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波蘭人民共和國憲法

貝魯特時代（1948-1956） 1947年2月5日，為了營造更加傳統的政治形象，貝魯特在他的總統就職儀式上以「請上帝幫助我」作為結束語，開始了他的八年執政生涯。貝魯特是一位堅定的史達林主義者，他經常在電話里接收領袖的最高指示，或前往莫斯科面見史達林。貝魯特也適時地利用這層關系盡力尋找在「大清洗」時期失蹤的前波共成員和他們的家人，他也確實從蘇聯接回了不少國家軍士兵和波共親眷。在貝魯特的要求下，蘇聯同意將波蘭裔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調往波蘭擔任國防部長。 哥穆爾卡在1948年被撤職後淡出了政治舞台，但貝魯特在史達林的指示下對其窮追猛打。1949年1月，哥穆爾卡被剝奪了剩餘的政府職位。11月，貝魯特又在PZPR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公開指控哥穆爾卡在戰爭期間的「通敵」罪狀。結果，哥穆爾卡被一貶到底，只能擔任華沙社會保險辦事處主任。但掌權後的貝魯特仍不打算放過這位失勢的政敵，1951年8月直接命令安全部逮捕了正在休假的哥穆爾卡夫妻，隨後將他開除黨籍並關押在一所別墅中。貝魯特為哥穆爾卡羅織了許多罪名，包括叛國罪、間諜罪、與國外情報機構合作等。但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哥穆爾卡不卑不亢，一一反駁對他的不實指控，導致審判被拖延下去。但另一種說法是貝魯特必須服從蘇聯的命令，但也有意保護哥穆爾卡。無論如何，對哥穆爾卡的審判被持續拖延，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 1952年7月22日，由貝魯特領導的憲法委員會編撰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憲法》得以通過，它對照了1936年的《史達林主義憲法》，旨在徹底消除波蘭的「民主痕跡」。貝魯特還提議更改波蘭國歌與紋章，但史達林還是決定保留這兩個波蘭民族的符號。 新憲法確定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國名，代表「城鎮和鄉村勞動人民」的眾議院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總統職位被取消，由眾議院選舉產生的國務委員會取代。1952年11月，貝魯特接任西蘭基維奇擔任波蘭總理。這套憲法經過多次修改，直到1997年才被《波蘭共和國憲法》取代。 貝魯特領導了「三年計劃」和「六年計劃」，在蘇聯的框架和幫助下完成了波蘭的經濟、工業、基礎民生的建設任務。另一方面，他也是全盤蘇化的鐵腕執行者。依靠波蘭安全部和秘密警察，無情的打擊所有「針對康米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並對前國家軍士兵和其他可能的危險分子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到1954年，UB（安全部）的蘇聯式秘密警察數量已經達到32,000人，鼎盛時期每800名波蘭公民中就有一個特工。在1944至1956年間，約350,000至400,000人被逮捕和關押，2500人被處決。因不遵守「社會主義工人紀律」而被罰款的工人約有100萬，因沒能按時繳付農作物而被罰款的農民每年高達150萬人。 至於傳統波蘭社會不可分割的宗教界也是當局的改造對象，特別是梵蒂岡根本不承認波蘭的西部和北部邊界。早在1945年12月，波蘭學校的宗教義務教育就被強製取消，離婚結婚等民事也得到了法律而非宗教的承認。但當局與宗教界仍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合作關系，貝魯特不僅在就職儀式上稱頌天主，也允許宗教團體和教會獨立出版刊物，甚至允許波蘭士兵在早晨歌唱宗教歌曲，教會在戰爭期間丟失的財產也被盡數歸還。但好景不長，隨著PZPR在波蘭取得統治地位，教會的壓力越來越大。1950年，波蘭大主教斯特凡·維申斯基與當局達成協議恢復學校的宗教課程，並承認波蘭的所有邊界，劍拔弩張的氣氛有所緩解。1951年1月20日，凱爾采主教卡茲瑪瑞克被逮捕，這件事情的導火索是凱爾采反猶暴動。至年底，已有約900名牧師被逮捕。 凱爾采反猶暴動 在德占期間，凱爾采的大部分猶太人都遭到殺戮，戰後僅有約200名猶太人返回故鄉，但迎接他們的只有比戰前更冷漠和敵對的目光。究其原因，德國當局長達數年的反猶宣傳起到了一定效果，再加上此時波蘭被納入蘇聯控制范圍，人們的思想愈加保守和極端。教會在反猶宣傳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及從蘇波戰爭時期就在波蘭根深蒂固的「猶太康米主義」刻板印象，這一切都使戰後波猶關系降到歷史冰點。 導火索發生在1946年7月1日，一位名叫瓦倫蒂·布瓦什契克的波蘭男人向警局報案，他八歲的兒子亨里克突然失蹤了。兩天後男孩突然出現，並支支吾吾的表示他被猶太人或羅姆人綁架了。當瓦倫蒂帶著男孩去民兵站時，男孩指著街上猶太人居住的房屋，聲稱自己被綁架在了此處。當警察前往男孩指認的房屋搜尋證據時，自然一無所獲。盡管不能確定是猶太人所為，但民兵已經將綁架事件散播開來，並添油加醋的表示猶太人正准備在邪惡的血祭儀式上謀殺波蘭兒童。 這則謠言的威力如同重磅炸彈，凱爾采的民眾聞訊立刻包圍了涉事大樓，此時波蘭人民軍和秘密警察已經在樓外戒備森嚴。臨近中午，在緊張的對峙時，不知誰的武器突然走火，民兵立刻向樓內的猶太人還擊。數名猶太人中彈倒下，剩下的人立刻還擊射殺了三名波蘭民兵。盡管雙方很快停火，但圍觀群眾已經空前憤怒，波蘭民兵逐漸無法控制局勢。樓內猶太人被繳械後帶到了室外，然後立刻遭到平民木棍和石頭的襲擊，20名猶太人被毒打致死。而詭異的是，當時波蘭和蘇聯方面的民兵和其他武裝部隊都沒有主動制止暴行。至下午3點，隨著大規模安全部隊抵達，騷亂終於結束。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凱爾采反猶暴亂並非是一次單純的反猶暴行。1998年，亨里克在接受采訪時承認，他從來沒有遭到綁架，而是去附近的村子里呆了兩天。他的父親不僅知曉此事，還得到了秘密警察的幫助。回家後，瓦倫蒂警告他只能說自己是被猶太人綁架的。當時波蘭政府的直接態度就是將騷亂歸咎於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反動分子」，貝魯特下令處決9名主犯，其餘三人判處有期徒刑，而在場的民兵卻沒有遭受任何進一步的懲處。對凱爾采暴動的進一步調查被強硬制止了。等到團結工會時期，波蘭重新開始調查此事才發現當年的相關文件已被燒毀，許多目擊者也已去世，凱爾采暴動成了一樁懸案。另一種說法是這個事件完全是蘇聯人導演的，目的是通過激化反猶情緒來減輕波蘭人的反蘇心態。凱爾采主教卡茲瑪瑞克被捕的直接原因就是將調查後的凱爾采暴動報告交給了美國大使。 無論如何，凱爾采暴動在當時造成了空前的惡劣國際影響，再加上猶太人試圖追回財產引發的惡行民事糾紛，直接催發了猶太人大規模離開波蘭的浪潮。截止1947年春，波蘭的猶太人口從24萬減到9萬人。1957年至1967年爆發了第二、三波猶太移民浪潮，在波蘭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一千年的猶太人就此永遠告別了波蘭。他們懷著極度復雜的心態，最後看了一眼祖輩生活過的土地，便提起行李前往聖經中記載「流淌奶與蜜」的新月沃地以色列。猶太人在歷經半個世紀的深重苦難後，終於在中東得到了寶貴的立錐之地。至1989年，波蘭全國僅剩下5000-10000名猶太人，還有許多人隱藏了猶太血統。到2010年，波蘭官方統計的猶太人數量只剩下3,200人，但此時波蘭已經沒有反猶思想，對上個世紀災難歷史的反思成了主流。 1953年3月1日，史達林倒在地板上陷入半昏迷狀態，四天後，蘇聯的鋼鐵領袖撒手人寰。同月，貝魯特率領波蘭代表團趕赴莫斯科參加了最高領袖的葬禮。史達林的去世是蘇東局勢裂開的第一道縫隙，盡管在當時無人能見到。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康米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是蘇聯、蘇共乃至國際共運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在蘇共二十大的正式議程中，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的言辭較為委婉，僅指出應反對個人崇拜。但在大會的最後一天，也就是2月25日凌晨，赫魯雪夫突然拋出一份所謂的「秘密報告」。貝魯特一行人被緊急召集到會議大廳中，隨後他聽到了令人震驚的內容。 赫魯雪夫站在列寧的雕像下，嚴厲的批判、斥責了史達林的七大錯誤和個人崇拜現象，在與會各國代表的驚愕中全盤否定了史達林本人和他的貢獻。「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山崩海嘯，間接引燃了喬治亞大規模示威遊行和「匈牙利十月事件」。「秘密報告」使原本鐵板一塊的蘇聯陣營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大批黨員宣布退黨。波蘭第一書記貝魯特無疑受到了嚴重刺激，其信仰與精神支柱幾乎崩塌。貝魯特的身體突然垮掉，病倒在莫斯科。結果就在蘇共二十大結束兩個星期後，貝魯特因心肌梗塞而去世。 1956年3月13日至16日，波蘭進入全國哀悼。當貝魯特的棺槨在華沙上遊行時，有10萬民眾為其夾道送行。對貝魯特的評價，就如所有新波蘭的領導人一樣兩極分化。有人說他是蘇聯的鷹犬，殘忍的劊子手和史達林忠誠的奴僕。也有人說他打擊民族主義，在深層的社會、經濟和文明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如何，貝魯特領導戰後波蘭，通過依附於蘇聯完成了國家重建的歷史使命。貝魯特領導的波蘭即全面的擁抱了蘇聯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波蘭自主權。但是，貝魯特不顧波蘭國情執行全盤蘇化的「史達林模式」的隱患也在不斷累積。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在蘇聯引發的政治地震很快蔓延到新舊權力交接時的波蘭，對意識形態的質疑以及對當局的不滿，直接引發了「波茲南六月事件」。 波茲南事件（1956） 發生在1956年波蘭波茲南市的抗議活動，又稱為「波茲南1956年起義」。這場政治風波是波蘭社會對波共當局在1948至1953年強硬執行「史達林模式」的必然反彈，而非偶然事件。龐大的官僚機構在波蘭的一元化領導，催生了對史達林和貝魯特的個人崇拜和政治高壓。經濟上為追求紙面指標，片面強調集體化、不顧國計民生加速重工業化、忽視農業和輕工業、擴大累計比重。在國民收入方面高累積、低消費，造成經濟發展遲緩，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還造成了市場商品緊缺，糧食短缺等問題。波蘭體制內的官僚得到了巨大利益，但國計民生並沒有切實提高，社會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人民群眾認為官僚根本不關心他們的死活，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政治高壓仍在持續，民怨開始沸騰。史達林和貝魯特相繼去世令波蘭暫時擺脫高壓政治，開始尋求改革與「解凍」。 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在波蘭社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尤其助長了「歪圓俱樂部」（Klub Krzywego Koła）在波蘭的影響力，這是一個成立於1955年，總部設在華沙的知識分子政論集會。「歪圓俱樂部」匯集了華沙的波蘭社會精英，討論內容無所不有，與會者包括保守派、自由派、社民派，甚至還有托派。在波蘭風雲突變的時刻，俱樂部議題包括波蘭獨立問題、對計劃經濟的質疑、對政府和個人崇拜的不滿等，這是當時波蘭民間精英階層態度的縮影。媒體則在討論國際工人運動，國家軍在解放波蘭時的作用，以及經濟浪費和官僚主義。 而廣大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更關注眼前的事務，因為這年他們的生活條件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持續惡化。波茲南是PSL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其中采蓋爾斯基機車車輛製造廠的工人待遇日趨惡化，他們的工資長期沒有增加，稅收反而越來越高。工人雖然怨聲載道，但還是試圖以合法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們向波蘭工業部和PZPR中央委員會派送了無數請願書、信件和工人代表，均石沉大海。6月23日，采蓋爾斯基工廠又派遣了27名工人代表趕赴華沙，三天之後代表團返回，帶來了華沙同意工人請求的好消息。但是6月27日早晨，工人得知工業部居然撤回了他們在華沙做出的承諾。和平解決問題的希望破滅了，工人階層的怒火被徹底點燃。 與知識分子把一腔憤懣付諸筆墨不同，工人更習慣以遊行示威和罷工表達他們的訴求。於是在1956年6月28日凌晨6點，采蓋爾斯基工廠的80%工人宣布罷工。他們製作標語走上街頭，其他工廠、機構和學校紛紛響應，遊行隊伍不斷擴大，並向市中心進發。上午9點，約10萬人的遊行隊伍雲集密茨凱維奇廣場，向黨政機關辦公樓喊話示威，要求降低食品價格，提高工資並撤銷一些高壓法規。 示威隊伍一開始的口號僅是「我們想要麵包」、「我們要求增加工資」。隨著更多反政府人員加入，口號變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下台」、「我們要求自由選舉」。最後出現了明顯的反蘇內容「俄國佬滾出去」「我們要求一個真正自由的波蘭」等。當地政府把責任全推給了華沙，於是工人紛紛要求波蘭總理西蘭基維茲前來談判。10點，風傳派往華沙的工人代表被逮捕，局勢瞬間惡化，遊行變成了暴動。工人沖進監獄釋放囚犯，沒收監獄大樓的武器，還洗劫了PZPR的地方分部。這期間發生了槍擊事件，數名工人或死或傷，局勢已經無法挽回。 中午11時，波茲南駐軍派遣16輛坦克，2輛裝甲運兵車和其他車輛保護關鍵建築，但軍隊沒有與工人爆發衝突，部分部隊還被解除了武裝。波蘭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聽聞波茲南事變，立刻決定以蘇聯的軍事標準鎮壓抗議活動。他命令斯坦尼斯拉夫·波普拉斯基將軍指揮波蘭第10、19裝甲師和第4、5步兵師，再加上其他安全部隊，共派出9983名士兵，359輛坦克，31輛裝甲車，36輛裝甲運兵車，880輛軍用汽車等部隊開進波茲南市區鎮壓起義。起義者擁有250支輕武器和自製的燃燒瓶，他們高唱國際歌，與軍隊進行勇敢但無望的戰鬥。到6月29日晚上，戰鬥基本結束。截止8月8日，有746人被逮捕，57人死亡，600人受傷，直接物質損失高達350億茲羅提。 西蘭基維茲在29日抵達波茲南，在對外廣播中，他強調波茲南事件是「帝國主義代理人」和「國內地下分子」精心策劃的挑釁活動。但工人的鮮血沒有白流，PZPR被迫做出讓步，將原廠長降職，並把稅款分期還給工人，為受難者舉行葬禮等，但PZL對波茲南事件的調查結果未曾公布。由於事件發生在波茲南國際博覽會期間，許多駐波外國公使目睹了全過程，對波蘭政府造成了極壞的國際影響。但波茲南事件在波蘭歷史上意義重大，它是PSL時代第一次大規模工人運動，也開啟了波蘭改革的浪潮。而波蘭改革的具體執行者，就是哥穆爾卡。 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解凍」和「去史達林化」運動席捲東歐。在這個質疑和叛逆的時代，1955年夏天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世界青年學生節無疑又給躁動的社會加了一把火。這個證明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優越性的節日，西歐、亞洲、非洲和南美的年輕人和遊客齊聚華沙，參加當局精心安排的舞蹈、戲劇和其他活動。波蘭人驚訝的發現，他們那些「吃著資本主義毒草」長大的同齡人更加富有和開放。這次節日不僅沒起到展示蘇聯模式優越性的目的，還讓東道主的波蘭人深受打擊，進一步加深了對意識形態的懷疑。客觀來說，此時所謂「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建立在借鑒社會主義對自身加以改良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改良當然不是資本家良心發現，恰恰是對蘇聯的忌憚和冷戰對抗的大環境下被迫做出的讓步。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也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剝削上的，這是後話了。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