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師父》:徐浩峰電影中的武行與規則

趁著遊戲《師父》廣受關注的機會,來談談與它同名的電影《師父》。

《師父》被歸為武俠電影,這個定義總讓我覺得別扭,但卻始終不能給出一個強有力的反駁:電影里有「武」,廖凡扮演的主角陳識為弟子報仇,不惜讓自己在天津落腳的努力前功盡棄,從「以武犯禁「的定義來看,也算是」俠「了。但武俠並不是這部電影的重點,主角們的生活不僅難稱灑脫,反而在無數「規則」的步步緊逼下疲於奔命。筆者認為,「規則」才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元素。

當然,《師父》的打戲確實精彩,以最後一場在長巷里的打戲為最,相信許多讀者看過。如果讀者們和筆者一樣,最初是通過這個剪輯片段了解到的這部電影,想必也會和筆者有一樣的疑問:為什麼主角的對手們要在窄巷子中使用施展不開的長柄兵器?針對電影的武打動作是否嚴謹,能否稱之為典範,武術愛好者們已經有過許多討論,筆者並非武術愛好者,在此不敢從技術的角度上妄加評論,但從影片的故事結構來看,將場景安排在矛盾如此突出的地方是合理的——因為「施展不開」恰好是這部電影的一大特點。

另一個《師父》:徐浩峰電影中的武行與規則

構思這篇影評的時候,筆者曾想過以「遠去的武林「為題。最後沒有使用這個題目,一來是這個題目太大,不僅用的人多,並且用在這部電影的影評上的情況也不鮮見。貿然用這個題目來寫影評恐怕不好駕馭。二來則是因為在看過這部電影的紀實紀錄片後,發現導演和幕後工作人員並不是想表達武林遠去的愁思,而是想展示時代劇變時武行在文化意義上遭受的沖擊。武林並不是以體面的方式遠去的,而是和影片結尾的主角一樣,在劇變的時代中施展不開,甚至難以像主角一樣落荒而逃。

和沒落的武行一樣,電影中的「規則」也面臨著尷尬的境地。雖然「規則」常被人們掛在嘴邊,但人們提及它的頻率和打破它的頻率恰好成正比例。不僅闖入天津的主角陳識在破壞規矩,下至主角的徒弟,上至武館的館長,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打破了天津的規矩。那麼,打破規矩,就意味著武林遠去嗎?

電影並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實際上電影開始時就直接挑明了這個問題:比武結束後的雙方本不該動手,但最後還是在飯桌上打得毫無體面;電影臨近結束時,更是讓蔣雯麗扮演的武館館長親手打破了「街面上不能見鐵器」的規矩,雖然最後將攪局的陳識逐出天津,但帶去的諸多高手也紛紛掛彩,贏得實在是有些狼狽。

規矩在被不斷破壞,但以武為生的人並沒有消失。廖凡扮演的陳識從南方來到天津要為小拳種揚名,軍界想藉助武林確立對城市的控制,陳識的弟子耿良辰作為底層勞動者,也有自己的算盤:練了拳,做不得重活,正好離開腳夫行當,過上體面些的生活。

明知要變,但為了生存,人們又不得不期望有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於是「規矩「雖然天天被提到,卻日漸混沌起來。故事的主線是陳識希望在天津開設詠春武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陳識必須遵照天津武林的規矩,連踢八家武館才能取得資格。但連踢八家武館就像是故事開始時不能一口氣吃得下的八個麵包一樣,不是能隨便占得的便宜。在局內人鄭山傲的點撥下,陳識才得知了訣竅:原來武館不能由自己親自去踢,否則武館反而容不下他本人。非要自己教出一個徒弟,讓他打贏了武館不可;但打到最後,本地武館為了面子,又要推出一位高手將這位弟子打敗並逐出天津——如此一來,師父得了名聲和開武館的立身之本,本地武行保住了面子。看起來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但影片也在提示這樣做的代價。

陳識在電影結束時親口否定了這樣的規矩:「毀一個天才,成一個門派。我不是個師父,我是個算帳的」。筆者認為這句話的重點在於後半部分:在陳識的世界觀中,「師父」不該是「算帳的」。「算帳」意味著計較得失,而「師父」的重點在於「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利益計算之前,首先有人身的依附關系。

導演徐浩峰在紀錄片中以中國傳統的人倫關系「天地君親師」來解「師父」與「師傅」的不同之處——師徒關系在這五種關系中比親屬關系離個人更近。在理想情況下,師父不說要對徒弟視若己出,至少也不該相互算計。但電影越是展開,觀眾越是發現這部電影里的師徒關系不對勁:陳識和耿良辰的師徒關系姑且是擺明了的相互利用,徒弟自願接受被逐出天津的命運,似乎也不好指摘什麼;但武館前輩和軍界新人的師徒關系就顯得頗為爾虞我詐了:老師傅惦記自己一輩子的名聲,希望藉助軍界新人把自己武行的護具推廣開來;徒弟卻希望把老師傅的名聲奪為己有,借打敗師傅震懾武行從而立威。末了,老師傅興沖沖去參與錄像,自以為是傳揚名聲的機會,結果卻被徒弟下黑手毀了一世名聲。氣憤歸氣憤,徒弟奉上的房產又不得不收——一輩子的名聲都毀了,送上門來的錢財焉有不取之理?算計到這個份上,師徒關系早就沒有一點溫情了。

另一個《師父》:徐浩峰電影中的武行與規則

陳識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越發感受到規矩之間的矛盾:按照傳統師父的規矩,本該保護徒弟;但為了實現開設武館的夢想,他又不得不自我麻醉,認定徒弟人品有虧,毀了不可惜。可是事情偏偏巧在徒弟的武學天賦不低,愛才之心讓陳識起了猶豫的心思。如果事情真能按照他與鄭山傲的計劃發展,那麼徒弟雖敗,但一身功夫還在,自己對徒弟似乎也不虧欠;但鄭山傲的軍界徒弟突然發難之後,對武行的規矩也不那麼看重,對耿良辰不僅下了黑手,也下了殺手;原本可以讓各方體面地收獲利益的規矩被外來者掀翻了牌桌,獨吞了好處。既然表面的體面都不要了,那就只能回到「以武犯禁」的老路上。這才有了故事結尾時的長巷比武。

這場比武可以看做武俠理念的回歸,只不過此時的「以武犯禁」,打破的卻是此前局內人賴以生存的規矩,因為「規矩」已經開始腐蝕「師父」這個身份存在的意義了。

電影對「規矩」的闡釋也揭示了它另外的尷尬一面:即使最後人們發現「規矩」在本質上已經變質了,但偏偏影片中所有的規矩還能維持表面的體面,甚至因為參與者不諱言利益,這些規矩卻不讓人覺得虛偽。最後打破利益交換的軍界徒弟也只是在體面的程度上令人覺得無法接受,但他的行事邏輯同樣是基於利益的。

如果我們將前文提到的那種通篇缺席的、理想的、規矩的基礎視為溫情,而影片主要體現的利益交換的規矩是基於利益的話,那麼影片最後兩種規矩的矛盾,確實可以套用「現代化過程中利益腐蝕了人倫」這樣的論述來解釋。但影片中還展示了一些並非出於純粹利益的規矩。

影片中的腳行老大很愛提「規矩」二字。耿良辰以練拳為名不再拉車後,腳行就要收走他的小車;但這一處矛盾爆發並不純粹基於利益——雖然在斗毆中贏了腳行的叛徒,但小車並沒有被收走,他們只是開除了耿良辰腳行中人的身份。這個懲戒果然有效,哪怕是耿良辰遭到毒手時,腳行中人果然沒有出手。但耿良辰死前回到腳夫隊伍里推了大車,這一個舉動一下贏得了腳行的尊敬,此前將他開除出腳夫隊伍的老大憤憤不平地找到陳識,表示願意為自己的人報仇。腳行老大的態度轉變之迅速和極端令人吃驚,他本身在故事主線的矛盾之外,卻在並不涉及利益的規矩影響下主動捲入故事中心,這樣的決策顯然不像是在精明地算計過利益以後做出的。

腳行老大的規矩提示我們,規矩還具有一種基於身份的形態。它區分出了自己人和外人兩個群體,並在這個基礎之上討論利益的分配。陳識以外地人的身份進入武行,為此需要通過嚴格的入行規矩才能在利益分配中分一杯羹,取得開設武館的資格。

鄭山傲的軍界弟子則不一樣,武行的身份對他而言只是一個添頭。更何況和武行相比,軍界無論是在武器上還是在紀律上,都像是工業時代對農耕時代的全面碾壓,以至於這位軍界弟子可以完全以利益的標准對各種規矩進行取捨。武行對他無法形成身份上的約束,這使得他成為了整個故事里最大的攪局者。

另一個《師父》:徐浩峰電影中的武行與規則

如果說身份是規則得以存在的基礎的話,那麼在利益驅動下,規則反而開始侵蝕「師父」這個身份的正當性,這是影片的時代背景里最劇烈的變化。身份固然是討論溫情和利益的門檻,但問題在於,身份默不作聲地改變了自己存在的基礎。個人原本需要藉助行當生存,但越來越多僅憑個人就可以沖擊行當的異類出現時,基於身份的規則就越來越難以對個人進行約束。隨著新的行當不斷出現,個人不必對一種行當託付一生,這又侵蝕了傳統規則下的溫情。最後,不同身份間利益的爭奪又讓規則越來越精於盤算,原本一個行當的規則應當保護所有從業者,但電影中討論規則的往往是有資格走上桌子的精明人,討論的也往往是他們各自的利益。規則的個體化最終讓規則本身的意義開始瓦解,這是《師父》設置的規則里最脆弱的一環。

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里,個體化的洪流不是電影中的武行可以阻擋的。近代化不僅摧毀了皇權,也摧毀了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治理體系。電影中已經展現了近代化洪流的一個流向:軍權作為一種新興的權力開始滲入日常的治理體系。陳志讓將1912~1949年中國的治理形態總結為軍人勢力壯大,反過來操縱領導士紳的軍-紳政權,原本位居邊緣的軍人進入了權力格局的中心,而原本位居中心的士紳卻在洪流中分化瓦解,有一部分被軍權所俘獲,劇中的武行正處於這一階段下。個體性就是在這樣的動盪時期中得到孕育,歷經曲折發展而綿延至今。時至今日,我們對劇中的規則已經可以抱有一種局外人的態度加以審視批評。近代的劇變締造了我們這樣的個體,但我們並非完全游離於規則之外。近代化的洪流讓我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毀一個天才,成一個門派」這樣的吃人的規則。

好在現在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人身依附的行當,個體化的高揚終於讓舊的規則終究是難以紮下根來了,但個體化的高揚導向軍界弟子那樣為個人利益踐踏規則的威脅,則並未遠離。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