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剃刀熟練劃過，黑發一縷縷滑落在地，陳啟軍的腦袋上漸漸露出光潔的頭皮，以及，兩個硬幣大小的 ” 肉瘤 “。
穿着病號服的他對着鏡子左右打量，又用手摸了摸，” 手術後我還真是第一次看，原來長這樣 “。
” 像對牛角。” 女友楊蘭和他打趣。
醫院內的轉運車很快到了。陳啟軍躺上擔架，與女友一起乘車至手術大樓門口。
進電梯前，家屬須在此道別。” 放心，我會在外面等你。” 她伏在他耳邊低語。
醫生潘俊特地來和他握手，” 沒事的，相比之前的，就是個小手術。加油！”
被推入手術室之前，他把手伸出來，背朝家屬區揮了揮手。
陳啟軍頭上的突起是兩年前那台 DBS 戒毒術留下的 ” 印記 ” —— DBS 手術，俗稱 ” 腦起搏器手術 “，是通過植入到腦深部特定核團的兩根電極發出脈沖，刺激核團，以達到讓患者 ” 不想吸毒 ” 的目的。
今年 6 月 17 日國家禁毒辦發布的《2018 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中顯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國有吸毒人員 240.4 萬名 ( 不含戒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數、死亡人數和離境人數 ) 。但在這個龐大的人群中，選擇手術來戒毒的，屈指可數。
對於在腦袋上 ” 動土 “，大多數人充滿恐懼。最大的爭議在於，手術戒毒的原理依然未明。關於手術後遺症，如性格變化、癲癇發作、感染等，也沒有足夠多的研究數據。這是一項處於試驗領域的手術。
6 月 21 日，國際禁毒日前 5 天，也是陳啟軍術後 2 年零 2 個月。他已堅持兩年不復吸，決定取出 DBS 裝置，告別這個陪伴、幫助他兩年的助手。
墨綠色的無菌單蓋住了他的臉，自動門徐徐關上。
陳啟軍即將告別陪伴他兩年的 DBS 機器。
【入院】
6 月 20 日，術前一天中午 11 點，陳啟軍和女友抵達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中心。
故地重回，陳啟軍熟門熟路。
45 歲的他，黑瘦，濃眉，一件紅色 T 恤配黑色短褲，頗顯年輕，問了他年齡的病友表示不敢相信，” 最多隻有 30 多歲 “。
他承認轉變發生在 DBS 術後。機器剛裝上的第 3 天，他覺得舒服，” 原來一直有一口氣頂在胸口，突然沒有了、順暢了 “；隨後他開始感到餓，此後 3 頓飯按時吃，葷素搭配，而從前總吃零食、喝飲料，有一頓沒一頓；體重回升後，他整個人變得有精神，最重要的是，” 不再想那東西了 “。
” 取掉以後會不會又想吸呢？” 女友有些擔憂，向看望他的主任孫伯民詢問。
” 如果有念頭，這半年多應該已經表現出來了。” 孫伯民微笑。
這句話傳達出一個重要信息——陳啟軍腦子里的機器已經關閉 6 個多月。而醫生們之前沒有打算告訴他。
” 我們把機器關了的這半年，和開着的時候你感覺有差別嗎？” 孫伯民問陳啟軍。
” 我自己不覺得有什麼啊。” 陳啟軍的口氣明顯自豪起來。
這半年里，他不是沒有受到與毒品相關的暗示——他在大街上遇到以前 ” 毒友 “，照樣打招呼，但不會 ” 一起玩 ” 了；有一次進 ktv 包廂，看到了針管、打火機，立刻明白這里在發生什麼，他選擇扭頭就走。
這說明，他後來靠的不再是機器，而是自己的意志力。
這對於有 20 年吸毒史、戒斷又復吸 10 余次的陳啟軍來說，的確是件了不起的事。手術後兩年醫院的例次 ” 飛行檢查 ” ——隨時通知進行的血檢、尿檢以及毛發檢查也證明，他確實沒有復吸。毛發檢查甚至可以檢驗出半年內有沒有吸毒。
與此同時，陳啟軍表示，自己沒有感受到任何不適。他的家人及女友沒有觀察到他在情緒、性格、記憶上有什麼改變。
戒毒手術已有近 20 年歷史。” 成癮本質上屬於一種精神疾病，與人腦中的『犒賞中樞』有關。『犒賞中樞』收到刺激時會釋放出一種叫『多巴胺』的化學物質，令人愉快；吸食毒品時，毒品會對大腦進行化學反應式刺激，釋放大量多巴胺產生快感，所以在得不到毒品的時候就會難受，難以自拔。” 孫伯民說。
伏隔核是腦中 ” 犒賞中樞 ” 中的關鍵部分，像兩粒黃豆，分布在左右腦各一。
早期實行的是腦毀損戒毒手術，通過兩條深入腦內的金屬針發射正負相反的電流，燒毀這兩顆 ” 黃豆 “，但漸漸人們發現，這種手術可能帶來心境障礙、記憶喪失和性慾改變等副作用。2004 年，衛生部下令在大多數醫院停止開展腦毀損手術戒毒。
DBS 戒毒手術基於這一背景發展而來。有研究者又把 DBS 稱之為腦深部神經調節——與不可逆地殺死腦細胞的毀損術不同，這種手術從理論上來說，對腦組織的干預是可逆的，並已較廣泛應用於帕金森症、特發性震顫、肌張力障礙等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2016 年，包括上海瑞金醫院在內的國內 4 家醫院被允許開展 ” 新型腦深部電刺激（DBS）戒毒多中心臨床研究項目 “，探索 DBS 用於戒毒領域的臨床試驗。
但即使是 ” 可逆 ” 的 DBS 手術，也有持反對意見者。他們認為，迄今為止 DBS 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仍不明確，在哪里放置電極來治療成癮還存在爭議，而成癮有復雜的生物、社會和心理因素，手術對潛在風險預估不足。因此，這項手術的研究在很多國家的發展舉步維艱。
” 你決定好了嗎？為什麼不再多放一段時間？” 一位來自美國的心理學者問陳啟軍，她想了解中美在對待戒毒問題上的異同。
” 我已經不需要它。我很肯定自己不會再吸了。” 陳啟軍很有信心地回答。
【取出】
下午 2 點，瑞金醫院手術室，穿着墨綠色手術服的醫生們魚貫而入。
這場景和 2 年前植入電極時一樣，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鑿開兩個小孔將電極放進去，而今天，是通過這個小孔慢慢地將電極拔出。
手術室內的氛圍很輕松。長長的針型電極被拔出後，孫伯民為小孔填上兩塊鈦板，然後縫合。火柴盒大小的脈沖發生器隨後也從右胸的皮下被取出。至此，陳啟軍的戒毒手術治療算是告一段落。
陳啟軍是孫伯民團隊 DBS 手術用於戒毒領域臨床試驗中的第 2 例病人。
目前，按規定，手術要先經過臨床試驗階段，結束後由相關部門評估，再做後續研究。20 例是初期臨床試驗需要完成的數量。
孫伯民一開始以為很快就會 ” 滿員 ” ——畢竟人群需求放在那里，研究階段手術也是免費的。結果兩年過去了，僅僅完成 7 例，離 20 例的目標還有不小距離。
原因，一方面與人們對手術的認知不足有關，另一方面是病例還須篩選：首先要個人意願強烈，個性誠實，其次家庭也需充分支持、配合。
孫伯民接觸了大量患者，但依然對兩年前的陳啟軍印象深刻。” 你能看到他有強烈的戒斷願望，他說戒斷以後可以找工作、成家、要孩子。那種語氣不像很多吸毒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很麻煩的事情 “，” 他說得非常具體，渴求 “。
陳啟軍來自海南省西部一座快速發展的城市，那里是海南最大的植膠產業市，靠橡膠掙錢很容易。陳啟軍曾靠倒賣橡膠，一個月入賬 10 萬元。他的父親去世早，母親把兄弟六人帶大，他最小，也最皮，初中畢業後沒再讀書，” 從小辛苦的事情沒做過，因為大的（哥哥們）都做完了 “。懶散成了生活常態，唱 K、騎摩托車兜風、麻將賭博、福利彩，以及無所事事地喝茶——當地村鎮的茶館，總能見到一些男人，一坐一個下午。
1995 年他第一次 ” 玩 ” 海洛因，看別人吸，也學，並不知道那叫 ” 毒品 “。幾年之後，” 遠離毒品 ” 的口號終於在鎮上傳播開來，他在一次抓捕行動中被送到強戒所，3 個月，戒斷了。
復吸來得輕而易舉。看朋友吸，他心里癢，心想 ” 已經戒了，再吸一兩次，應該沒事 “。結果，一次就上癮。他怕被家人發現，不敢在手臂上注射，都扎在大腿根部，如今全是針眼。他多次嘗試戒斷，但無一例外都復吸了。
因為販毒，他被判刑 1 年 8 個月。那時他已對美沙酮上癮。在監獄，美沙酮的戒斷反應比海洛因更加難熬，打噴嚏、流眼淚、骨頭發癢，他看見有人撞牆……那次成功戒斷後，他回家和朋友聚會時，朋友遞來一支煙。煙抽完了，他感覺不對勁。朋友連忙解釋，一包香煙里一半是普通香煙一半是 ” 特製 “，” 不小心拿錯了 “。他再次陷落。
” 特別想跟這個東西做個了斷。” 他跟家人坦言。
他曾經有過妻子，有一次發現懷孕 3 個月，他聽人說，孩子不能要，於是讓她打掉，又在咨詢醫生時聽說 ” 其實孩子未必會發育不好，可以先觀察 “，他覺得是自己親手害了孩子；判刑期間，有一次母親暈倒在家，他卻無法回家，” 心里特別特別愧疚 “。
嫂子當時與潘俊醫生相熟。潘俊是功能神經外科博士，在瑞金醫院進修後赴海南工作，一直致力於推動 DBS 戒毒的研究。
陳啟軍沒有馬上決定動手術，而是請潘俊帶他去看了另一位手術的病人。礙於潘醫生在場，他特意用本地話和那人對話，” 我就想知道，手術到底怎麼做的，到底會不會變傻 “。
聯系妥當後，就在出發前 5 天，患高血壓的老母親毫無徵兆地在家中去世。3 天葬禮儀式結束後，陳啟軍直奔上海，態度決絕。
躺在手術台上時，他想，這一次，真的是要 ” 改 ” 頭換面了。
手術完一回到海南，他就去了母親墳前，” 媽，老六來看你了。”” 以後，老六好好的！”
【支持】
手術室外，楊蘭一直在病房徘徊。盡管知道是小手術，她依然擔心可能發生的意外，幾乎隔半個小時就向醫生詢問，然後再向家族群里陳啟軍的哥嫂們匯報。
她與陳啟軍的戀愛，尚未得到她父母認可。她是大學本科畢業，目前當幼兒園老師，在外人看來，這並不門當戶對。
” 吸毒是一件不好的行為，但並不表示，這個人的本質是壞的。我看人，只看本質。” 她說話乾脆。
但她也深知，毒品會摧殘人的本性，在毒品面前，再好的本質也靠不住，所以她依然有所遲疑。” 不戒毒，我不會嫁給你。” 她在手術前認真地跟陳啟軍說。
戒毒最難的關鍵在於吸毒—戒毒—復吸—再戒毒—再復吸的輪回，生理依賴（藥癮）可以通過強制戒毒、藥物替代及心理治療實現，但這些辦法對心理依賴（心癮）是無效的，這也是為什麼戒毒人群的復吸率很高，有些地方半年內復吸率可以高達 97%-100%。孫伯民說，DBS 手術可以幫助降低這種心理上的渴求感。
兩年前那次手術後不久，魔鬼的誘惑很快就來了。
一次，一位毒友來看陳啟軍，臨走，在門邊扔下小袋，並向他拋去一個 ” 雙方都懂 ” 的眼神。糾結了整整一個下午以後，陳啟軍把粉末掃進簸箕，讓它隨着垃圾運走了。
還有一次，因與家人吵架，陳啟軍氣急敗壞，一個人跑上大街，找到毒友代買。” 吸第一口我就後悔了，感受不到那種爽的感覺。” 他努力尋找理智，” 家里人都在期待一個好結果，我何必要冒這種風險？”
他丟了剩下的毒品，回醫院找到潘俊說，” 潘博，我犯錯了。”
潘俊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手術起效了，這說明他已經可以克制心底的欲望，同時原來的劑量不再能喚起他生理快感。
手術最主要的作用是毒品戒斷後防復吸，後續的藥物、心理以及家庭支持都是治療的一部分，孫伯民說。
有的人指望機器幫忙，就繼續吸食毒品，那是無法真正戒毒的。比如陳啟軍在術前去詢問的那位海南第一例患者，在接受治療後第三個月，因服用過量海洛因而死亡。孫伯民團隊將此案例發在 2017 年 7 月的學術期刊《神經病學》上。
” 機器沒有那麼神奇，不是說它讓我向左就向左，讓我向右就向右，你必須要有自己的意志。” 這是陳啟軍的體悟。
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中心主任醫師李殿友說：” 我們得『扶卿上戰馬，再送君一程』。”
自那之後，團隊加強對患者的跟進，基本做到一天兩次聯系，還需和家屬保持溝通。
對陳啟軍，潘俊也加強了警戒。他叮囑醫院的警衛，哪怕是陳啟軍出門吃夜宵，也要如影隨形。
不過，陳啟軍不再需要 ” 盯梢 ” 了。他開始自覺去哪里都帶上楊蘭，楊蘭不肯去的聚會他就不去。楊蘭說：” 我會察言觀色。誰是吸毒的，我能感覺到，就不讓他接觸。其實我起到的作用跟那個機器起到作用是一樣的，他心里能有個安慰。”
【蘇醒】
手術結束後，尚在全麻中的陳啟軍被送入麻醉後恢復室，等待麻醉蘇醒。
另一例來自上海的美沙酮成癮者已經到達病房。他是 DBS 臨床研究項目中最新的一例，術後 27 天，來做電極的調整。
” 病友們叫我豬八戒，因為我戒了八次，都沒成。” 最後一次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住院，他把電視機砸了。
” 手術的效果很明顯。” 他說，他從術前時每天要喝 140ml 美沙酮，已經減到每天 55ml。按此速度，他希望 4 個月就能實現完全戒斷。
” 我們別急，一步一步來。” 李殿友安撫他。
孫伯民始終看好 DBS 的治療效果，並深感推廣價值之大。” 有太多家庭走投無路，你不可能不管他們。” 他發現，很多業內人對戒毒過於悲觀，覺得是件不可能的事。
當然，改變正在發生。各國對待 DBS 戒毒的態度正變得松動。歐洲的科學家們一直在努力為他們的 DBS 成癮研究招募病人；在美國，植入這種設備可能需要 10 萬美元，但阿片類藥物（如海洛因）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正在促使美國醫生和監管機構接受這一項目。今年 2 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西弗吉尼亞州開展一項關於 DBS 治療阿片成癮的臨床試驗。就在最近，美國將迎來第一位接受 DBS 戒毒治療的試驗性手術病人。
孫伯民說，完成 20 例病例後，如果認為試驗結論可信，他們就將進行多中心研究。” 不能說你一家醫院做得好就行，一定要有重復，多中心做，成功率都到了之後，最終才能面向大眾 “。這個過程可能還需要三五年。
同時，科研層面的工作也在進行。” 到底哪一個核團更有效（醫生們最近發現一個芝麻大小的韁核可能更為有效），認知方面的影響是變壞了還是有改善，要把治療機制說清楚。”
3 小時後，陳啟軍仍然沒有從手術室回來。楊蘭有些急了。醫生解釋，手術開始得較晚，因為光是打針就耗了不少時間，陳啟軍的血管太難找了。
下午 5 點半，陳啟軍終於回到病房。
被推進病房時，他的頭用干淨的紗布包裹着，看上去有些迷糊。
等人群散去，楊蘭豎起兩個指頭，在陳啟軍眼前晃，問道：” 這是幾啊？”
“3。”
楊蘭一愣。
” 逗你啦！”
兩人都笑了。
來源：華人頭條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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