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上海城市文化地標，大概多數人想到的是萬國建築群落、石庫門等建築。但事實上，20世紀50、60年代出現的「工人新村」，同樣是巨大的歷史變動在上海的城市空間所留下的烙印，並對當下的上海城市文化施加着影響。
工人新村起初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廠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輔以齊全的配套設施，居民們的需求也都能被滿足，衣食住行樣樣齊全。不喜歡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在這里從年輕走到老邁。
隨着社會發展和工業結構的調整、居住條件的不斷優化，工人新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它仍是上海生活史的一部分，在記憶的發酵逐漸彰顯着其「城市切面」的意義。
回過頭來想，工人新村這個空間與我們情感結構有沒有關系？
肯定是有的，但說不清楚是什麼。
自幼成長於工人新村的青年作家張怡微對這一題材始終投以關注。而在作家金宇澄獲茅獎的小說《繁花》中，大概有8到9次提到「工人階級」，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平素喜好。
與共和國同齡的作家管新生，則選擇以《工人新村》為名，用一組隨筆記錄下自己在童年時期就跟隨父母遷入工人新村的經歷。在這里，他所歷經的個人成長，也是上海這座城市發展和變遷中一段極具特色的切面。一個個細膩的生活細節，記載下的不僅是工人新村普通家庭的酸甜苦辣，更是時代所走過的步伐。在普通家庭與共和國同成長、共命運的漫長歲月中，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呼之欲出。
《工人新村》
管新生/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管新生 | 文
上海的城市地標是什麼？據史料雲，代表上海開埠至今的建築文化可歷史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因太平天國戰爭而誕生的以石庫門為代表的經典建築，另一類是體現1949年以後工人階級成為社會主流的工人新村。這兩種文化范疇，分別賦予了人們完全不同的敘事記憶。
而我，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運之手輕輕一個撥弄，便實現了「跨界」行動——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父親帶領着我們，舉家從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楊浦區的控江新村，一下子從石庫門邁入了工人新村。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必定連只言片語的發言權也無。
那年，我實足五歲，屬於小赤佬一個，用北方話說，就是小屁孩。據一本已經發黃、發脆、老掉牙了的戶口簿記載，那是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記憶影像中揮之不去的是一個長長的鏡頭：父親埋頭弓腰地拉着一輛很大很長的勞動榻車（一種雙輪平板人力車，是當年很常見的運輸工具）一個勁兒地往前跑着，車上坐着奶奶、媽媽和我，媽媽懷里還抱着我一歲多的弟弟。在我的身邊好像還胡亂堆放着幾根長竹竿和幾塊木鋪板。那時候似乎也沒什麼家具，我們是窮得只剩「清湯寡水」的無產階級，就這樣潦潦草草地開始了後來在記憶中那麼富有歷史意義的喬遷之喜。
■ 作品插圖 （插圖均為陸小弟繪制）
其實，當時是有另一輛勞動榻車和我們並行的，只不過拉車的是一個尚未婚娶的寧波籍小青年，所以他車上的東西更為簡單：一桌、一凳、一老娘而已。他與我父親為同一爿麻袋廠的老同事，此去大楊浦則更是成了未來幾十年出入與共的新同事。他們後來的工作單位皆為國棉十七廠。前些時日遇見了這位已然八十有餘的老鄰居，他至今猶記得自己當年住在8號，而我家住4號。其實這4號、8號並不真正屬於他們，他們僅僅是房客罷了。
那條弄堂喚作「英華里」——這三個字乃是我從已故作家毛炳甫先生的《算命紀事》小說集中查閱而得的——在大自鳴鍾附近。1926年，在公共租界勞勃生路（現長壽路）、小沙渡路（現西康路）交叉口中央，建起一座鍾塔，這就是上海灘遠近聞名的大自鳴鍾。人們把東至現在的陝西北路、西靠常德路、南近安遠路、北達普陀路的這一帶廣義地稱為「大自鳴鍾」。1959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拆除了這座帶有帝國主義殖民文化色彩的建築。順便說說，毛炳甫先生當年竟與我父親是同一爿廠子的工友。
這位老鄰居姓李，至今我們見面都改不了沿襲幾十年的稱呼，我喚他為「娘舅」，他則很奇怪地叫我「老管」。當然，在我未成「老管」之前，他是喚我「新生」的。
記憶·糧票
記得上海糧票除了「斤」，尚有「兩」為計量單位：五兩、二兩兩，直至半兩。據悉，全國各地發行的地方糧票中，最小單位均無此例，所以「半兩」糧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它可以買一根油條，或者一碗小餛飩，或者碗白粥，再或者一塊蛋糕……不少外地朋友曾問，這是不是體現了上海人「精乖」的一面？以「半兩」糧票論，是不是有點太小家子氣？就油條而言，大多地方均為一兩糧票一根，武漢最夸張，二兩糧票一根！初始，我也不解。後來去了南北方諸地，一見當地的油條(有叫「油炸果子」的)，幾乎嚇了一跳：哇塞！好大的個兒，抵得上上海油條的數倍！怪不得收的糧票也往上直躥了。當然，也有地方是論斤稱，而不是以「根」出售的。
這樣的長途跋涉、拖家帶口，他們不但不知疲倦，反而是一路歡快。童年時的我，又如何能理解大人們的心事？直到近幾年創作長篇小說，翻閱史料，方才恍然。原來在那年頭，能住進工人新村，絕對是一大快事，當年流行的一句口號自是從歷史的故紙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時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不少勞模可是戴着大紅花、敲鑼打鼓很光榮地住進工人新村的。那個時代的浪潮改變了我的一家，也影響了千千萬萬上海家庭的命運。
尤為令人嘆服的是，當時的新村連選址都是大有講究、頗具考量的。普陀的曹楊新村毗鄰大夏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楊浦的控江新村、長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分別緊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和理工大學（原滬江大學，那時為機械學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顯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層樓。
輕輕掀開歷史的台歷，每一頁均影影綽綽風雷動。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上海被迫開埠，列強爭相劃定租界，西風東漸，外國傳教士和商人紛至沓來，在滬圈地、建廠。時至民國，此風尤甚。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一日），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設立江南製造總局於上海，中國的現代工業從這里起步，中國第一代的產業工人從這里誕生。然而，直至1949年，盡管上海工人的隊伍猶如滾雪球般日長夜大，卻偏偏沒有屬於他們的住宅。據史料記載，沿着大運河——長江一線顛簸來到上海做工的人，大多依岸而居，有住在船上的，有上岸自己搭建簡易棚屋的，是為滾地籠、棚戶屋。楊樹浦的工人們則通過工人運動爭取到了一些專供他們居住的工人宿舍，但也是鳳毛麟角。這樣，我們也許就可以認識到，工人新村的出現，從當年至21世紀的今日，甚至無窮遠的將來，都已經恆久地走進了上海歷史的回音壁，在上海建築文化史上增添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嶄新一頁！
現在想來，我忽然很欽佩父親他們這種勞動工人的搬家行動了。畢竟，從常德路到馬玉山路（今雙陽路）的距離不是一眼眼（上海方言，意即「一點點」）遠，夠人大喘氣一陣子的，等於是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赤腳量地皮（距離為15.2公里）。問問如今的年輕人，誰還願意如此徒步走一遭？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我們的父輩、祖輩，就是如此愚公移山般自力更生地搬家的，而且輕松完成。至於他們在這麼漫長的路途中有沒有歇過腳、喘過氣，譬如上個廁所，抽支香煙，肚子餓了在街邊攤頭上來一碗陽春面？可惜，搜遍記憶無印象。
接近傍晚時分，我們來到了控江新村。不是那種居住在二樓、灶間衛生間在樓下的兩層樓「兩萬戶」，而是二樓、三樓均鋪有木質地板、有着尖尖屋頂的三層樓房，每一樓面四戶人家，1室、2室、3室均為一室戶，4室為內套的兩室戶，走廊里有兩個衛生間、一個浴室供公用，一個大灶間足可放下四戶人家倚牆而立的煤球爐（後來則為煤氣灶），外面還有一個七八平方米含一大水鬥的公共陽台。
據說這種房型的設計在當年是匠心獨運的——既可解決工人住房的困難，又能讓工人時時感受灶間、衛生間、浴室和陽台四家合用的「集體生活」。可謂面面俱到，足以體現政府的關懷。當然，也就此埋下了後來「鄰里糾紛」的隱患，這是讓人始料不及的。
順便說說我所居住的這個門號里陸續搬來的鄰居。樓上樓下有南京人、無錫人、淮安人、鹽城人、泰州人、金壇人、寧波人、紹興人等江浙籍貫人士。當然，前提都是廠里的工人，少數為科室幹部。恰恰印證了上海人當中最多的是江北人、寧波人那句老話。
這種房型另有一大好處，便是房錢出奇地便宜。我家是一居室，大約是13.9平方米的使用面積（當年好像鮮有建築面積的提法，若按今天的建築面積估算，則約為28平方米），依稀記得房錢為每月幾毛錢，這個價錢基本維持到了1977年我們搬離工人新村時，好像自始至終沒有遭遇過如今日抽風似的漲價。
記憶·電子管收音機
在那個年代，電子管收音機絕對算得上一件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奢侈品。我們那個住宅門牌號里，上上下下3層樓12戶人家，至多一兩家有收音機。那是一種很時尚的標志，標志着這家起碼是經濟條件夠級別的人家或者是領導階層。至今猶記得班級里張同學家中的五鬥櫥上有一架十分漂亮、標致、大氣的收音機，好像不是六燈就是八燈，後來才明白那是六支電子管和八支電子管。
無論誰家，一旦打開收音機，那真是聲震樓上樓下，引無數人駐足凝聽——在文體娛樂生活極其匱乏的年代，這無疑是20世紀的一大景致。很多電台廣播節目甚至成了一代人至今揮之不去的永恆回憶，除了廣受歡迎的新聞節目之外，還有「嗒嘀嗒，嗒嘀嗒，小朋友，小喇叭開始廣播啦」的中央台少兒節目，聽孫敬修爺爺講《小蝌蚪找媽媽》《小英雄雨來》《豬八戒吃西瓜》《寶葫蘆的秘密》《高玉寶的故事》《西遊記》等。
後來，我看到了左鄰右舍搬入控江新村的喬遷壯舉：或如父親一般拉着勞動榻車；或大人小孩直接步行過來、肩扛手提——估計原住地離此不遠；或是動用一路飄灑車鈴、飛馳而至的黃魚車——這是有條件的人家。
說來好笑，就在大人們一驚一乍如同看西洋鏡一般樓上樓下參觀的當口，我已經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一個人白相（上海方言，意即「玩耍」）去了——真的是「一個人窮白相」，盡管房屋林立，住戶卻甚少，大多人家還沒來得及搬過來，於是孩童更少。至今猶記得，房子外面遍地都是長得和我個頭差不多高的野草，加上每一幢房屋之間的距離又寬，哪像石庫門弄堂房子馬桶挨馬桶、煤球爐擠煤球爐，像住着七十二家房客似的，要多鬧猛就有多鬧猛。幸虧那時還沒到進學堂的年齡，無緣拜讀「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樣的經典名句，只知道悶頭瞎皮，從這一堆草叢向那一堆草叢鼠竄。
跑得正開心，乍一抬頭，哎呀呀，太陽怎麼下山了？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這才想到了回家。可是，滿目盡是一模一樣的一幢又一幢三層樓尖頂房子，更要命的是家家戶戶的電燈還沒開，一片黑蒼蒼。家在哪里？父母、奶奶又在哪里？唯見暮色飄浮，草影揺曳。心中着急，腳下忙亂，頭上冒汗。我胡亂地奔跑起來，可無論奔跑到哪里，眼中的景色始終不變：三角屋頂，三層樓房，三面草影。後來，我總在想，自己一定是踏進了父親經常講的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陣」里了。
天越發黑了，我只看到自己被初升的月光照着的孤零零的影子。雖然智商一貫不那麼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辦法，我記起了新家在三層樓的第一間，當新村里終於亮起電燈的時候，我就把尋覓的目標鎖定在了東邊屋山頭的三樓。燈亮着，便找了上去；燈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這樣，幾經周折，我終於找到了家——家中只剩爸爸一個人，奶奶和媽媽則去尋找失蹤的我了……
這一節「搬家歷險記」，成了我人生中永遠揮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個經典的笑話。要是回到弄堂時代，肯定不會這般狼狽。也許，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給初相遇的石庫門文化的一個小小的下馬威罷。
後來，1974年，阿爾巴尼亞中學生青年足球隊在上海訪問時參觀了控江新村，當然還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上海工業展覽館。1977年，日本田徑團訪滬，也在參觀上海工業展覽館之餘，參觀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僅是工人的榮耀，也是那個時代新中國樂於向外國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樣本。
孩提時代的我絕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如此高的文化層面去觀察和剖析問題，但可以切身體驗周遭環境的巨大變異。
記憶·結婚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尚。當年時興的是「36隻腳」——臥床、大衣櫃、五鬥櫥、床頭櫃、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腳統統加在一起的總數；「四大件」——要名牌的：鳳凰牌自行車、蝴蝶牌縫紉機、上海牌手錶、三五牌台鍾。購置齊全，結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當然地全部憑票供應。
依稀記得，縫紉機票是女友單位班組里讓給她的，手錶票好像來自姜丕基，三五牌台鍾票是丈人阿爸給的。自行車票，記不清是怎麼來的了，只知道自行車三廠《風凰報》編輯葉培本給過我一張18寸男式自行車票，不過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事了。
說來有趣，而今自行車早已不知去向，停擺的上海牌手錶深藏於櫃子里不見天日，縫紉機跛了一隻腳靠邊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鍾依然很雄威地在嗒嗒嗒走動。
打彈子、刮刮片、滾鐵圈和釘橄欖核，這些曾經風靡弄堂的「螺螄殼里做道場」的遊戲正漸漸離我遠去，只剩下了一個豁然開朗的感覺：白相的天地一下子變得好大好寬。當新村里的小孩漸漸增多的時候，很多非弄堂式的遊戲頓時流行了起來。比如在屋山頭成群結隊大呼小叫地玩「老鷹捉小雞」，比如在整個新村里漫無邊際四處奔跑地玩「逃江山」。
控江新村時屬大楊浦的上海郊外，隔着營口路與一大片碧綠的田野遙遙相望，有着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墳墩頭，還有一座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於那個繞河蜿蜒在綠樹蔭中的村莊，記得喚作「石家浜」，當真是「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現在統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鋼筋水泥建成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
延吉新村、控江新村、長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均魚貫排列於控江路沿線。控江路位於上海市區東部，民國十五年（1926年）始築，當時地處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側華界、「大上海計劃」中的南部邊緣，初時僅為黃興路與馬玉山路（今雙陽路）中間的聯絡支路，用以方便市民前往遠東公共運動場（今黃興公園東側）。「控江」二字，來源於上海縣地方志中「華亭縣負海控江」一語。
下河游泳、拷浜、捉魚，似乎成了我們每個夏天必做的功課。游泳堪稱一流的是鄰家男孩國榮，隨便你把什麼東西，諸如手絹、紙船、芭蕉扇，往不停流動的河水中扔去，他一個猛子紮下去，待得從水中露出面來時，保管那些順流而下的東西全都被他抓住。最精彩的一幕是，他會突然在一群悠閒自得地漂浮在水上的鴨子或白鵝中間冒出頭來，邊甩着水珠，邊看着驚慌失措四下逃散的鴨和鵝，得意地哈哈大笑。這笑聲至今猶在我耳邊回盪，只可惜這畫面已經化入了歷史大樹的年輪中。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