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山東老農看見一張舊照才確認：曾被冤10年的弟弟是楊子榮

為了給風雨飄搖中的中國一個美好的未來，無數志士前赴後繼，他們中有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到新中國的成立就壯烈犧牲了。

對於他們，國家和人民不會忘記。

因此，建國後黨和國家積極尋找他們的家人，想給予特殊照顧。只是這項工作難度極大，尤其是那些改名換姓參軍的革命志士，我們是既不知他們老家在哪里，也不知他們的真實姓名。而家屬也不知他們參軍後的名字，更不知他們是死是活。

比如抗日英雄楊靖宇將軍，1940年犧牲于吉林。此後我軍一直積極尋找楊將軍的家人，但始終沒有下落。直到艱難尋找12年後，1952年終於在河南確山縣一個普通村莊里，找到了姓馬的兩兄妹。通過他們手中的一張老照片，才確認楊靖宇就是他們的父親，楊將軍的原名叫：馬尚德。

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因電影《林海雪原》而家喻戶曉的解放軍剿匪英雄楊子榮也是一樣，尋找他家人的過程更為曲折。

楊子榮是在1947年2月份犧牲的，從他犧牲到確認其真實姓名和身份，時間跨度長達27年之久，直到1974年一切才確定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27年里，楊家人又經歷了些什麼？且聽筆者細細說來。

1974年的一天，調查組的同志來到山東省牟平縣嵎峽河村，找到一位70歲的老農。他們拿出幾張照片，讓老人辨認。老人當即從幾張照片中抽出一張，看著照片上的那個人，老農百感交集，不由淚流滿面。

原來照片中的這個人，正是老人失散多年的親弟弟楊宗貴。這也讓調查組的同志終於確認，那個家喻戶曉的大英雄楊子榮，就是從這個村子里走出去的楊宗貴。

楊子榮是犧牲在黑龍江海林鎮，他當兵那幾年也主要是活躍在東北地區，而且說著一口地道的東北話。因此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東北人，調查組的同志們也一直在東北地區找他。那麼一個山東人，為什麼能說一口地道的東北話，一切要從楊子榮小時候的經歷說起。

1917年1月28日，楊宗貴出生在山東省牟平縣嵎峽河村一戶貧困的農民家庭。父親楊世恩是一位泥瓦匠，母親宋學芝是一位普通的農婦。雖然夫妻倆都很勤勞，但是身在那樣的亂世，勤勞並不能讓這個家衣食無憂，一家人始終過得緊巴巴地。

楊宗貴4歲時，為了能讓這個貧困的家庭能有所改善，父母和當時很多山東人一樣，做出了「闖關東」的選擇，一家人遷徙到了遼寧安東。

到了遼寧後，一家人的生活並沒有像希望的那樣得到改善。背井離鄉的選擇還讓一家人連賴以為生的田地都沒有了，楊世恩還能靠著泥瓦匠的手藝活掙點錢，宋學芝就只能靠撿破爛補貼家用。

但即便他們如此辛苦地勞作，一家人溫飽都難以解決，他們只能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一家人分開求生。父親楊世恩帶著一個女兒繼續在安東生活，母親宋學芝則帶著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返回老家，繼續種田過活。

我們已無從得知，宋學芝在亂世中是怎麼帶著4個兒女艱難求活的，只能知道即便是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下，她依舊靠著省吃儉用攢下一些錢，供楊宗貴讀了幾年私塾。她總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孩子最多的東西。

只是好景不長，隨著膠東地區軍閥混戰的加劇，生活變得越發水深火熱。實在過不下去了，宋學芝只能讓兒子讓楊宗貴再次前往遼寧，尋找父親楊世恩。

就這樣，在1929年，12歲的楊宗貴一路輾轉再次來到了遼寧安東。兩年後，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地區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楊宗貴自此開始了在東北闖蕩打拚的艱苦生活。

當時的楊宗貴只有14歲左右，也沒有什麼技藝傍身，只能靠著做苦力艱難求活。他先後做過碼頭搬運工、船工、給有錢人家護院……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10多年，這也讓楊宗貴不僅習得一口地道的東北話，而且底層行業摸爬滾打的經歷，也讓他熟悉了當地土匪的「黑話」。而這一切，也為他參軍後剿匪鬥爭的如魚得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3年，楊宗貴已經在鞍山千山採礦區當了好幾年礦工。當時的礦區在日偽軍的掌握下，對於這些礦工他們動輒打罵、肆意欺壓。

有一次，楊宗貴看到日偽監工又在毆打工友，他內心的憤怒難以抑制，憑什麼在中國人自己的土地上要受外邦人的欺辱？

為此他和監工發生了衝突，還動手打了對方。在這種情況下，礦區顯然已沒了他的容身之處。為了躲避日偽的報復，楊宗貴在工友們的幫助下，逃離了礦區，一路輾轉逃回了山東老家。

回到老家，宋學芝看兒子已經26歲，早到了成家的年紀，就作主為了說了鄰村的姑娘徐萬亮。兩人成親後，楊宗貴就開始了務農生活。

楊宗貴闖蕩打拚多年，也經歷了很多的事情，他知道外敵一日不除，想要安穩地做個種田翁都不可能。於是在務農之餘，他加入當地的民兵組織，積極參加抗日活動。1945年，八路軍解放牟平城、煙臺市，楊宗貴都曾以民兵的身份參加戰鬥。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好八路軍在當地擴編徵兵，楊宗貴得知這一消息後，當即就報了名。填寫報名表時，楊宗貴考慮到其中的危險性，為了不連累家里人，便沒用真實名字，而是用了自己鮮為人知的字：子榮。改名這件事，他沒有對家里人說過。

就這樣，楊宗貴以「楊子榮」這個名字，加入了八路軍。不久，楊子榮所在的部隊奉命挺進東北。自此以後，他就徹底和家里斷了聯繫，母親和媳婦都知道他去參軍了，但對於他的其它情況全然不知。

老話說「是金子到哪都會發光」，這句話用在楊子榮身上可謂是再合適不過。他見多識廣，對於東北地區又很熟悉。當班長、排長研究敵情時，楊子榮經常能夠說出一些好點子。這樣出色的表現自然是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剿匪戰鬥開始後，他被點名調進了偵察排。

進了偵察排後，大家才發現，楊子榮不僅對東北地區風土人情了解得很深入，而且還有一手高深的「偽裝」技能。他偽裝以後，就連每天和他朝夕相處的戰友不仔細看，也認不出他來。這也讓楊子榮在偵察排如魚得水，屢屢出色地完成上級交給他的偵察任務。

1946年3月，部隊開始在牡丹江地區剿匪。當時有一夥土匪占據著杏林村，他們人數有400多人，而且在村子周圍都修築了圍牆，可謂是易守難攻。他們憑藉人多勢眾和手里的武器精良，給我軍造成了不小的傷亡。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繼續正面強攻，我軍勢必會有更大的傷亡。部隊領導們開會商議後，決定勸降這伙土匪。

但是由誰來勸降呢？要知道這里的勸降可不像現在很多電影里演的那樣，隔著老遠和對方喊話那麼簡單。它需要戰士深入匪窩，和土匪們面對面談判。這樣的勸降無疑充滿了危險性，畢竟土匪向來沒什麼規矩，一旦溝通不暢發起狠來，很有可能對勸降的我軍戰士直接出手。

最後，部隊首長寫了一封勸降信，對著全連官兵喊道：「誰敢給敵人送信去，站出來！」

楊子榮沒有絲毫猶豫，朗聲答道：「我敢去！」

就這樣，楊子榮揣著勸降信，晃著一條白毛巾，一路走進了杏林村。當時在外面的我軍戰士，都捏了一把汗，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何情形，也不知道楊子榮有沒有遇到危險。他們只能端著槍，槍口始終對著杏林村，默默地等待著。

好在大家的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楊子榮進了村子後不久，就帶著幾個匪首走出了村子。這伙匪患就這樣被我軍兵不血刃地解決了。而楊子榮也因為在這一次的戰鬥中的出色表現，被授予特等功，還被部隊評為「戰鬥英雄」。

上面這一事跡雖然在《林海雪原》和同名電影中都有描述，不過要說楊子榮最廣為人知的經歷，還要屬「智取威虎山」。

經過我軍一年多的剿匪戰鬥，當地的土匪基本都被肅清，剩下的就只有一些頑匪窩點和零散的流匪。這其中有一支「座山雕」率領的頑匪，始終下落不明。

「座山雕」原名張樂山，15歲進山當了土匪，18歲成為匪首，做了幾十年土匪，經歷了清兵、張作霖的軍閥部隊、日偽軍的一次次圍剿，但始終未被擒獲。

「座山雕」這伙土匪還和其他土匪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警惕性特別高，行蹤也十分隱秘，從不大股活動，基本都是少數人分散出入山林。別說當地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他們匪窩的下落，就是一般的土匪團伙對「座山雕」的底細也不清楚。

這伙土匪也是我軍的主要剿滅目標之一，只是大部隊找了很久，始終沒有找到他們的落腳點。正當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已經升任為偵察排排長的楊子榮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他提出：化妝成土匪，打進「座山雕」匪窩。

起初部隊領導覺得這個方案風險性太大，並不同意。但是當楊子榮身穿一件大黑襖，外面罩著一件黃呢子大衣，頭戴一頂狗皮氈帽，出現在戰友們面前時，大家最終同意了楊子榮的方案，因為他的扮相活脫脫就是一個「土匪」。

之後，楊子榮便帶著其他5位戰友，扮作土匪走進了深山。其實當時上級首長給他們的任務是偵察匪情，查清「座山雕」的匪窩後就回來報告，之後等大部隊出動剿滅這伙土匪。但誰也不曾想到，他們這一去，直接就生擒了「座山雕」。

楊子榮走進夾皮溝後，並沒有四處打探，因為這種方式並沒有什麼用。以他對土匪的了解，距離匪窩最近的村子肯定會有土匪的聯絡人和聯絡點。而在夾皮溝一帶，只有一個村莊。於是，楊子榮等人便在村子里「守株待兔」。

果然，在蹲守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發現了兩個行蹤可疑的人。楊子榮當即帶著戰友攔住了他們。起初兩個土匪還十分警惕，但是當楊子榮開口後，他們的警惕就放下了大半，原來楊子榮張口說的就是土匪之間交流用的「黑話」，相當於暗語。

就這樣，兩個土匪答應引薦他們上山入伙。不過具體情況，要先找「座山雕」請示。

不久後，兩個土匪帶著「座山雕」的口信返回，同意楊子榮等人入伙，但是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上山。不得不說，「座山雕」這伙頑匪警惕性是真的高，將楊子榮等人一晾就是十多天。

就在大部隊都快失去耐心的時候，終於有人來帶楊子榮等人上山了。進入匪窩後，楊子榮當即就動手捉住了「座山雕」。不過為了不引起土匪們的拚死反抗，當時楊子榮等人並沒有直接表明身份，而是繼續假裝是土匪。他們告訴這伙土匪，之所以捉「座山雕」只是不滿他的招待不周，不想再投靠他了，想讓他引薦投奔國民黨部隊。

這樣的舉動果然騙過了這伙土匪，當楊子榮等人綁著「座山雕」和我軍接應的戰友匯合以後，他才亮出身份，這時「座山雕」才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只是一切都為時已晚。因為這次的出色表現，楊子榮被榮記三等功。

活捉「座山雕」不久，我軍接到群眾反應，附近的鬧枝子溝有土匪出沒。部隊首長決定讓楊子榮帶領小分隊偵察敵情。他們一行人冒著大雪趕到鬧枝子溝時已經臨近傍晚，於是只能選擇在一個獵戶的窩棚里休息。

隔天一早，他們從獵戶口中得知了土匪活動的大致區域，便踩著齊膝的積雪踏上了尋找土匪的路。不久之後，他們就找到了一個冒著青煙的窩棚。幾人悄然前行，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了窩棚門前。楊子榮一馬當先，一腳踹開窩棚門，手中的槍指著幾個土匪大喊：「不許動，舉起手來！」幾個戰友緊隨其後。

這幾個流竄的土匪早已是「驚弓之鳥」，見此情景直接亂作一團，拉起槍栓就準備抵抗。面對這種情況，楊子榮直接扣動扳機，想要警告土匪。誰知因為天氣酷寒，槍栓已經被凍結，楊子榮的槍並沒有打響。這時土匪的子彈卻迎面而來，楊子榮沒來得及躲避，不幸胸口中彈犧牲。那天是1947年2月23日，當時的楊子榮年僅30歲。

楊子榮犧牲後，海林縣上萬軍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東北軍區司令部授予了他「特級偵察英雄」、「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而他生前帶領的那個排也被命名為「楊子榮排」。

那麼楊子榮這個「戰鬥英雄」又為什麼會戴了10年的「土匪帽子」呢？

其實這都源於一句沒有根據的流言。在楊子榮犧牲同年冬天，嵎峽河村一位闖關東的村民從東北返回，他給村里人帶回一個消息，說自己曾在牡丹江看到過楊宗貴。

他仔仔細細地把自己看到的情形，跟村里人描繪了一遍，他說楊宗貴：一身土匪打扮，頭戴禮帽，穿黑棉襖，腰間插著兩支匣子槍。其實咱們想想就知道，這個村民看到的是楊宗貴為了剿匪工作，扮成土匪後的樣子。

這件事也引起了村幹部的重視，他們當即就把楊宗貴母親宋學芝和妻子徐萬亮叫到村公所盤問。

對於楊家人來說，這件事顯然就是「晴天霹靂」。他們一直都知道楊宗貴是去參軍了，而且是通過政府招兵參的軍，怎麼可能會是土匪呢？

母親宋學芝是最了解兒子的，當年兒子之所以從礦區逃回家，就是因為看不慣窮人被人欺負。像他這麼有正義感的人，怎麼可能會當上土匪？在她看來，楊家人再窮也斷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而妻子徐萬亮也絕對相信丈夫的為人，嫁入楊家這麼多年來，這一大家子人是什麼樣的秉性，她再清楚不過了。

面對村幹部的詢問，婆媳倆怎麼都不肯認，他們一遍遍地說：「宗貴不會的……」但任憑她們怎麼解釋，都敵不過人家的親眼所見。

就這樣，村里不但取消了楊家作為軍屬的「代耕」，還把他家掛的軍屬「光榮牌」也給摘了。

要知道，這塊光榮牌曾是楊家人的驕傲。

過去的幾年里，婆媳倆就是靠著等兒子、丈夫凱旋歸來的信念，才苦苦撐著這個家。而現在從光榮的軍屬一下子就成了土匪家屬，可謂天差地別。此後，整個楊家人都將在村子里抬不起頭了。

在這種悲憤下，妻子徐萬亮不幸患上重病。別人的冷眼，再加上與丈夫唯一的女兒又早夭了，她實在扛不住壓力，於1952年早早地離開人世。在病床上的最後時刻，她依舊關心著丈夫的下落，囑託家人以後有消息了，要到她墳前「告訴」她。至死，她都不信丈夫會去當土匪。

兒子長期下落不明，兒媳的又早早離世，這對楊母宋學芝的打擊可想而知，無數次她都想一死了之。但沒能查明兒子的下落，沒有摘掉戴在兒子頭上「土匪」的帽子，她又實在不甘心。在此後的幾年里，她隔三差五就到縣上去找上級部門解決兒子的問題。

短短几年里，她前往縣上的次數多達幾百次。最終，縣政府在詳細了解情況之後，也判定公社將楊宗貴視為土匪，單憑一個村民的一面之辭屬於證據不足。

就這樣，從1947年到1957，戴了10年「土匪家屬」帽子的楊家人，終於「脫帽」了。不久，根據相關規定，宋學芝收到了一張「失蹤軍人通知書」。次年，她又收到一張「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這也讓家里原本被摘掉的「光榮牌」重新被掛了起來，而她也享受到了烈屬的待遇。

也是在這一年，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問世。一時間「戰鬥英雄」楊子榮的故事傳開了。後來，由該小說改編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上演後，楊子榮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

楊家人居住的嵎峽河村比較偏遠，並沒有《智取威虎山》的演出，但是村里的廣播卻時常播放這一劇目。當時楊母宋學芝已經臥病在床，聽著廣播里楊子榮的傳奇故事，不管是她還是楊家其他人，都沒敢把楊宗貴和楊子榮想到一塊去。

楊子榮是家喻戶曉的大英雄，而她兒子楊宗貴是戴了「土匪」帽子10年的人。

1966年，宋學芝老人去世，她始終不知道那個聽說過無數遍的楊子榮就是自己兒子楊宗貴，她是懷著無限的遺憾和對兒子的思念離開人世的。

一面是楊家婆媳在村里的先後離世，一面是楊子榮生前所在部隊的持續尋訪。楊子榮參軍時檔案制度不完善，他又是改名參軍，調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直到後來，有幾個老戰友回憶，說楊子榮家鄉在膠東地區。

1969年，在楊子榮犧牲22年後，他生前所在的部隊和海林縣政府再次組成聯合調查組，直奔膠東而去，這一次他們誓要讓英雄魂歸故里。

經過調查組細緻的走訪調查，他們將榮成、牟平、海陽、文登四縣列為了調查的重點。

調查組在這四個縣又是大力廣播，又是張貼尋人啟事，但是始終收效甚微。他們曾得到100多條線索，但是經過核查，所有線索都是錯誤的。就這樣過了兩個月，正當同志們一籌莫展之際，調查工作迎來了轉機。

一位牟平縣城關鎮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在查閱牟平縣軍屬烈屬撫恤登記表的時候，發現楊宗貴的資料和楊子榮的經歷有極高的重合度。調查組的同志當即奔赴嵎峽河村，走訪當地百姓，從他們口中打聽到了楊宗貴的情況。

其中，有一位名叫韓克利的老人提供了一條關鍵的信息，他和楊宗貴是同時報名參加八路軍的。當時楊子榮還問過他用的是不是真名，韓克利當時用的確實是真名，便肯定地回答了楊宗貴。而楊宗貴則跟他說自己用的並不是真名，因為家里有一大家子人，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有了這些線索，再加上村民們描述的楊宗貴的樣貌，和楊子榮有很高的相似度。至此，調查組的同志初步認定，嵎峽河村的楊宗貴就是楊子榮。

但是只有這些信息還不能完全確認，畢竟這都是建立在大伙兒口頭表述基礎之上，並沒有影像資料的佐證，很難讓所有人信服。於是，這一情況也就遲遲無法確定下來。

直到1974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輾轉得到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楊子榮在1946年被評為團戰鬥模範時和戰友們的合影。70年代了，對照片的處理技術顯然比以前要進步多了。以前照片上看不清楚的人，現在都有辦法處理清楚畫面了。曲波找到技術人員，把這張照片中楊子榮的影像翻拍、放大，而後交給了調查組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