。《讀書》雜誌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內部也有分歧,有時候吵得很厲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動不動就說「要幹!」這老兄幹勁很大。當然也有反對他的意見。慢慢的,就在《讀書》內部形成了那麼一種局面:包遵信、史枚屬於要跟上面乾的人,你不准我說什麼我偏要說。陳原主張不這樣幹,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哪壺水不開提哪壺。意思是要避開鋒芒。陳原以外的領導口徑就截然不同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潤滑」難度越來越大。陳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圖。就這樣,我跟其他領導人就越來越遠了。他們當然非常不滿,說我簡直是「背叛」。因為按系統說,我不是陳原的人。我當秘書多年,最大的擅長就是能體會領導意圖。但現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程度。於是,從這個時候起有的領導就不斷批評我是機會主義。他們認為,對陳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開頂,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較忠實於陳原的。從我的個性說,我也比較喜歡陳原這樣的。於是,矛盾越來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應該說是《讀書》雜誌跟上邊的鬥爭很尖銳的一個表現。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說了不少,主要是主張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發財吧」口號。他知道我很關心革命史,尤其是做過「灰皮書」,看過不少內部材料,又懂俄語,能讀原著。史枚常同我討論俄共的黨爭史。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過,說史公惹了大禍,給中央領導寫了信,提出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黨委陳書記十分關心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說了不少,說完很氣憤地夾起書走了。想不到當天晚上,就高血壓病發作,導致腦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讀書》編輯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論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憶文章里說他是焦大,就是這個道理。可是,光靠這個辦刊物是不行的。我說不行,也許冒昧了,他們一聽會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認這樣會犯忌。必須要有另外的辦法,就是類似陳原教我的辦法。他教我的辦法很簡單,說穿了,一句話,就是引而不發。我們光提供材料,不作結論。《讀書》雜誌的讀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識分子,他們看了以後,自然會作出結論。

如果有這樣的讀者作了結論,來找我問。我就會說,這結論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沒這樣說呀!我說的可能還是馬克思的話、毛澤東的話呢。當時還沒有出現《歷史的先聲》。就是這樣的奧妙呀!我學到的就是這個辦法。我告訴你的,就是馬克思的話,恩格斯的話,英國、美國的歷史,法國的歷史。我們的讀者真是聰明,看了之後,馬上給《讀書》編輯部寫信來說哎呀!講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在《讀書》的時候,最喜歡的讀者就是那些在窮鄉僻壤的中學教師,極有見地。若是他們看到了,再有個二十來歲的,血氣方剛,就要行動起來了。所謂《讀書》的影響,今天看起來,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響吧。

為了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當年想了不少辦法,比如「《讀書》服務日」等等。為了做得好一點,也很注意聯絡知識分子。因為我們資源不夠啊。這些老先生都有資源,於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這樣做,也有利於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終不要讓矛盾過於尖銳。當時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講出來的,《讀書》雜誌內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贊成。這位小提出一個論點:辦成一個刊物並且光榮犧牲,就是它的歷程。意思是,辦刊物的人應當已經意識到,這個刊物很可能犧牲,儘管這樣,刊物還要辦。

不管怎麼樣,我在《讀書》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產生的一大後果,就是我跟陳原更熟了,他的許多事情都是我幫他辦的。我知道,在共產黨的領導同志那里,評判人有個「三步曲」,我在不少別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經到了第三步了。所謂「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線不對;第三步,品質不好。在陳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經是品質出問題了,很難挽救了。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要承認,那些老人家始終是幫助我、引領我走向出版事業的。特別是在1957年,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很可能被劃為「右派」。他們給我通了消息,讓我寫了大字報,不僅沒有被劃「右派」,而且還立了一功。以後他們也是不斷地幫助我。

這里就要說在改革開放時期恢復三聯書店了。「文革」時期不是說三聯是資產階級企業、韜奮是資本家嗎?到了1982年,不再這麼看了,胡繩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好像是寫給鄧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小組,專門做這個事情。組長是范用,副組長是許覺民。許覺民是范用的親家,林昭的舅舅。組員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從來愛做具體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歡只拉車,不看路,整個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時候,三聯書店恢復在望,討論的事情已經很具體了。有一天,在東四一帶的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聞出版署的領導,他對我說:老沈哪,你們三聯書店快要恢復了,現在想讓你當頭頭。我就問:怎麼讓我當頭頭?老范他們不是忙了很長時間了嗎?這位領導沒有講更多,我們就聊別的了。

後來我就打聽。直到現在,打聽到的事情,都沒有文字證實。據說一些老頭兒在三聯書店快要恢復的時候提了一個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聯書店自治。

上面採取了一個斷然措施,讓老幹部們立即退休,讓同老三聯的老頭們有一定關係而他們又認為比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變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號,我接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職務。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可以說是倉促上任。我想聘請范用為顧問委員會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約略知道了原因。

這樣,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聯書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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