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上的理想世界

鮮艷的紅與藍繪成雕梁畫棟、碧瓦飛甍，廣袖長袍的仙子菩薩正隨着朵朵祥雲翩然而至，這分明是中國傳統文化審美里的意境，然而卻多了三個膚色黝黑、衣着奇特的「異域來客」。

他們之有兩人並排站立，一個雙手執矛，似是在戒備，另一個一手提籃，一手叉腰，似是都對這陌生環境產生了困惑與戒備。第三人仿佛毫無顧忌，正興高采烈地擊鼓起舞，在他邊上有三位披堅執銳的中國將軍，他們似是正騎馬沖鋒，卻遇見了正在載歌載舞的「奇人」，於是茫然不知所措，場面頗為離奇且滑稽，顯然這不像是熟練的中國傳統匠人會有的手筆。

確實，這樣的瓷上世界出自17世紀末、18世紀初一位荷蘭德爾夫特窯瓷器匠人之手。17世紀末的西方世界，流行一種室內陳設的方式，即以大量的瓷器裝飾在設有托架或漆板的牆面上，最大限度地使「中國風」充盈室內，讓聚會交談的主人和賓客如徜徉在東方異域，別有一番情趣。這件瓷磚面板原應屬於一個更大的構圖的局部，它足夠在牆面上如畫卷般鋪開，身臨其境的效果想必只好不壞。

黑人與中國仙神共處一地的場面絕對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中，然而如此刻畫的荷蘭匠人，也非無端生發，信手為之。雖說就事實而言，絕大多數以這種手藝謀生的西方匠人們終其一生也無法踏足千里之外的異國，他們筆下的花鳥人物、山水草木等等並不源自親力親為的觀察體驗，但他們依然有相對可靠的途徑，可以獲知新奇的訊息——審視這樣的作品就可發現，盡管搭配組合有離奇創造，人物的氣質和衣着也仍有寫實之處，這更不可能憑空臆想而來。

17世紀，遠在東方、顯赫一時的明朝最終在農民起義與滿人入關的重重打擊下覆滅，戰亂平定後是中國封建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再度一統天下，與此同時西方世界諸多強國正積極謀求對外擴張殖民的巨大利益，沖在最前面的正是荷蘭人。此前明朝的海禁政策與葡萄牙人的阻撓讓他們只能望洋興嘆，但明清鼎革，局勢劇變，清王朝在進入廣東之始，就頒布了允許澳門葡萄牙人及遠方諸國到廣州通商的命令。親歷明清易代的傳教士衛匡國在返歐途中經過巴達維亞時，向荷蘭人轉述了這樣的事實，並建議他們抓住時機，接洽新興政權，進而掌握夢寐以求的權力和資源。

於是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使團，帶着豐厚的禮物從巴達維亞啟程，以面見順治皇帝為最終目的。他們突破了葡萄牙人的阻礙，也忍受了索賄收賄的層層官吏，甚至他們能接受帶來的禮物被稱作「貢物」，在皇帝的寶座前行三跪九叩之禮，只為求得順治皇帝的金口玉言，為他們開放更多的便利。然而清朝為這些使團與商人打開入口，本質只是希望他們「重繹來朝」「慕義而歸」，固守着天朝上國的自傲而看不到世界的風雲變幻，就更不可能答應進一步的開放。荷蘭人耗費了大量心血最終還是鎩羽而歸，不過倒也不是一無所獲。使團的管家約朝·紐霍夫回國後撰寫出版了《荷使初訪中國記》，這本附有150幅精美銅版插圖的游記其實並非毫無紕漏地完全忠於現實，但作為親歷者的目擊報道，在西方世界很快成了暢銷書，在當時的同類作品中收獲了最大的榮譽。無數讀者對這本書中的文字和圖畫所描述的就是名為「中國風」的真相深信不疑，財力可觀的貴族富豪紛紛效仿書中插畫上的人情風物，要求瓷器、掛毯、園林等務必有這樣的風格。

於是匠人們即便只為生計考慮，也得順應潮流而為。事實上在這樣的游記之前，也早已有為數不少的外銷瓷器流入西方，那樣的瓷上世界未嘗不是認知東方的窗口之一。不過在這樣的游記面世後，相對而言能借鑒游記插圖而成的作品多是奢侈品，單純模仿來自東方的外銷瓷反而只能淪為普通器物。

德爾夫特鎮的陶磚畫其實產量不高，但品質極為上乘，可直接滿足王室宮廷的需求。這幅陶磚畫中央赫然出現的棕櫚樹其實不常見於外銷瓷，只在這類游記里才會被放在插畫的畫面正中，因此被認為是典型的中國植物，成為匠人們為了表現「中國風」而頻繁採用的關鍵元素。甚至，創作這幅磚畫的匠人為畫上那三個神氣的黑人，還用上了罕見的「德爾夫特黑」，藍、紫、黃、棕紅再加上黑，鮮明的色彩極致地碰撞，多種地域的風物名勝雜糅融匯出全新的瓷上世界。

多元混合，是此時風靡歐洲的「中國風」的象徵，不僅能多出幾個突兀的黑人，還可見印度與日本的風俗，總的來說，這是一種對於東方世界基於一定事實再度發散而成的產物。正如雅各布森所說：「真正的中國風不是對中國物品蒼白而拙劣的模仿，它與歐洲對東方的聯想密切相關——異國情調、遙遠的國度、富裕、神秘等等。」

正因聯想，才有理想，而非空想。理想未必皆成現實，卻往往能為其側面寫照，一些抽象無實體的情緒與觀念得以有所具象，自西向東，自東向西，均是如此，瓷上的理想世界也因此有了永久留存的價值。

原文刊登於《品》雜誌2019年12月總第96期。咨詢熱線：0592-7307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