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渡河與引路

世界語是1887年由波蘭籍猶太人眼科醫生拉扎魯·路德維克·柴門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發明創立的一種人造語言。世界語的原文「Esperanto」本意為「希望者」，日本人將它譯作了「世界語（エスペラントご）」，傳入中國時採用的便是日文的譯法。1912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便通令全國師范學校開設世界語選修課，培養世界語師資，為在全國小學教授世界語作基礎，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還專門開設了世界語選修課。 掀起這場討論的是1916年《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三號 「通信」欄目一封署名T.M.Cheng的讀者寫給記者的信，信中寫道：「夫世界語之文法整齊，亦簡單易學，反對者旋以為不能示高深之學術，斥為無用之學。其說然乎否耶，質魯如余，豈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發明一事一物，斷無無用之處，雖無彰明卓著之成跡，而習之亦不致有損無益，究竟多得一種學問也。」記者回答道：「世界語，為今人類必要之事業。」 《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看到了這篇通信，便在次年三卷四號的「通信」欄目中，致信陳獨秀，極力推崇世界語，認為世界日趨大同，「中國人雖孱弱，亦世界上之人類，對於提倡此等事業（指推廣世界語），自可當仁不讓」，提倡「從高號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今後凡書中嵌入外國之名詞，……，只有用世界語一法。」陳獨秀對他的觀點極為贊同，表示「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當使歐美人震驚失措。」 最先站出來反對錢玄同和陳獨秀的是在北大的同事陶履恭。在《新青年》雜誌的三卷六號中，他致信陳獨秀辯駁道：「蓋各民族之語，乃天然之語言，……乃最能表達民族之特質者也。」「一國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無國民性的生硬之語言發表而傳達之也。」「吾以為世界語之觀念，亦猶孔子專制之觀念，欲罷黜百家也。」 陶履恭認為世界語作為一種「人造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無民族之精神」，怎能「保存思想傳達思想乎？」況且，既稱世界語卻以「英法德意之語為多」，「東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語之內」又如何能稱得上是世界語呢？陳獨秀一方面予以肯定，認為他的一番話是對迷信世界語的人應有的忠告，另一方面又為世界語進行辯護，說它是「今之世界人類需要取材多數通用之世界語」，認為即便是世界語淘汰了，「亦必有他種世界語發生」，世界各國語言統一是歷史的必然進程。 《新青年》第4卷第2號中，錢玄同在反駁陶履恭觀點時，表示中國的文字「斷非新世界所適用」，認為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並不能和西方拼音文字擺在同一個高度，所以即便「一旦改用羅馬字拼中國音，而廢現行之漢文字體」，多數學術名詞也是漢語中所沒有的，如果一定要保留國語，也應該大大地摻入歐洲文字，世界語便是一個極為合適的選擇。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的通信欄目，錢玄同發表文章《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文章中說 「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覺著雖然當時已經制定了國音，實行了注音字母，但要想跟歐洲一樣「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便是如日本一樣「言文一致，字音畫一，亦未能遽期。」至於廢除漢文後採用何種語言，「玄同之意，則以為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 錢玄同的一篇文章，徹徹底底地將漢字漢語打入末流，要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世界語也不再只是第二語言，而是將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語。如此急進的主張，連之前支持他的人也難以認同，陳獨秀答復他道：「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亦對此表示了贊同。 隨著幾人的探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進來。同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的通信欄目，孫國璋草擬了六條具體措施，用以推廣世界語，得到了錢玄同的贊同。至於反對者，朱經認為「即就歐洲而論，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強同，至今無法統一。……何以中國人卻要廢了漢文，去學羅馬文字呢？」任鴻雋用他自己的話講「有點Sentimental起來」，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種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種昏亂的種子，不但存在於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若要中國好，除非中國人種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於極端，尚是未達一問呢！」況且「《新青年》一面講改良文學，一面講廢除漢文，是否自相矛盾？……要是沒事做，不如洗煤碳去罷。」胡適給他們的回信，卻是將這些問題一概推給了錢玄同，自己則不予置評。 等到了《新青年》第5卷，討論變得愈發激烈起來，朱我農直接以《反對Esperanto》為題致信胡適，認為Esperanto甚至不能稱之為文字，文字應發端於語言，而Esperanto不過是「私造的記號」罷了。即便將來文字統一，也是隨著「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語言自然漸漸會得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世界文字的統一，要從語言統一發端的。不是可以用私造的符號去統一的，……」胡適在回信中這一次也是站定了立場，表示了對改用世界語的反對。 錢玄同則就朱我農的來信，對胡適回復道：「承示朱我農君兩信，囑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覺得『反對Esperanto』的信，無可討論。朱君是認Esperanto為『已死的私造符號』，我是認它為將來人類公用的語言文字，所見統不相同，似可不必辯論。……若如陶孟和、朱我農及老兄之根本推翻Esperanto者，甚或不承認人類應有公用的語言文字者，則不復置辯。」 錢玄同的一番話，就差把「豎子不足與謀」幾字明著寫了出來，再有反對者便「照著劉半農先生的『作揖主義』去對付他」。 兩方的言辭愈發激烈，更有甚者已經開始給對方扣起了帽子，幾近於開始進行人身攻擊。《新青年》的通訊欄目因此變得烏煙瘴氣，陳獨秀評道：「諸君討論世界語，每每出於問自身以外，不於Esperanto內容價值上下評判，而說閒話，鬧閒氣……」。 眼見著兩邊僵持不下，《新青年》第5卷第5號，魯迅假託筆名唐俟寫了一封題為《渡河與引路》的信給錢玄同，認為「人類將來會不會有一種共通的語言」這件事誰也說不准，誰也拿不出證據來，如此便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同時還告誡那些一味尊崇世界語的人「……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才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無非反對人類進步的時候，從前是說no，現在是說ne；從前寫作『咈哉』，現在寫作『不行』罷了。所以我的意見，以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Esperanto，尚在其次；至於辨難駁詰，更可一筆勾銷。」魯迅的一封信，給愈發跑偏的世界語討論踩了一腳剎車，點明了文字改革的最終目的依舊是思想改革，在一些不能確定的飄渺之物上花太多的功夫毫無意義。對於通訊欄目的混亂情形，魯迅也認為來信的刊選「還可酌減」，「只需將誠懲切實的討論，按期刊載；其他不負責任的隨口批評，至多隻要答他一回。此後便不必多說，省出筆墨，移作別用。」 隨著魯迅澆下的的一盆冷水，相關討論迅速降溫，其後數年《新青年》的通信欄目上偶爾再有相關的來信，也多是對世界語的推崇。到了1920年，就連錢玄同也認為漢字漢語一時廢除不得，轉而倡導他之前反對的國語羅馬字去了。1922年5月，周作人當選北京世界語學會會長。在他同年9月份發表的《國語改造的意見》一文中，對以世界語取代漢語的主張表示了明確反對，「到了近年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為最適宜的工具。……我現在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它可以在可能的范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此後，廢除漢文，改用世界語的主張便漸漸地少有人再提及了。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