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五部作品，代表了過去四年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成就。其中，由上海的文學雜誌《收獲》三度北上約稿、完成全國首發並率先舉行研討會的《應物兄》榮列於榜單，既為廣大讀者和寫作者呈現了中國文學寫作的開放性與可能性，也體現了上海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峰作品灌注熱情、傾力扶持與提供舉薦平台的眼光、作為與魄力。《應物兄》在長篇小說藝術上作出了怎樣的探索？它的獲獎是否體現了文學創作上的先鋒性？對未來寫作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幾位文學評論家有話說。
「雜語小說」與「換韻」解讀
謝有順（中山大學教授）
李洱善寫知識分子，《應物兄》也是如此。但這部85萬字的長篇小說，不同於《儒林外史》《紅樓夢》，不同於《圍城》《廢都》，也不同於索爾·貝婁、戴維·洛奇、約翰·威廉斯、翁貝托·埃科等人的作品。這種不同，並非只是出於作家的個性差異，更在於他們處理問題、思考路徑、敘事方式的巨大差異。李洱面對的是此時、此地，是一群自己非常熟悉而又極其復雜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有同時代的各色人等。他試圖在一種巨變的現實面前，把握住一個群體的精神肖像，進而辨識出一個時代的面影——小說看着像是由許多細小的碎片構成，拼接起來卻是一幅有清晰輪廓的當代生活圖像。
這樣的寫作，暗藏着一種寫作雄心，也昭示了一種寫作難度。
要寫好當下中國的社會現狀和精神議題，談何容易。這些年，社會的急劇變動、人群的大規模遷徙所帶來的經驗的流動、思想的裂變，是中國歷史上所未有的；而這種流動着的「現在」，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新現實，也是文學所面對的新問題。中國作家長於寫歷史，寫家族史，寫有一定時間距離感的生活，而很少有作家能處理好直接進入小說的此時、此地的經驗。因此，必須要充分肯定敢於直面「現在」的作家。那些蕪雜、豐盛的現實事象，未經時間淘洗，作家若沒有良好的思想能力，找到自己的角度來梳理、擇取，並出示自己面對現實的態度，便只會迷失在經驗的海洋中。人的主體性的建構並非只由他所經歷的事、走過的路、思考的問題所決定，除了歷史，「現在」對於一個人的自我確證同樣重要。福柯說，一切哲學問題中最確定無疑的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什麼的問題，「當康德在1784年問『什麼是啟蒙』的時候，他真正要問的意思是，『現在在發生什麼？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我們正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這個階段，這個時刻是什麼？』」文學是時間的藝術，它對「曾經」「現在」「將來」這三種時間形態之生活的講述，由「現在」所統攝；文學看起來是在講述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人與事，其實真正探索的，一直是此時此刻「我是誰」以及「我是什麼」的問題。
李洱似乎想創造一種以「言」為中心的敘事，至少，他想把小說改造為一種雜語，把敘與論，把事情與認知融匯在一起。所以，《應物兄》里許多地方是反敘事的，敘事會不斷停頓下來，插入很多知識講述、思想分析、學術探討。很多人為這種小說寫法感到驚異，我倒覺得，這種雜語小說更像是對日常說話的模仿。日常說話中，沒有誰是專門敘事，也沒有誰是專門議論或抒情的，他的語體往往是混雜的——說一些事情，發一些感慨，同時夾雜着一些抒情，幾種語體交替出現，說話才顯得自然、駁雜、豐富。很多早期的典籍都還原了這種日常說話的特徵，比如《論語》，是由門徒記錄的孔子的言與行，多是真實的日常說話；講一件事情，說一個道理，記述一次出行，交織在一起。這種雜語體本是文體分隔之前作文的基本方式，在文體嚴格區分之後，才有清晰的小說、詩歌、散文、評論等文體的邊界。但這個邊界是否合理？能否逾越？許多文體探索的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應物兄》發表之後，不少人認為這是一部向《紅樓夢》致敬的作品，而我以為，就文本話語方式而言，《應物兄》更像一本向一種古老說話體典籍致敬的大書。
李洱在《應物兄》里這樣寫道：「傳統一直在變化，每個變化都是一次斷裂，都是一次暫時的終結。傳統的變化、斷裂，如同詩歌的換韻。任何一首長詩，都需要不斷換韻，兩句一換，四句一換，六句一換。換韻就是暫時斷裂，然後重新開始。換韻之後，它還會再次轉成原韻，回到它的連續性，然後再次換韻，並最終形成歷史的韻律。正是因為不停地換韻、換韻、換韻，詩歌才有了錯落有致的風韻。每個中國人，都處於這種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換韻」一說，頗為委婉而優雅，它是對歷史演進的一種正面解讀，旨在激發我們的信心。淺薄、混亂、悲哀、痛苦之後，會有新的精神迎風站立，因為在一個文化巨變的時代，一種絕望從哪里誕生，一種希望也會從哪里萌發出來。這是李洱留給我們的一絲真實的暖意，正如《應物兄》的末了，應物兄遭遇車禍之後發現「我還活着」，讀來令人百感交集，看起來已經命若游絲，其實還堅韌地活着。我想，在任何時候，人類都不該失去這份堅韌和希望。
以出世精神成就入世關懷
吳俊（南京大學教授）
我把《應物兄》讀成一部當世的寓言之作。
寓言之作的要義，是以出世的精神寫出俗世的故事而成就入世的關懷。我曾經也是這樣來看莊子寓言的。寓言性決定了《應物兄》的思想境界和審美趣味，說它寫的是俗世故事，它的故事就是我們的日常；但寓言性的故事顯然並非現實，而具有超現實的架構和走向，比如「農夫與蛇」的故事，既是日常的，卻又非現實，所以太對照實際地讀這樣的書，在故事理解和修辭上恐怕就會陷於誤讀。
出世的精神，是指作家的思考思辨，更多是指他的想象。他的想象在於如何擺脫故事的俗世面，不失故事的真切性而又具有空靈超然之思，這在敘事上同時提出了一個修辭美學上的挑戰——寫在實處，歸於哲思。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莊子寓言的美學。這種美學對一個作家而言，就是他的文學觀和世界觀。這樣的作家不純是一個寫故事的人，也不是一個高蹈玄思的世外哲人，之所以要以出世的精神寫出俗世的故事，根源仍在他的入世情懷。
李洱寫出了《應物兄》，僅在於表面上像莊子一樣，用恣肆放盪的文辭寫一個寓言，以顯示自己的博學或敘事才華嗎？或者，只是像「農夫與蛇」一樣，寫了一個精簡生動又能充分闡明道理的小品？還是猶如伊索寓言，體現了俗世高人的智慧？能寫俗世故事，能成為小說家；能以俗世故事體現入世關懷，則是一個出色的小說家；能以出世精神寫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關懷的內衷情懷，那就是傑出的小說家。按此要求，提到古代小說，我們就會想到《金瓶梅》和《紅樓夢》，這兩部書堪稱具有大俗大雅趣味、以出世精神寫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關懷的傑作。我不敢說《應物兄》就在《金》《紅》兩書之間，但李洱的企圖和野心或就在此。為什麼要謙虛呢？《應物兄》實際就是想擠在上述兩書間，成為一部當世寓言之作，或成為一部寫盡了荒唐的荒唐之書。我以為李洱真的得了這兩部書的神髓。
當代文化人從精神到日常世界的全景式圖譜
李掖平（山東師范大學教授）
評委們在閱讀討論中涉及的話題非常廣泛。從長篇小說的題材選擇到主題指向，從結構形式到情節鋪設，從人物形象塑造到語言修辭表達，從題材處理的難度、深度到故事的縫合與完成，從寫作的當下意義到對未來文學走向的引領，可以說方方面面都有人發表意見。「茅獎」的評選，真的是一次認真嚴謹的評審活動。
李洱的《應物兄》以具有真誠和狡黠兩面性格的「應物兄」籌備儒學研究院為情節線索,從這個中心人物向外輻射，描畫了一幅當下社會生活和當代文化人從精神狀態到日常舉止的全景式圖譜。舉凡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作者勾連在一起，經史子集式鄭重其事的敘述方式，加上荒腔走板調侃戲謔語調的交相輝映，再加上旁逸斜出各種細節的隨處可遇，造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明顯的戲劇化間離效果。
與其說作品由此拓開了一個具有百科全書式豐富意味的文本空間，倒不如說作者藉此表達了內心深處難以釋懷的一種廣邈浩遠的憂思或者說憂患。置身於這樣一種豐富而復雜的生活環境中的應物兄和你我他，到底應該如何自處、自省、自知、自醒、自潔？這種憂思和憂患，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貴，至少對我而言，小說是有這種鏡鑒作用的。
區分偏激攻擊與理性批評
陳曉明（北京大學教授）
《應物兄》此次獲得「茅盾文學獎」，是實至名歸。
一開始，大家對《應物兄》的評價就非常好、非常高。它確實是一部重要作品，也引起過爭議，我覺得是好事。一部作品如果沒有反響，說明無足輕重，沒有產生沖擊力。在評審過程中，評委們對《應物兄》的評價是非常一致的。
我稍加關注過人們在評價中的分歧。絕大多數評價是非常積極非常正面的，也有極個別人以非常偏激的方式來評價這部作品，摘文摘句地用一些片面而極端，甚至於非常刻毒的詞來表述它，我覺得這都不是——至少來說不是作為常年研究文學的人會認同的態度和方式。那種方式會極大地傷害到文學和文學生態。不是說作品不能批評，批評是在一個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在合情合理的意義上展開，不能牽強附會，不該望文生義，更不能脫離上下文的語境。
比如，有一些批評純粹指向《應物兄》寫性。寫性是一個什麼尺度呢？許多文學作品里都寫到性，中國古代小說、西方小說中都有。也有人說到《應物兄》的語言問題，我們應當看到作家對語言有各自不同的處理方式。當年對莎士比亞作品的語言也有各種批評，比如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就有過很多批評，而「白銀時代」的作家又對托爾斯泰有過一些批評。這些批評，時過境遷再看，有些是苛求了，有些是基於不同的文學觀念。有分歧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以用探討的方式，但是不要人身攻擊，不要擺出要把作品「整」死、把作家打入另冊的架勢，我覺得這種批評是不可取的。如果一種批評一看就是被仇恨所占滿，那麼它是很難讓人認同和理解的。
我想，評委們的投票、選擇以及評價，也表明了非常人性、客觀、公正、全面地來評價文學作品的態度。我覺得這個態度是積極的、正面的。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原鄉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