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青年人為什麼會共情東北的衰敗?

本文節選自《對談東北文藝復興》文字稿

這一代青年人為什麼會共情東北的衰敗?

宗城: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我們會經常聽到東北文藝復興,但很少聽到像河北文藝復興或者西北文藝復興的說法。比如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大火,但我們也不會說福建文藝復興。從影響力來看,確實這幾年以東北作者為代表出的爆款非常多。所以,我就會好奇,為什麼偏偏是東北呈現出的東西容易在輿論場引起那麼大的共鳴?

恩惠:我能想到的一個原因,是東北作家,尤其是被作為「東北文藝復興」代表的幾位作家,他們的寫作具有高度的辨識度。鐵西區、艷粉街、大煙囪,永遠都是那種狀態,再加上媒體、電影、短視頻(東北是短視頻創作者的聚集地)的擴散,東北文藝復興的口號也就打得特別響。

宗城:東北的景觀是否呼應了今天普遍彌漫在青年中的一種失敗感?我們會發現,東北文藝復興出現的周期恰好跟90後、95後經歷的歷史的失落期是重合的。當人們談到東北文藝復興,人們其實往往談到的是下崗潮時期為背景的文藝作品,比如文學上的《平原上的摩西》,電影上的《鋼的琴》,紀錄片的《鐵西區》,然後像《野狼disco》,然後像今年又火了一首歌,叫做《漠河舞廳》,都是跟90年代的下崗潮,包括東北衰落背景有關,他們不會舉像遲子建的小說,或者說像蕭紅的小說。乃至今天其實也有東北女作家,比如像蘇方,她寫的都市情感小說,他們不會以這個作為文藝復興的例證,而是以下崗潮為背景的作品作為文藝復興的例證。

然後往往喜歡談論這些作品的,基本上是當下城市里面的打工人群體,他們對東北作品特別有共鳴。我就問他們為什麼那麼能打動你?他們就說這里面呼應了他內心的一種失落感,一種失敗的情緒,就是他發現自己真正步入社會之後,看到的圖景跟從前設想的是完全不一樣,他發現自己恰好處在一個歷史的停滯期乃至下滑的階段,這個不是他自己的奮斗能夠打破的,這個時候他產生了一種失敗感,使他對東北下崗潮的工人階級特別有共鳴,就哪怕他沒有真的經歷過東北的下崗潮,哪怕他可能也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說的那種車間工廠,鋼鐵廠那種工人階級,但是他對那種工人階級的倘若感特別共情,所以他特別喜歡那類作品。

這一代青年人為什麼會共情東北的衰敗?

徐鵬遠:我覺得當然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定是有關系的。它擊中了當代打工人的普遍焦慮,它是一種變相抒情,這種下崗,工廠的敗落,其實也寄託了年輕一代,包括所謂飄一代的一種歸因。我之所以要漂泊在外,是因為在我的家鄉當地已經沒有工作了,如果是當年有這些工廠,我可能就像我的父輩一樣,我就在當地就業了,我也就不用再去經歷我所有的漂的過程當中所產生的焦慮。

而且你說所謂沒有經歷過下崗潮,我覺得沒有經歷過。你要看他是親身經歷還是可感經歷,如果親身經歷的話,比如說對於更年輕的一代來講,的確他是沒有經歷過的,但是如果說是可感經歷的話,我覺得今天的很多人,至少在2000年之前出生的人,我覺得應該10個人當中可能8個,有9個都是經歷過的,因為我們當年的下崗。其實是波及到了中國相當大的城市人口的,我們可以去找到很多這種數據的材料支撐。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城市的就業大部分都是被安置在工廠里邊的,而今天我們還剩下多少這樣的工廠企業呢? 通過這樣一個對比,我們也可以想見有多少城市人口被捲入到了這樣一個歷史的浪潮中,所以我認為在今天的很多人當中,他都是有下崗的可感經歷的。 其實我們對於東北下崗的很多感受,是一種帶有想像的感受,甚至這種想像會產生一個偏差,可能還會用它來彌補掉對於今天的種種不滿,我們會把那樣的一個曾經的狀態,甚至會虛構成一個非常穩定、非常和諧,充滿人情味,甚至享有相當自由的一種工作狀態。這個狀態它不是真真真切的。但恰恰因為沒有親身經歷,我們會願意用那樣的一個帶有虛構性的想像,來慰藉我們對當下的種種不滿。

回到為什麼東北能夠形成這樣密集的關注,我覺得首先要感謝春晚,感謝趙本山,感謝范偉,感謝黃宏等等這樣的一批人。通過這十幾年的春晚,大量東北小品的存在,在我們今天的整個認知當中,包括我們的話語方式當中,其實形成了對於東北的種種元素的一種認知,而認知是構成對於這個區域的一個關注,和對於這個區域容易產生一個集群效應的很重要的存在。

比如說我們今天想到南方,我們一定會首先鎖定了江南這樣一個概念,因為大量的書寫已經構築了一個文化上的南方。提到江南的時候,我們會有很多關鍵詞,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江南的印象。實際上通過90年代的文藝,其實在當代的敘事當中,東北已經被很好地塑造出了這種條件,以至於我們今天再去理解,再去想像東北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和那個東西發生關聯,產生一個清晰的印象。

恩惠:我們現在的生活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我在看《張醫生跟王醫生》時,會感到我們所處的這種工作環境里面,有很多是跟書里面的現象是對應起來的,比如官本位、普通職工下崗、日常暴力,尤其是在整個環境內卷的情況下,年輕人會更加害怕被淘汰、被落下,這時候東北當年的下崗潮就成為一個移情的對象。其實每一個生活在這個環境里面的打工者,很多的工作人員也是整個環境的推手,但我們一方面是參與到社會規則的建構當中,一方面某些時刻又能夠抽身出來,來審視這些不對稱或者不公平的現象。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楚門有一點意識的時候,一開始那些演員們,大家都還是禁錮著他,每個人都還要想辦法把那些可能會暴露出這些問題的人驅趕掉,但是到後來,那些原來一心就只想看他一輩子怎樣過的,真的就是一個幫手身份的觀眾,突然就變得善良起來,因為他們擁有了審視,他們抽身出來,也許他們會想像到如果自己是楚門或者怎樣,他們最後是鼓勵他走出去。其實我們對東北的那些下崗員工,對東北的工人有共情的狀態,或者對任何的社會上一些現象,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經歷到,但我們總是會有一種審視的狀態。

宗城:恩惠剛才說到90後,其實我覺得90後或者准確來說,包括95後、00後,是一個分化很大的群體。一方面很多人會有一種特別大國自信的氣質,因為他們可能生活在一個國家發展的年代,他們會非常地愛國主義,充滿了對於全球化跟那種大國的氣質的一種想像。但另一方面青年群體又有很大的失落感,一種失敗的感覺,一方面是無法重建父輩的神話,另一方面會陷入到一種原子化或者說一種個人意義缺失的焦慮之中,這其實就尤其體現在今天對很多詞匯的討論,像內卷、躺平、摸魚什麼的。你會發現,就算是很多已經達到了碩士學歷的這種青年,他可能畢業之後,他依然會面臨一個人生意義的缺失,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也不知道在哪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實感。

另一方面是物質的焦慮,因為其實90後一代經歷了一個房價飛速上漲的時代。我前陣子還查了一下,比方說像上海的房價上漲速度,其實從2011年到2016年,是上海房價瘋漲的一個階段,反而是2018年到2022年,它的房價是平緩的上漲,甚至因為疫情一度回落。80後或者70後,他雖然也會擔心住房問題,但不會像現在那樣那麼的焦慮,但是恰好像85後、90後、95後趕上了,因為房價問題、生存問題,導致有一個特別大的心理焦慮。 至於在精神上,許多人會有一種空心化的或者無意義的感覺,這個時候他會尋求一種移情物,這個移情物既可以是東北的下崗的工人,也就是一種工人階級的失敗,同時也可以是其他的人。可能多年後回望,說不定別人也會把我們現在經歷了這個時期,作為一個新的集體下崗的範本。因為當然我沒有準確的數據,我發現我認識的好些人,他們都是在疫情的時候失去工作的,然後又重新找工作,如果真的統計一下這個數字,也許會非常驚人,但我們這里可能就不細講。

我們可以再進入到下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其實也談到了工人階級,包括《張醫生與王醫生》著重寫到工人階級。那麼我們會發現,其實工人階級有自己的文化的,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全民學習浪潮,而工人階級當時並不是一個被輕視的群體,他們反而有非常強大的號召力。可是在現在的輿論場,工人,尤其是傳統的製造業的工人,包括農民工群體,會被認為是缺乏文化的群體。那麼我會想問鵬遠老師跟恩惠,為什麼今天反而會產生這種工人階級沒文化的成見?這種差異感可能是怎麼造成的?然後在對這種文化的解釋權的背後,你們認為它可能又會體現出怎樣的問題?

徐鵬遠:我分兩個方面講,一方面當然比較正常的,我相信應該有許多討論都已經說過了。這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如何去定義文化,同時文化是由誰定義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按照在這種敘述里頭對於文化的那種定義而言,一方面工人確實與文化的關聯沒有那麼緊密。工人日常時間里繁重的體力活,導致他們相對缺少時間去從事文化創作,他們與文化的這種關聯不會像文化領域的專門從事者那樣有這麼緊密的關系。 這里我想要引用一本書,叫做《學做工》,它是關於英國的工人階級子弟受教育的研究,作者發現在工人階級子弟群體當中,會有一些讀書很好的孩子,但是更多的孩子,他們將敢於反抗學校文化,敢於去嘲弄學習成績的表現、行為視為一種男子氣概。所以它和工人群體的某種氣質有一些連接,但並不意味著工人與文化天然的絕緣,甚至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工人,他對於文化也有更加強烈的渴望,無產階級的自學者對於知識的渴望要強過所謂的貴族階層,而貴族階層里反而顯示出大量市儈的一些趣味。 另一塊比較少被談論到的一個問題在於:今天所謂的工人或者勞動者被視為缺乏文化的群體,某種程度上它就是一種事實,就是這樣的,為什麼?因為屬於勞動者或者工人的這種文化,已經經歷過被塑造又再次被剝奪的歷史過程。

作為勞動者,我們曾經在有可能會自發形成屬於他們的文化的歷史時刻,我們將所有的勞動者納入到了整個的制度規劃當中,然後打斷了他們自發形成的一個過程。在這樣一個新的框架之下,所謂的工人文化是在被政治塑造的、被整個制度所樹立、所建構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工人文化在整個市場化的過程當中,它再次被剝奪掉了,這種剝奪是兩個方面的被剝奪,一方面是曾經賴以生存的那樣一套制度不存在了,比如曾經在每個城市都可以見到的工人文化宮等等的一些文化空間,它不存在了,或者被改造成一個新的消費性文化空間。另一方面的被剝奪在於,社會關注的視角已經慢慢從他們身上轉移了,我們去關注其他的群體了,去關注其他的文化了,那麼他們處在一個不再被關注,不再被呈現的一個狀態。所以對於勞動者而言,屬於他們的那樣的一個文化,在我們的這個時代的這種缺失,實際上是一種被剝奪之後的一個再次的缺失。

恩惠:我曾經聽一位作家說起一個事情,她說給他們寄送快遞的快遞師傅,看他們天天就拿書,然後寄書的時候,快遞師傅覺得你們做出版的挺文藝的,有沒有什麼推薦的書,可以推薦給我們。那位作家老師只是很隨口的跟快遞師傅提了幾句,後來她發現快遞師傅真的在很認真地讀那些作品,而且還讀下去了。然後大概在他們那幢樓送了幾年快遞,那個師傅讀了很多書,而且還會從他的角度提出一些問題。 徐鵬遠:文化不是說書本里頭的知識就叫文化,不是這個劇場里邊的一段芭蕾舞或者一段古典音樂,這個就叫文化,而是我們把將文化視為一個廣泛的概念里邊,在這個里里邊它可能有屬於知識分子的文化,有屬於貴族的文化,它也有一部分是屬於工人的文化,我覺得工人文化的流失是一種事實,而這種工人的文化,我們曾經不管它是被塑造的還是是怎麼樣的,它曾經是存在過,但它在後來的歷史變革當中它被剝奪掉了,它被忽視了。

宗城:現實中似乎並不存在一個整全的工人階級,在現實經驗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工人這個群體的破碎,因為在這一階段歷史周期里面,工人階級的組成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有變成工人階級的趨勢。另一方面,在今天好像網際網路的數據民工跟那種車間工人以及零工,比如像外賣騎手好像又不能等而視之。

當左翼媒體話語在反復塑造著工人應該團結這種敘事的時候,我又看到我的朋友會跟我分享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是什麼呢?當自媒體跟官方媒體源源不斷地輸出,我們要關懷外賣騎手的時候,他舉了個很現實的例子,他本身也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但是他有好幾次點外賣,但是外賣員就是用不太合適的方式去對待他,可是這個時候他又沒法把這個東西給表現出來,因為這個時候人家就會說你欺負外賣騎手,你不理解外賣騎手的辛苦。他就問我,為什麼其實我自己也是個打工人或者一個窮學生,這個時候反而我變成一個欺負者。當然他並沒有公開說這個事情,只是通過這個事情,我也在思考,這種團結性的敘事到底能在現實中有多大程度能夠落地,以及如何定義工人。

徐鵬遠:今天對於所謂工人階級也好,還是所謂對於勞動者的這種理解,這種定義的概念,肯定不能再拿之前的政治概念也好,或者說來自於馬克思那兒的那種概念來再去解讀它,同時我覺得里邊還是要做一些區分,尤其是指出里邊的一個干擾項,就是今天的大眾文化里邊存在一種自我矮化的調侃。我們說自己是社畜,我們說自己是打工人,我們用這種帶有調侃性的這種語言方式,我們將自己和一些我們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人,我們進行了一個似乎同等的連接,但是在這里邊有多少自稱為打工人的人,他們真正的屬於所謂更加傳統的那種工人群體,這個里邊是不是要做一些區別? 一定程度上物質勞動者和非物質勞動者,或者說在我們的現實條件下,更多的比如說農民工群體或者真正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和許多坐在辦公室里頭的所謂的打工人社畜的那些人,他們是不是享有同樣的話語權利、物質權利,他們是不是在社會的評價體系當中擁有平等的這種價值觀判斷,我覺得這里邊是需要做出很明確區分的。 如果將它們混為一談,當然在有些問題的處理上,這個東西是必要的,但在更具體的一些問題的解釋上和思考上,如果不加以區別的話,我覺得這個也是同樣對於那樣的一批人的很不好的一種劃分,我覺得實際上對於他們還是處在一個沒有被正視,沒有被重視的一個狀態里邊。

這一代青年人為什麼會共情東北的衰敗?

宗城:最後,我們不妨用《張醫生與王醫生》序言的一段話做結尾: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