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反與正（序）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黑光文學社 作者：佐也 編輯：知傲曌 到西西弗書店去找加繆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你會發現他就在門口盯著你。在門口的櫃台上，無論周遭的書封面多麼花枝招展，加繆的書永遠繃著一張臉，黑黝黝的，頗為「嚴肅文學」，仿佛就是在告訴讀者們：我不好懂，請謹慎瀏覽（購買）。 我饒有興趣地問店員，「你們書店和加繆是什麼關系啊。」 店員回復：「守護與被守護。」 這倒也難怪，西西弗的店名出自於加繆的《西西弗神話》，這是一本哲理隨筆，也被譽為最能體現加繆智慧的一本書。其實加繆黑黝黝的書籍封面在我看來還有另一層居之千里的含義，那就是悲觀。雖然對於悲觀，加繆呈現的更多為真實。 真實的世界在幻想的人群前本就悲觀。 加繆的文學是存在主義的文學，是混雜哲理的文學，雖然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曾經寫過：要做哲學，只能以詩歌的形式進行）一定不會贊同我的觀點，但人們很難不去發現，當你去看漢德克、福克納、昆德拉的小說，對於有些晦澀的文字，你很難不去否定這就是哲學。大眾對於晦澀文字的界定大多調侃為哲學，說是調侃也是有原因的。 存在主義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礎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從而擁有意義。 加繆的《鼠疫》對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根本難以琢磨，於是這個孩子故作高深地跟他的朋友說：我今天讀了一本哲學！他的朋友們從未聽過這個新鮮名詞，卻又不想顯得無知，於是便說：「哲學啊，我知道，好看！」孩子誤以為他的朋友們都能讀懂哲學，於是也擺弄起來高深的姿態，雙方互不相讓，最後雙雙在攀比中達到高潮。 加繆就屬於這類型的作家。《鼠疫》難懂，所以《局外人》成為了更多人心中的經典；書籍難懂，所以諾貝爾獎成為了更多人心目中知曉並尊重他的契機與理由；如果不知諾貝爾獎的分量，那麼英俊成為了他得已被成為偶像的原因。 歌德曾認為哲學與文學間應該有一條明確界限，黑格爾也同樣認為，但如今，這種界限明顯不復存在了。薩特、加繆與存在主義聯繫到了一起，昆德拉的輪回哲學，漢德克則在一些專家中與老莊哲學聯繫到了一起。 無論這其中是否會有不合理的存在，但基本的現象是不變的，哲學與文學本身很難割離，連尼采都難以逃脫。但這種界限的消亡不止於此，當代文學中，文學的思辨性正逐漸被娛樂性代替，換言之，無論哲學還是文學，都正在成為一種小眾的愛好。 這個問題龐雜，至此不再多聊。而存在主義也不多說，說多了感覺加繆好像只是一位哲學家，其實不然，加繆還是一名作家、藝術家。正如他自己所回答這個問題的一樣，「因為我是根據詞而不是概念來思維的。」 加繆自己也不想被定義為某一個身份所得。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的哲學家們都是深邃而遞進的演算者，即便不是哲學家，只是一個哲學系的學生，也會被休謨問題搞得頭昏腦脹，坐在學校長凳上拉住一個數學系的討論休謨。 加繆不然，他像是一個「膚淺」（即不陷入，或可以理解為有天賦，不需要陷入，也可以理解為本意）的哲學愛好者，一生為追求美而奮鬥。 法蘭西與德意志都有哲學的基因，而加繆之所以沒有沉入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他的童年是在阿爾及利亞度過的，是在「塵土飛揚的街道」、「骯髒的海灘」、「純淨的遠海」中度過的。對於他來說，「純淨的遠海」是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美，而「街道」與「海灘」則是窘迫的現實、無情的真實，也是黑黝黝的、「嚴肅文學」的。 現實與真實究竟有多窘迫無情，在於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評論界對其的批評聲一浪高過一浪，大多的批評歸結為他「既不哲學也不文學。」來自昔日好友薩特的諷刺更是激烈，他就是本意理解加繆哲學膚淺的那類人的代表。 法國曾不喜歡加繆，加繆的魯莽與爛漫讓法國傳統的哲學門派難以接受，加繆那僅有的膚淺的哲學又讓浪漫自居的法國大眾不解。但背後的原因仍然要歸結到政治，即加繆是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孩子。他既不法國，也不非洲，在加繆最後的十年里，他被迫選擇了妥協。「人必須服從。」在1950年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兩年後他便有些心力交瘁了： 我並不知道當馬車出事故時的加繆有沒有找到自己人生中關於美的最終概論，但不幸的是，他已再無機會去領略知命之年後的美了。 而在他去世六十年後，在國內的網絡上，加繆的那句「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成為了不少年輕一代的簽名。很多人以為這句話是某個網文作家的傑作，大多數人並不在意加繆是誰。我忽然想到了這個時代有關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也想到了「塵土飛揚」、「骯髒」的現實。 那些軟化文學、稀釋哲學的芸芸眾生蔑視了加繆，蔑視了古老而龐大的思想力量，拍了拍屁股伸了伸腰，露出了珍視而又尊貴的膚貌，欲望的儀態貼於相機前，享受著盛譽與低俗的玩笑。 沒有人在乎加繆，與他的隆冬，與他的「知道」，與他的不可戰勝的夏天。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