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瑩 王曉
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不止於「鄉愁」，更是他們在地化生活體驗的真實反映，折射於社會生活的諸多文化表象之中。華人遷徙與融入住在國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族群的歷史記憶，同時還根據在地日常實踐及族群互動，共同建立了對於中國乃至中華民族的認知與想象。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展示了華人群體從故鄉到他鄉、住在國本土化以及當代跨國實踐這一完整的族群發展脈絡。它不僅包括華人族群形成的歷史記憶，還涵蓋了日常生活實踐中所共享的觀念、信仰、策略和關系倫理，以及由族群互動所建構的社會網絡。中國與有着「香料群島」之稱的印尼馬魯古群島間自古就存在着頻繁的貿易往來。偏僻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地方政治經濟因素，都使得馬魯古群島北部的華人一直維持着較低的人口增長率。由於包括香料群島在內的東印尼地區華人人數有限，且分佈較為分散，因而長期被學界所忽視。即使人口稀少，且遠離印尼華人文化的核心區，東印尼華人仍保持着區別於本地族群的文化認同。
航拍北馬魯古群島
香料貿易與土生華人的歷史記憶
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對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海外華人從故鄉到他鄉的漂泊體驗是大多數成員所共享的記憶，再加之華人「家」觀念的發酵，因而能夠在代際之間長期持續。透過當地華人所認可的表述方式來反復傳頌祖先、家族的歷史故事，不斷地去補充和整合群體的歷史記憶，有利於喚起有關共同歷史命運的集體記憶和華人群體的歸屬感。早在漢代，橫跨歐亞大陸的香料貿易就將中國與北馬魯古群島聯系在一起。而貿易所帶來的豐厚收益，是吸引近代以前華人遷徙並定居於此的主要因素。近代以前參與環南中國海香料貿易的冒險與傳說，構築了當地土生華人對祖先與家族遷徙史最深刻的記憶。
北馬魯古
盡管10世紀以前的中文文獻中已出現大量有關丁香進口與貿易的記載，但所記錄地點多為集散地，而不是真正的產地。不少學者根據中外史料中丁香原產地記載的缺乏，以及丁香貿易多集散中心的情況推論，10世紀以前的丁香貿易是一種「沿線式」（Down in Line）的交換系統。也就是說，10世紀以前的馬魯古丁香是經由越南、泰國、爪哇等東南亞不同集散中心的轉口貿易供應到中國。宋以降，中國香料消費市場的擴大以及造船、遠洋技術的進步，激發了中國海商直接前往馬魯古群島進行香料貿易的渴望。根據帕塔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10—14世紀丁香主要經由兩條線路到達中國，其一為北線，從馬魯古經西伯斯海，向北穿過蘇祿海和菲律賓到達南中國海，北上至泉州、漳州等東南沿海地區；其二為西線，經群島南部的安汶往西橫渡爪哇海，到達今天的西印度尼西亞，再經由中南半島陸路或海岸沿線抵達廣州港等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而宋代運載丁香的商船大多向西繞遠經爪哇航線到達中國。這一時期，很少有商船可以直接通過西伯斯海，運載丁香的商船在到達爪哇海之前必須在蒲端國等地轉手。隨着經婆羅洲至蘇拉威西島南部，再抵達馬魯古群島航線的開辟，中國海商開始直接參與到北馬魯古群島的丁香貿易中。
元代汪大淵根據親身經歷所著的《島夷志略》首次清楚指出了中國船隊遠航至馬魯古群島貿易。書中有「地產丁香，其樹滿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間或二年熟。有酋長，地每歲望唐舢板其地，往往以五梅雞雛出，必唐船一隻來；二雛雛出，必有二隻，以此占之，如響斯應」的記載。汪大淵稱馬魯古群島為「文老古」，有學者根據其對當地氣候、地理、水文以及社會風貌的描述，考證元代中國商船抵達的是位於馬魯古群島北部的特爾納特島（Ternate）或蒂多雷島（Tidore）。特爾納特人相信，中國人是第一個到達當地進行丁香貿易的海外族群，他們的祖先正是從中國人那里瞭解到丁香的價值。島嶼上的Dufa-dufa、Tokome、Tarau、Jambula和Falajawa村被認為是最早由中國移民建立的村莊。其中姓氏為「Huat sing」「Bok yin」居民聲稱他們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穆斯林。今天，特爾納特島還流傳着元代中國人在馬魯古群島活動的傳說。「我們的祖先是元朝來自中國福建的商人。那個時候他們就知道馬魯古有丁香，所以過來貿易。但因為季風的原因，沒辦法回到中國，所以就留在這里定居了。我們是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後裔。元朝的時候，在福建有很多穆斯林對嗎？而我們的祖先就是中國的穆斯林，他們來了之後還幫着蘇丹建造清真寺，傳播伊斯蘭教，後來又和到這里來的阿拉伯人通婚。」
當地土生華裔對家族歷史的普遍性敘述，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經過了他們對過去的粉飾與重構。實際上，中國商船訪問馬魯古群島數量並直接購買丁香的時期相當短暫，且規模有限。受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亂的影響，再加之明初的海禁政策，明朝始中國海商已不再直接前往馬魯古地區。此外，北馬魯古群島西部島嶼是在十五世紀前後，在爪哇傳教士的宣教下開始皈依伊斯蘭教，而絕非受到中國穆斯林的影響。當地土生華裔構建祖先的集體記憶的案例正好體現了諾拉提出的「記憶不僅僅是去回憶，而是將過去置於現在的一種總體結構」。即集體記憶要置身於主體所處的社會框架中予以理解。作為早期移民後裔的土生華裔，他們通過在記憶中臆造祖先對當地社會發展史的介入，從族源上加強與本地社會的聯系，並以此來獲得原住民的親近感，提升群體的社會地位。
明朝中國海商雖然不再直接從馬魯古進口丁香，但以北馬魯古群島為起點的亞歐丁香貿易在16世紀東南亞貿易體系中仍然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丁香貿易為中心，北馬魯古、爪哇與蘇拉威西島的望加錫（Makassar）結成了穩固的「三角貿易關系」。由於路途遙遠和資本轉化的需要，望加錫成為爪哇與馬魯古貿易的中介地帶，望加錫人、布吉斯人再加上活躍於該區域的中國華僑成為維持三地貿易網絡穩固的核心族群。菲律賓處於福建至馬魯古群島的中間地帶，並長期作為中國與東印尼群島各地貿易的中轉站，因此明朝當地華人數量已相當可觀。《明史》有雲：「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盡管尚無歷史資料直接顯示望加錫、菲律賓等地的華僑移居至馬魯古群島，但不可否認的是東南亞海域東部各地間聯系之所以能夠建立，是因為區域內人的流動構建出了各種網絡。
與此同時，為了獲取更多來自神秘東方的珍貴香料，西歐無數的商人、探險家、傳教士踏上了前往東南亞海域的尋香之路。1593年，為爭奪馬魯古群島的控制權，西班牙人從已控制的菲律賓群島征調華人參加與葡萄牙人的戰爭。《明史》載：「酋郎雷蔽里希勞侵美洛居（明代稱馬魯古群島為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為其哨官。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此次入侵馬魯古群島的行動雖以華人反叛，「架舟以歸」告終，但顯示了菲律賓華僑南遷至馬魯古群島的可能性。另張夑在《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中，也將馬魯古群島稱為「美洛居」，並第一次提到當地華人。16世紀末葡萄牙與荷蘭人爭奪馬魯古群島，雲「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又雲「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游說兩國，閒分萬老高山山半為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茲土。」從這段文獻中雖難辨華人的數量，但仍能顯示出明朝華人在馬魯古社會是區別於其他的族群。
與歷史文本書寫相比，北馬魯古華人的集體記憶更貼近於生活，並附着於那些具有特定歷史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作為最重要的「記憶場所」（Lieux de Memoire）,天後宮的建成以及日常的儀式實踐，無時無刻不在喚起當地華人的文化認同意識。北馬魯古群島僅有一處中式廟宇，即位於特爾納特島瓜馬拉馬村的天後宮。天後宮始建於300多年前，原主體建築毀於1999年伊斯蘭教徒與基督徒的宗教衝突中，後得當地華人捐資並於原址復建。盡管落成碑刻毀於暴亂中，但當地能讀懂繁體漢字的華人仍記得碑刻上清晰說明天後宮建於清康熙年間。有關天後宮的來歷，當地華人中還流傳着一個神奇的故事。據傳，「有一位福建商人駕船從菲律賓來馬魯古貿易，不幸遇到海難，船和貨物都沉沒了。當時那位華商在海里掙扎時，隱約看到遠處有一道光，映襯出媽祖的形象。於是他暗自祈禱並許願，如果此次能夠活下來一定要立媽祖的神位。結果這位商人果然獲得附近漁民的搭救，把他載到對岸哈馬黑拉島的漁村。於是，他就用木頭製作了一個媽祖的神位立在搭救他的村民家中。兩年後，這位商人兌現承諾，將媽祖的神位請回到特爾納特，並在瓜馬拉馬村定居下來，後來建成了天後宮。」天後宮的落成既說明北馬魯古群島華人在18世紀已初具規模，同時代表當地華人已經把馬魯古當成家鄉的延伸，開始展演自己的信俗文化。天後宮逐漸成為製造和傳播北馬魯古華人歷史記憶的重要公共性場域。
社會資本化與跨界中華實踐記憶
記憶不是靜止的、遙遠的過去，而是關乎現在的，被持續的群體實踐所豐富和再創造。阿斯曼（Jan Assmann）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文化記憶」的概念，意指一個社會中互動的組織結構中指導行為、經驗的所有知識，依靠反復的社會實踐和儀式的代代相傳。而記憶的活力正是來自於那些已經內嵌到群體行動中的觀念、邏輯和社會網絡的延續。對海外華人而言，對族群特有的社會組織的利用，以及日常生活中頻繁的跨國實踐模式，即是文化記憶最關鍵的組成部分。孔飛力基於華人移民的歷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 Model）」模式，以文化通道來解釋華南與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往來與互動。他認為，親緣、鄉緣等關系網絡構成了華人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潛在通道。在通道兩端，移民文化又與地方本土相結合，改變了當地的文化生態，形成了特殊的「生態圈」。東南亞華人通過移民鏈接、文化交流與社區再造建構出一個「跨界中華」的社會鏈接。而這種跨界的鏈接則是基於對「中華」——這個鄉土世界與故鄉的代名詞，及其背後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的廣泛認同。全球化時代，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華人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實踐日趨頻繁和多元化。
早在80年代末，日本《世界經濟評論》就曾指出，隨着中國的經濟崛起，環太平洋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中國經濟圈。華人商業網絡，尤其是華人企業的日趨全球化對20世紀後半期東亞與東南亞經濟的增長做出卓越的貢獻。而華人在「跨國文化圈」的經濟活動通常藉助族群內的各類組織，「跨界中華」中形成的多層次社會網絡也是其重要基礎。一些學者在對華人跨國商業網絡的研究中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劉宏教授強調社會關系對華人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性，重點分析華人跨國企業家的「社會資本化」（Social Capitalizing）的實踐方式。在他看來，華人跨國企業家的商業哲學和網絡實踐從根本上來源於他們的社會觀和利用社會資本作為拓展跨國業務的策略。社會資本的概念不僅可以用來研究那些知名的華人跨國企業家，對東南亞華人的商業經營有普遍的解釋力。正如白魯恂所說，華人關系網絡對他們的經濟活動是相當有力的促進力量，尤其在東南亞地區，與本地土著相比，華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北馬魯古華人特別擅於運用社會資本來推動家庭商業的發展。這不僅表現為在商業活動中注意建立社會關系，還包括對族群內不同類型社會網絡的借用。
當地華人的社會資本化實踐首先表現在他們對親屬網絡中資源的共享與整合。親戚朋友間合作經營商店的案例並不少見。尤其在初涉新興行業時，人們會通過親屬與熟人網絡來整合有限的資本與人力資源，共同承擔市場帶來的風險。例如，在土產商Ko Sen、Ko Ton以及Ko Ton姐夫的二弟合夥經營的過程中，Ko Sen料理財務核算，Ko Ton負責評判土產的不同質量等級並定價，而另一位合夥人則承擔着與外島商人洽談生意，拓展商業網絡的工作。在合作經營的五年時間內，三個家庭都居住在商店的樓上，平日的飲食和日常開銷統一從商店的盈利中支出，子女的教育費用則由各個家庭自行承擔。年底時，每個家庭按照當初投入的資本獲得相應比例的盈利分紅。合夥人間達成的基本默契是，在單個家庭能夠獨立面對行業經營與市場風險時，合夥關系可以隨時解散。從合夥人變為同行競爭並不會帶來親戚關系的緊張，因為獲得家庭的獨立經營權是特島華人商業經營的首要原則。
除親屬網絡外，恰當與自願性的社會組織（社團），有助於建立人際間的互信和互惠交換的規范，從而幫助成員積累社會資本。對當地華人而言，社會資本還可以從族群內建立的體制化關系網絡中獲得。盡管當地從未形成華人的宗族組織，而華僑聯合會也在蘇哈托時期被迫解散，但是以天後宮為陣地的宗教組織一直延續至今。我的特爾納特族朋友在向我提及當地華人時曾說「他們有組織」，並將當地的孔教徒稱之為「Orang Kelenteng」（廟里的人）。之所以本地人會有這種印象，是因為華人孔教徒經常統一着裝、集體出席本地族群舉辦的公開活動。孔教協會不僅是當地仍保留傳統民間信仰的華人結成的信仰共同體，更是一種確立群體行動規范，促進族群團結的互助型社會組織。
華人孔教徒每週日晚上會舉行一次儀式和聚會，在重要的傳統節氣與節日到來時還要舉行相應的祭祀活動。平日常規活動的費用主要來自孔教徒所交的會費。除了會費外，孔教協會內還會定期舉行募捐，用來幫助成員籌辦婚喪嫁娶等人生禮儀。每每遇到這種場合，孔教協會的成員都會到場，給主事家庭提供無償的幫助。倘若某位成員遭遇突發性變故，例如感染疾病或生意失敗等情況，協會理事們會發起臨時募捐，並代表所有成員去探望。孔教協會經濟援助的對像是當地所有的華人，所得款項也絕不僅來自於孔教徒。當地很多成功的基督徒或天主徒華商，雖然從不參加天後宮的宗教儀式和日常聚會，但對捐款活動則樂此不疲。尤其在農歷新年前夕，天後宮籌集的舉辦慶典的款項很大部分來自於一些不是孔教徒的大商人。天後宮的主事人員也會給瓜馬拉馬街區的所有華人家庭送去除夕慶典活動的邀請函。而除夕夜，無論那些「大老闆」有多忙，每個家庭都會全員或派代表參加慶典活動。可見，孔教協會不僅是一個宗教組織，還是溝通當地不同宗教信仰華人的橋梁。它的運行加固了華人群體內業已建立的熟人網絡，又強化了族群內部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而這種互信關系為當地華人開展良好而持久的商業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文化基礎。
北馬魯古群島是印尼最主要的農產品和海產品原產地。當地華人作為出口貿易中介商，控制着本地市場，原本處於跨區域貿易體系的底端。然而隨着全球化時代人口、信息與資本的快速流動，以往形成並固化的層級市場交易模式已被逐漸打破。越來越多的跨國商家開始繞過泗水、雅加達、萬鴉老等印尼的國際都會市場，企圖建立地方市場與國際交易市場的直接聯系。隨着中國的經濟崛起，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在印尼泗水開辦進出口貿易公司，並直接與下游市場進行商品交易。跨國資本逐漸深入並牽動並改變了貿易鏈下游華人的商業模式。在這種情形下，掌握中文及與中國商人交易的規范與技巧，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本。北馬魯古省華人年輕一輩中，有近一半具有中國留學的經歷。語言上的優勢使其相比其他商人而言，獲得更多參與跨國貿易的契機。例如土產店老闆阿文是當地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位，不僅表達流利，還可以進行簡單的拼寫。語言上的巨大優勢使他有更多的機會結識並獲得中國商人的信任。他與來自中國華南的土產貿易集團，共同開拓了從北馬魯古群島，經印尼泗水和越南水口口岸，抵達中國廣西玉林的貿易網絡。
從北馬魯古華人的日常生活和商業實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在追求財富時有意識地利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和象徵性資本。其中，親屬關系、社群組織、以及華人經商傳統族群社會記憶對他們在「跨界中華」場域中的社會資本化實踐，仍然發揮着主導作用。與此同時，當地華人以族群內所共享的觀念、策略、資源和社會網絡為依託，通過在故鄉與他鄉間的貿易往來，又在不斷創造「跨界中華」新的族群記憶。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絲路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