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文字

游戲的人與社會： 游戲研究：game research人文和社科的方法研究游戲（廣義的游戲研究），game studies從人文的角度研究游戲的本體論。但由於其注重人文的方法，即文本研究，則容易忽略玩家在游戲中的位置和反饋。所以近來game studies開始拓展，通過社科的方法囊括更多玩家的反饋。 本篇討論的三個核心即：游戲-游戲的人-社會 一般而言，會將游戲放在中心位置，但在這里，游戲的人會被放在中心，因為人的本性是游戲構成的，而人組成了社會。在普遍認知里，游戲被當作一種媒介，而在此游戲性是人的本質之一。 中國傳統社會語境下，游戲人人所面臨的困境和原因： 對於電子游戲而言，在傳統社會，因其作為新媒介的存在，而常常帶來道德恐慌。（亦如攝像和電影的誕生，和它們奇技淫巧的污名） 同時，通過對《二十四史》的研究並特別檢索「游戲」相關的文本內容後，昏君、佞臣、仆妾、奴總是與游戲相關聯，所以在儒家道德觀念中對游戲的人的身份定位是全然負面的。這樣的文化印記塑造了中國人對游戲和游戲的人的共同記憶。反應在現實中，如中小學教師，家長等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傳統知識分子對「君子不戲」的認識是潛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提倡嚴厲控制電子游戲的人也是他們。但除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對游戲的態度則並不太嚴厲。不過由於儒家在政治上的顯著地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外承擔其政治面目的時候，他會站在反游戲的道德教化層面，但當他退回個人領域，則要鬆弛的多。（外儒內道）至於儒家反對游戲的原因責備歸結為「集體主義文明對個人主義媒介的必然否定。」儒家提倡作為一個「君子」，個人意義需要在更大的圈層被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游戲不支持這個邏輯，游戲的滿足是不需要向外擴張和輻射改變更多人的。集體主義下個體的價值實現是依託於集體的，而游戲的意義在乎個體。 如若接受「游戲性」是人的天性，我們就會了解，「玩」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被禁止的，游戲即使人的底層的本能需求，也是人最高級的精神需求。 游戲研究的歷史： Espen Aarseth（阿爾薩斯），挪威人，丹麥王家科學院院士，於2001年創辦期刊《Game Studies》，也標志著游戲研究正式誕生。他還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戲研究協會DiGRA，同時還是一個總額兩百萬歐元的ERC Advanced grant的受贈人。而在這之前，荷蘭的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Johan Huizinga（約翰·赫伊津哈）以及他所著的《游戲的人》（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為游戲研究的誕生打下了基礎，同時這本著作也促進了Play Studies的誕生。在2001年游戲領域誕生之前，關於游戲研究的方法論大多來自Johan Huizinga和他的歷史學背景。 Play和Game的區別： Play-遊玩，Game-游戲 遊玩沒有具體目的，形態自由開放，規則由遊玩者隨意控制，可有可無（如玩沙子這一行為）；游戲則有明確規則規范，有輸贏的目的，有參與者的共識（如老鷹捉小雞這一游戲）。 所以廣義的游戲研究包含人類「玩」這一行為的研究，以及人類歷史中最具創造性和主觀性的部分，在當下工業化社會背景下，討論游戲研究有助於解放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與其他所有媒介相比，玩家參與游戲時的主觀能動性是最高的。其他媒介不依賴欣賞者而存在，而游戲的作者權不同於其他媒介，游戲必須要依賴玩家而展開，且有一部分是作者無法控制的（不同於解讀，這里說甚至是創作階段，即游戲的推進即是它的創作階段 ）。故此，游戲研究一定不能只是關於游戲本體，而必須包含玩家（游戲的人）。 《游戲的人》： 這本書的核心：人，是天生的游戲的人，人類文明的基柱就是游戲，游戲既是過程，亦是結果，人類行為發展到較高的文化程度之後，其中的游戲屬性會脫落，但游戲的行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去游戲化」的實踐結果。因為游戲行為中的人代表的創造性才是最為可貴的。 這本書有十二章，可以被歸納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1-3章）講述何為游戲。第二部分（4-10章）所有文明社會里存在的來自游戲的底層結構。第三部分（11-12章）西方文明中的游戲要素。 Play Studies是這本書的直接領域，而Game Studies則是衍生領域。在遊玩研究的領域，是以人類學家為主，這門學科的核心特點要求研究者即作為活動的參與者與研究對象一起，有要與研究對象即保持一定的距離。一名合格的游戲研究者也需要以此為標准，不能脫離玩家的身份去研究游戲（至少足夠了解玩家）。游戲研究作為獨立的專業，有其方法論和門檻，這是其他領域專業知識不能替代的。 《游戲的人》寫於二戰時期（1938），正值人類文明幾近崩潰之時，作者Johan Huizinga為保留人類文明的火種，及其中最具創造性的核心，他選擇將關注點放在人類的游戲性上，這里的游戲是「Play」。Jo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