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為什麼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引言 上次文章討論遊戲時，有朋友提到不要只是糾結國風題材，立足於當下更重要，同時也提到《俠盜獵車手》中討論現實社會問題這點。非常感謝這位朋友，其實我們的思路應該一樣，我也不喜歡那些僅僅是貼了一層國風皮，但沒有精神內核的作品。 我們看《俠盜獵車手》也好，《巫師》也罷，它們的現實主義特色都需要放在本國文化環境中去理解，比如《俠盜獵車手》中美國夢的破滅，面對現實的諸多問題，它所反映的其實也是歐美精神傳統下的一種現代困境——我們熟知的信仰、我們的精神傳統、哲學無法指導我們現實的生活。《獵魔人》也一樣，它同樣有波蘭真實歷史的影子。 而我們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我們對於自身文化精神傳統成體系的理解，可能都沒有對歐美文化和科學社會主義更清晰，因為後兩者都有成體系的傳播渠道。但我們終究還是一個中國人，只要我們用中文作為母語，在少兒時期學了兩三百個成語或者諺語，背了幾十首詩歌，學了《論語》《孟子》《左傳》中的幾篇文章，我們在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就會與本民族文化的精神傳統連接在一起。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遊戲希望做出同樣深刻敘事的作品，必須要了解自己民族的精神傳統到底是什麼。 因為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不是靜態的，我們不能簡單的把「中華文明」當做一個含義固定不變的詞語來看。在夏商時代、在周、在先秦到兩漢、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在兩宋和遼金西夏、在元明清，每一個時代中華大地面對的社會結構、民族矛盾；統治階層權力合法性支撐；各社會階層的思想體系、信仰狀況；經濟結構、生產力水平；精英階層歷史記憶全都不一樣，所以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但這其中又存在一以貫之，被各個時代、各個階層、各個地域的中國人共同接受的內容，並且與西方思想在哲學層面決然不同，這也是我們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我計劃開啟一個短暫的番外系列，講講中華文明精神傳統中最特色的部分——人本主義精神，我計劃從三個維度講述，本篇是第一個維度： 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聚焦於人，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直面人性的局限和現實的社會生存問題，提出了「人」應該不斷突破自我的積極主題，並在精神層面掃除了種族、階層、超驗的神明甚至生死的障礙，只為了「人」能不自卑、不自棄、不絕望、永遠的前進下去。 在此強烈向大家推薦《靈籠》這部動畫，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落腳點。 我這篇文章原本不是為了解析《靈籠》寫的，但我在看完特別篇以後，卻發現我所有的觀點在《靈籠》中都可以找到印證，所以我決定乾脆在本篇敘述的同時對《靈籠》中的一些設定和劇情進行文化內核角度的解析。 《周易》有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應該像日月星辰一樣永遠前進，同時，人在前進時也必須像大地一樣能容納天下的一切。這點與西方文藝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上帝不死人就無法解放，拋棄上帝人的靈魂又將無可救贖」的矛盾，在底層邏輯上就完全不一樣。讓我們把時間退回到《周易》誕生的那個時代，嘗試了解一下中華文明精神傳統這種對於人的積極性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至少包含五個文化維度的支撐： 天人合一的底層邏輯；信仰與「人世」的結合；種族差異可以跨越；社會階層可以突破；生命情感超越「生死」的延續。一、天人合一的底層邏輯 中華大地極具特色的大陸型季風氣候和西北高東南低的階梯狀地形，以及農業文明的特性決定了中華文明的遠古先民對於自然現象，特別是對氣候非常敏感。豐富的物產使得他們無需頻繁搬遷，而是選擇了生活更加穩定的農業生產方式。而逐層遞減的降雨量，又使得遠古文明呈現出了不同的地域性特點，特別是黃河流域中下游區域，早期農業與氣候的關聯非常緊密，社會生產力一直受到彈性氣候壓力的影響，為社會不斷發展提供了外在動力： 在數千年的時光中，中華文明的遠古先民經歷了從對自然力量盲目崇拜到逐漸把握的過程，最至高無上、最難以揣測的「天意」始終與最普通百姓最普遍的衣食住行存在關聯，所有人都有意願關注「天意」，所有人都在學習掌握「天意」。「天」這種抽象出來的至高存在的解釋權，在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中，經歷了從少數權力階層掌握到逐漸為百姓所熟知的過程。以青銅禮器發展為例：最初的華夏先民在掌握了青銅技術之後並沒有馬上應用作為生產工具，「從史前到夏商，農業生產的工具一直都是磨製水平和器形組合長期穩定的石器 」，「用銅做生產工具無疑應該比石器更加有效一些，但僅僅處理與土壤尤其是質地疏鬆的黃土有關的生產問題，石器無疑是夠用的，用銅代替石頭鬆土實際上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奢侈 」。 青銅器最初的用途「是給神或死去的先人使用的，即祭祀用具或禮器」，那時的青銅禮器可能就和現在梵蒂岡的某些聖物一樣，是超越了生產生活的存在。「夏商時代的青銅禮器首先是先民和大自然的天道季候打交道的中介，人們並不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祭神的過程表象上是媚神，本質上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握大自然天道季候變化規律的過程 。」但隨著上古先民對於氣候規律的掌握，青銅禮器的神性逐漸消退，「最晚到西周時期 ，農業生產的氣候階段基本結束 ，人們開始嘗試運用地表水以彌補降水的不足與不調 ，這就是農業發展的灌溉階段的開始。此時，青銅禮器的「儀器」功能日漸淡出，首要功能開始演變為社會整合。」夏商時代的青銅器往往只有作為記號的族徽，而西周以後的青銅器開始出現長篇銘文，從時政大事、家族榮耀、財富地位到後期越來越多的記錄小人小事和雞毛蒜皮。 這不是教科書上簡短的幾句話，而是包含了具體的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的歷史長卷，對神的敬畏逐漸融合進個人的生活，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在建制性宗教誕生之前，中華文明的遠古先民就已經產生了一種共同的記憶，神（天）離我們並不遙遠，神的威力也有規律，人可以把握，神的用具逐漸也可以為人所用，人和天地萬物不是割裂的。 這種文明記憶在神話傳說中，體現為神並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往往是世間的整頓者（女媧），甚至最後化身為世間萬物（盤古）；在國家制度層面，體現為陰陽合歷對社會生產生活的安排、以及對水利工程的重視；在學者眼中，體現為天地人層疊影響的宇宙觀，「人不是屈服於自然秩序的一類生物，而是與天地共存的宇宙成分」以及陰陽五行多元互動的秩序；在宗教信仰領域，體現為通過內修，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在文學領域，體現為唐詩宋詞將感情寄託於自然和時空的創作思路；在美術領域，體現為人在畫中游 ；在中醫領域，體現為髒器調和；在烹飪領域，體現為食物熱、溫、涼、寒的特性；在民俗傳說中，體現為人可以修煉成仙，古老的物體或者動物可以修煉成精。如此種種。 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沒有將人限制在神格之下，也沒有把世間萬物看做所謂真理的劣化版，宇宙萬物相生相剋、動態關聯，時間周期滾動前進，而人作為天、地、人三才之中擁有三分之一主動權的獨特角色，對宇宙時空的永恆進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就使得接受了中華文明精神傳統的人在潛意識里有三個特點，第一，自己和天地萬物乃至諸神沒有本質的對立；第二，有對整個世界有一種潛在的責任感；第三，人的一切力量來源於人自身。 了解了以上觀點，我們來看看《靈籠》的劇情。 第一集里，光影教會剛剛出現的一幕中，會首查爾斯站在祭壇前，說道「很久以前，我們自以為可以超越神明，卻引來了毀天滅地的災難」。 光影教會將「人性」與「神性」放在對立兩端去反思，人挑戰神結果招來災難，這是人的罪孽。這種反思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十分常見，但在中國人看來既陌生又滑稽，觀眾的情感也很難與信奉這些觀點的人或者組織連接起來。不管這個組織是不是取「燈塔」這樣一個過於明顯的名字，也不管信奉這種思想的人是黑頭發還是黃頭發，就算「燈塔「」里寫滿了中文也是一樣的。觀眾就是很難和他們親近，這就是精神傳統在藝術作品情感連接中的作用。 而後面那句「我們所見之一切，均是從牆上投射下來的影子。」則乾脆告訴觀眾，這個地方就是信奉古希臘哲學的西方世界。從這里開始，我們對「燈塔」的一切合理性都開始產生質疑。 在馬克強闖晨曦大廳之後，與摩根城主的對峙中，也同樣表現出了「燈塔」代表的並不是我們這個天人合一的文明。在這段劇情中馬克質疑「燈塔」法則違背人性： 而摩根城主站在客觀合理性的角度對馬克進行反駁： 這兩段對話十分精彩，到這里，「燈塔」的邏輯還沒有什麼問題。 但當馬克提出，去地面突破這些殘酷的客觀環境時，摩根城主卻表現出了一種讓人匪夷所思的抗拒，完全沒有一開始的理智。除了從劇情的角度透露出摩根見過白月魁之外，摩根城主還表現出了一種少見的不自信「我們早就不是地面的主宰了」，無視地面有人生存的事實，即便要維持殘酷的生存法則也不願踏出「燈塔」半步。相信我，這不是性格問題，這是劇組對「燈塔」文化基因的刻意設計。西方文明中人與自然是天生對立的，人消滅自然或者自然消滅人，他們沒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無法接受那些和馬娜生態進行了一定程度融合的新人類。在這種時候，西方文明標榜的理性早就消失無蹤了，剩下的只有偏見、歧視和自卑。否則他就不可能如此強烈的拒絕馬克那個十分合乎理性的建議。 而到了「特別篇」里，在與「燈塔」完全不同的那個地下城市，白月魁直接點題了，她告訴馬克，「如何激發先天就蘊藏在人體內這不被察覺的能量。」「既要......完全成為生態的一部分，還得牢記你的使命。」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把「修仙」當成個笑話，它確實是唯心主義的觀點，而我堅定地擁護歷史唯物主義。但「修仙「」只是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底層的文化內核是我們「天人合一」的獨特邏輯，人是天地的通道，人可以抵達天地間任何的境界，我們為天下而奮戰也是為自己而奮戰，這可不是隨便哪個民族都有的哲學思想。 二、信仰與「人世「的結合 不知道是否因為祭祀階層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中被消滅掉了，還是因為儒家思想系統在宗教體系完善前就占據了中國人的宗教情緒（平等、互助、有歸屬感、殉道）。 「儒家本身不是一個宗教，卻也有深刻的宗教情緒：慎終追遠、崇功報德……那些忠義節烈之士….為了持守正氣……可以犧牲生命而不惜。」同時儒家通過「禮」將這些宗教情緒融合在了人們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民間到朝堂，從慶生到安葬，從見面招呼到離行送別，從節慶假日到先祖祭拜，從拜師求學到新婚燕爾，從田間勞作到家長里短。「中國人的宗教情緒，並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統及其有關儀式，而是普遍地融合與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是因為與歐洲封建領主需要藉助教廷的認可來鞏固統治合法性不同，中國王權力量在建制性宗教建立以前就已經完成了統治合法性的構建，西周王朝建立後 , 周人在殷商篤信「天」主宰國家王朝命運的基礎上 , 將此種天命明確地與「人」的「道德觀念"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得無上的「天」或者「上帝」或者「神」與人之間進一步聯系在了一起。西周的禮樂制度已經將國家權力與宗教儀式進行了融合。 「中國固然以儒家為思想主體，卻同樣有強大的佛教和道教影響，更別提還有許多地方性的信仰在發揮作用。相對於猶太/基督/伊斯蘭體系，中國這個復雜系統沒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並存的空間。相對於婆羅門/印度教體系，這個復雜系統也沒有被種姓階級割裂的社會。因為有多元並存的空間，中國體系容易接納外來新因素，也因為沒有階級割裂，容許社會流動，易於進行內在的調適。」宗教在中華大地呈現出了多元以及向「人」向「塵世」靠攏的傾向。 首先是建制宗教的世俗化：先秦的墨家曾有早期宗教的雛形，但在漢代消失了；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在中國廣為流傳，原因復雜而深刻，首先佛教思想中有與儒、道等中國本土思想契合的內容，早期翻譯的佛經也使用了許多儒家和道家的詞匯；再者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合法性多次推崇佛教。但佛教在中國必須面對儒家的宗教情緒，政教合一的世俗皇權，以及道教等本土宗教，所以佛教進入中國的歷程也是佛教不斷改造和適應的過程，最終和各種世俗力量形成了必要的聯系與結合；道教作為本土宗教，從《太平經》到五鬥米教，不斷吸收發展，儀式和道術以符籙、丹鼎為特色，但道教思想卻一直有中國傳統哲學改造現實世界的特點，到了元代全真派「在教育、醫藥、衛生、水利、交通各方面的種種建樹，也致力維持當地的治安，盡力折沖與調和官民關系，使老百姓有比較和平、安定的生活」，最終發展成在塵世間建立理想社會的願景。 其次是豐富的民間諸神：「先秦時代，中國是一個祖先崇拜和分封制度結合的宗法社會……沒有獨立另設教會」。佛教和道教的發展，是在先秦以後，與已經形成規模的天神、神祇、祖靈以及遍布中華大地的地區性信仰持續交互，最後在民間形成了復雜的民俗神庭。包括「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如東岳、先農、龍王、灶王、甚至是人力不可為的灌溉系統（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了解一下良渚古城5000年前的水壩）；「做過特別貢獻的真實人物」，如關公，媽祖，安史之亂中的張巡和許遠；抵抗瓦剌入侵的於謙；治理廣德水道的祠山大帝，各地的城隍和土地也往往祭祀對百姓有恩的地方官，和得人尊敬的地方長者；「民間傳說中神話的人物」，比如封神榜和齊天大聖。在中國人看來這既表達一種感恩，也是盼望他們有益於人間的功績可以長存。在羅馬教廷看來，我們都是異端。 「西方宗教是個神聖的世界，與世俗的現實世界構成嚴峻的對立與緊張。但中國的神聖與世俗這兩個世界卻沒有嚴格的界限，神聖在世俗之中，世俗有神聖的庇護。」 據此，我們來分析一下《靈籠》的組織設計——光影教會。 首先是教義「光孕眾生，眾生隨影。光滌吾魂，影庇吾體。以道制欲，樂而不淫。寧殘體服，不棄光影。」 就已經將「人性」和「神性」做了對立；在燈塔那樣殘酷的物資環境里，光影教會的禮拜堂和律教士的著裝總是華麗得那麼突兀；還有與任何生產生活都無關但在教眾眼中至高無上的宗教儀式，那些莫名其妙的手勢動作和隱藏在兜帽下的面容。這一切都在說明光影教會映射的就是一神教，它就是把全世界的神像都擺在台子上也沒用。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爾恰·伊利亞德說過：「討論宗教問題，聖與凡的間隔是個重要的項目」。我能感覺到製作組在努力還原一個西方文化語境下的邏輯，讓光影教派在劇情中的各種作死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並在這基礎上讓觀眾感到西方宗教與世俗現實世界的對立與緊張。無論是贊賞一個毆打自己父親的人，還是拒絕一位妻子（塵民）拯救自己丈夫的請求，亦或者否定人們自由戀愛的真摯情感。 說出這句話，在中華文明的精神傳統下，他就已經是個道德死人了。 中國人並非沒有宗教情緒，但中國人的宗教情緒與人世凡塵的生活結合在一起。體現人基本生命情感之處，就是中國人表達宗教情緒之所。所以我們很難接受自然的對於親人的愛居然和宗教要求相衝突，在中國人眼里，如果這個神不愛人，不能理解人的情感，那就不值得去信仰。 寫到這里我們就不由的在想，《靈籠》的製作組為什麼要把主角團隊放在這樣一個中國觀眾看著會心里不舒服的環境里呢？為什麼要不厭其煩的去詳細設定一個無法和中國觀眾情感連接的「燈塔」社會呢？ 三、種族差異可以跨越 地中海文明的特點是中間大海相隔，各文明以據點形式分散在宜居地區。在他們看來，也許行船幾天之後，就會進入異世界，語言、文化、膚色、習俗全都不一樣，而這異界和家鄉之間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海，只有徹底消滅對方，家鄉才絕對安全。征服之後也幾乎不存在有效治理的可能，犁庭掃穴，抓捕奴隸、劫掠物資變得理所當然。種族與種族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和分割，不存在融合的必要。 但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中華大地在新石器時代已經產生諸多文化群落，東北地區：小河西、興隆窪、趙寶溝最後演變為統一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浙一帶：上山、跨湖橋、馬家浜、河姆渡、崧澤最後到覆蓋了長江出海口的良渚文化；陝西關中一帶的大地灣文化以及後來拓展到整個黃河中下游（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內蒙、河南等）的仰韶文化；山東半島的後李、北辛、白石最後發展成統一大部分山東並擴展到河北、河南、安徽的大汶口文化；湖南地區的彭頭山、城背溪一直到控制了洞庭周邊兩湖大部分地域的屈家嶺文化。而作為一個陸地文明，中華文明各部族、文化群落間的差異具有地理上的連續性，且相互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遠超以貿易為主要交流方式的海洋文明。這使得中華文明傳統上沒有極端種族主義的觀念，更容易形成遠近親疏的觀念，面對共同的威脅，臨近的人群主觀上有配合的意願，客觀上有合作的條件。一個部落和周邊部族，無法產生「異類在我們身邊的那種威脅感」，雖然中原文化群落和遙遠的邊疆部族之間確實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但總體來說，臨近的部落總還是比較相似，然後差異一步一步的變大，到了雙方不能理喻的時候，大機率對方也過不來。 所以我們自己的上古傳說時代，炎黃二帝和蚩尤已經是三個部落集團在打團戰了。相鄰部落間對於合作的需求經常大於互相滅族，即便征服之後有效治理也比徹底摧毀要來的容易。比如蚩尤雖然戰敗，但他代表的東部文化集團並未就此消失，而是向南遷徙與發展。 到了武王伐紂的時代，中華大地部族關系愈加錯綜復雜，我們都知道牧野之戰，商朝覆滅。但要注意，商並不是後來的皇權帝國，商王紂只是臣服於商王室的地方部落集團的領袖。根據《尚書 ·酒誥》的記載：「自成湯咸至於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 」「侯乃防守邊疆的部族；甸服必須向殷商王朝獻納獵獲物 , 同時還兼營粗耕農業；男服必須向統治者擔負各種力役 , 包括耕種田地 , 貢納糧食；衛服有保衛王室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