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啟超 在一個加速度的時代,他如何面對變革的勇敢與迷惘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讀梁啟超?

因為古往今來,人事相通。

就像今天的我們談論AI、算法、引力波,結伴逛街、看展,梁啟超也會與同好討論自然科學、物理化學、佛學思想,一起在北京南城軋馬路,從湖廣會館散步到法源寺。青年人朝氣蓬勃、充滿創造力和好奇心,但面對恆變之世事,總是容易迷惘、焦慮、自我懷疑。

青年梁啟超同樣如此。19世紀末的中國,正在面臨着新世界的大潮來襲。梁啟超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面對鐵路、郵政、財政預算、國族概念、社會契約等等新事物新思維,梁啟超同樣困惑、搖擺、不確信。但也正是因為這種不確信,他如飢似渴地學習,筆耕不輟,打破陳規,成為更加開放的人。

正如許知遠在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中寫道,「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

今人讀梁啟超,不單可以經由他深入歷史細脈,亦能更好地理解當下,感受到個人與時代命運共振出的思想力量。

青年梁啟超 在一個加速度的時代,他如何面對變革的勇敢與迷惘

終其一生的敏銳與責任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廣州府新會熊子鄉茶坑村,梁啟超呱呱墜地。

同治中興的短暫平順、帝國邊陲的水澤孤島、半農半儒的家族傳統,梁啟超就在這樣的時空坐標中出生。以干支論,這一年是癸酉,他屬雞;以公歷紀年論,這一天是1873年2月23日,他是雙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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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

在晚清日異月更的變局中,1873年略顯平凡。

華夏之內,載淳親政、回變大平;寰宇之下,大清第一次亮相世界博覽會,帶隊的是掌管清朝海關十餘年的英國人赫德。世博會,最初名叫「萬國工業博覽會」,1851年首次在倫敦舉辦。「萬國」「工業」二詞,充分說明了全球化和工業化的時代浪潮。

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這段文字來自《三十自述》,寫於1902年。與慣常中國文人「三十而立」的人生要求不同,梁啟超的時間譜系和視野無比開闊而敏銳,將中國的興衰與世界的變化熔於一爐。

他在太平天國中看到了「國民心理」的重要性,在曾國藩身上看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新民價值;也在普法戰爭中看到了「民權」於「現代國家」之意義,在意大利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梁啟超注意了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稱自己置身「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並帶着極強的責任感,把個人命運編織進一幅更加開闊的時代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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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

18歲,初入世界與大開眼界

光緒十六年(1890年),梁啟超18歲。

現在的18歲,意味着成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關鍵詞也許是高考、初戀或獨自生活。梁啟超的18歲關鍵詞,是新婚、趕考、拜師。

此前,梁啟超完全是一副傳統讀書人的模樣。他在家鄉以「神童」之資聞名,10歲即中童子試秀才;舞勺之年進入廣州精英文化的中心學海堂讀書,熟稔四書五經,頗善訓詁詞章,「專科生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然而,梁啟超首次來到北京參加「高考」卻遺憾落第。盡管他堅持「復讀」,但之後連續兩次皆未能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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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順天府貢院

1890年對梁影響重大,與會試成績無關。他在返鄉途中經過上海,購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讀後方知世界竟有五洲多國,大清不過其中之一。因為財力有限,梁啟超無法購置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若干西書。不過他對新世界的渴求很快在一個人身上得到滿足。

回鄉不久,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並拜其為師。這位狂生的出現無疑讓梁啟超大開眼界。康用新視角解釋中國歷史,把支離破碎的知識置於一個脈絡中,提供聞所未聞的新圖景。知識的快感讓人沉醉,家國憂患又為年輕人帶來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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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梁啟超獨立學者和近代知識分子的氣質日益明顯。他曾於1893年到東莞開館教學,把學問分為五類——經、史、子、理、西,並為因新知識和未來而感到彷徨的青年學子列了一份速成書單《讀書分月課程》。或許是由於個人天賦,梁啟超對重構知識地圖信心十足,認為傳統知識需學上一年半載,西學也「不出三年」,然後便可以成為一代通儒。

「四庫之書,浩如煙海,從何處讀起耶?」

先讀《萬國史記》,「以知其沿革」,其次讀《瀛寰志略》,「以審其形勢」,隨後讀《列國歲計政要》,「以知其富強之原」,讀《西國近事匯編》「以知其近日之局」。除此之外,還有一本天文學著作《談天》,一本地質學的《地學淺識》。

任何時代似乎都有應時「書單」,可以讓焦慮、迷惘藥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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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寰志略》

24歲,聲名鵲起與加班996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梁啟超24歲。

經歷了公車上書、強學會,參與了《萬國公報》《中外紀要》,此時的他總算是找到了立身之事——寫文章。筆杆上的功夫自萬木草堂時就已初顯,據梁的同學回憶,每次應課,別人都埋頭伏案寫作,梁卻總是悠然自得,直到夜深才動筆,從不打草稿,答畢直接交卷。

這項才華在梁啟超24歲時大放異彩。他主筆《時務報》,成為一代輿論巨子,影響之大,連光緒皇帝也成了他的讀者。

讓梁啟超聲名鵲起的,是《變法通議》系列文章和《西學書目表》。

前者以浩浩湯湯的筆力和知識征服了讀者,在《變法通議自序》的開篇,梁即以一連串天文、地理、生物學的例證表明,「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後者則是三年前速成書單的升級版,他打算將湧入中國的西學書籍進行一次分類,創造一張新的知識地圖,教導他人如何閱讀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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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務報》

伴隨成功而來的是「社畜」般的過勞,他要面對身體的疲敝、他人的期待和環境的壓力。

《時務報》創辦於上海,十日一刊。梁啟超在報館身兼數職,除去寫作論說,還要潤色譯稿,整體編排,甚至充任校對。他曾回憶到,「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梁啟超南下省親時,黃遵憲曾來信問候,「卓如昨昔病勢如何?頭痛腰痛減否?小便通否?腳手發冷否?」足見其備受病痛折磨。

這種壓力還來源於同道的期待,譬如浸淫西學多年的嚴復。嚴復身在天津,常在《直報》上發文,是梁的忠實讀者,更是監督者。迫於截稿壓力,梁啟超的很多思考潦草輕率,嚴復曾寄來二十一頁的長信,對他提出批評。

最大的壓力來自上海這座城市。這里不僅是知識、自由與希望的象徵,也是焦慮的來源。西方的影響無處不在,對商業、金錢的過分推崇讓他不適,繁重的編務工作和各色的交際會面也使他無暇安心讀書。上海拓展了梁啟超的眼界,也給他帶來了道德困擾和對中國文化流散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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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館林立的上海四馬路

之後的故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梁啟超26歲。這一年的故事,國人已耳熟能詳。

二月,梁病癒後入京,正遇沙俄強占旅順大連,眾學子聯合上書,請求拒俄變法;後保國會成立,眾人再次上書,請廢八股取士。

四月(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授梁啟超六品卿銜,令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然維新不過百日即告失敗,八月(9月21日),慈禧太後訓政,皇帝被幽。康有為先行避難,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被殺。

青年梁啟超 在一個加速度的時代,他如何面對變革的勇敢與迷惘

青年梁啟超 在一個加速度的時代,他如何面對變革的勇敢與迷惘

縱觀《青年變革者》所描繪的1873至1898,梁啟超既有如當代人一般壓力、疲憊、焦慮交織的日常,又有身在過渡時代緊迫而倉促的學習、思考和行動。

朝氣蓬勃的志向、敏銳的社會嗅覺,加上超強的學習能力,梁啟超的個體生命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呼應,不只在青年時代。蕭公權曾評價道,「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

在未來,他將更加開放、勇敢,從歷史和他者中汲取能量,正如我們今天讀他一樣。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