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在最前面
這篇文章是我在大學學習中寫成的一篇非常不成熟的論文，記錄了一些我在現代性研究方面的不成熟的看法，文章的主題內容是對於韋伯現代性思想的闡述與分析，旨在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交流，希望大家可以對我行文不成熟和有問題的地方加以斧正。
前言
工業化是近代史繞不開的重要話題，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工業化造就了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社會，甚至有許多人將工業革命與認知革命一起視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之一。而隨著啟蒙主義與科學發展帶來的工業化也帶來了人們思想上的巨大概念，理性主義的思潮席捲的全球，隨之而來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但伴隨著物質豐富而來的並不是富足美好的烏托邦，而是為人類帶來現代化的精神世界的崩潰，人類逐漸走向了一個去除了一切意義的虛無主義的深坑，並在其中越陷越深，用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話說：「被剝奪了神道的這個大自然，不復知道她所賜予的歡欣，不再沉迷於自己的妙相莊嚴，不再認識支配自己的精神，對我們的幸福不感到高興，甚至不關心藝術家的榮譽，就像滴答的擺鍾，死氣沉沉，屈從鐵一般的規律。」[1]
這便是韋伯所說的祛魅了，當我們認識了祛魅的根本，我們也就看清了精神現代化的關鍵，重新發現在這個時代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塑。
一、理性思維，工業革命和「祛魅」
既然我們有了「祛魅」，那我們應當去理解什麼是魅？我們是如何祛除它的？在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之前，人類始終活在一個由宗教或是某種神聖的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的生活中，在古希臘時期，人們相信萬物有靈，創造了希臘諸神。隨後到了基督教時期，人們信仰上帝，宇宙被看成是一個和聖事相聯的世界秩序。[2]「一直到18世紀，人們還認為：動物和人一樣，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動物的審判屢見不鮮。羅馬公教徒在物體面前常抱有一種仿佛是對魔法的敬畏，或對聖事的恭敬，生怕侵犯了自然中的神聖秩序。」[3]這種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方式便是魅。
而祛魅則是隨著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將理性化的思維帶給人們，「摒棄所有被視為迷信和罪惡的用於拯救的巫術手段」[4]舍棄了一切有主觀臆想出來的精神上對於世界的描述來祛除這個世界的神秘意義，由此通過科學的，理性的方式來解釋與展示一個客觀的，不受任何意志影響而改變的世界。而這正是啟蒙運動的根本意義，將人從主觀的神秘世界中抽離出來，重新創造了一個由理性與科學加以解釋的客觀世界，甚至可以說，這便是人類社會近代化的核心。
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後，宗教與迷信在人群中消散殆盡，世俗的，理性的生活方式成為了主導，科技的發展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帶來了從基督教統治的宗教世界向科學理性指導的世俗世界的轉向。「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5]
在社會文化上，「祛魅」主要指的是人們在認識，理解，解釋世界的時候祛除神聖或魔法這一類主觀的精神的東西，這也使得人與世界的聯系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那些渲染情感與情緒的部分只是單純的弘揚崇拜的迷信，每個人都成為了孤獨的個體，都成為了一個孤獨的內心。這種用理性的視角去看待宗教的方式，正是韋伯所說的「世界祛魅」。
在社會制度層面，「祛魅」的核心是為了祛除社會制度中的非理性成分，這也就代表社會秩序的根基與構建於其上的諸多生活方式與制度都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用哈貝馬斯的話說：「韋伯從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並不僅僅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過程，更主要的是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6]而其所帶來的最直觀的結果便是韋伯所說的法理型統治。法理型統治並非讓人們服從於一個特定的個人，而是一種非人格的法律秩序，或者說法律，制度本身。這樣也就代表法理型統治可以從根本上祛除一切非理性的個人獨裁，多數暴政，可以在某種意義上根除人類千百年歷史的一切制度的頑疾，使得社會的治理可以實現常態化與常規化。這也就使得官僚製成為了管理社會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高度發達的官僚機器和其他組織相比，有如一套機械裝置和非機械化產生方式的關系。精確、迅速、明細、檔案知識、連續性、酌處權、統一性、嚴格的隸屬關系、減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嚴謹的——尤其是獨斷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達到最佳狀態。」[7]
這種官僚化的現象不僅限於政府機構，對於大型企業和社會組織也是同理。官僚制的影響下，每個個體都各司其職，沒有個人好惡，把整個組織或者集體變成了一個大型的沒有人性與人格的機器，使每個個體的單個的人都成為了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這樣的官僚制機器擁有幾位強大的執行力與效率，可以創造出大量的物財富，這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得以興起發展的重要前提。
而社會制度與文化生活兩者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現代化的祛魅帶給了人們完全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得人類的精神生活與意義世界出現了結構性的巨大調整。
二、「祛魅」的另一面
「祛魅」所帶來的結果主要包括兩個方向：
首先，世界不再有神秘存在，所有事物都是可以通過計算加以度量衡量的，韋伯說：「理知化與合理化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人對他的生存狀況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任何時候，只要我們想了解，我們就能夠了解；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沒有任何神秘、不可測知的力量在發揮作用；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通過計算，我們可以支配萬物。但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除魅。我們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靈存在的野人那樣，以魔法支配神靈或向神靈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性的方法和計算。這就是理知化這回事的主要意義。」[8]人們明白了世界是由理性的客觀的規律所支配的，而支配他的根本規律來自於理性的尤其是數學化的系統性科學，這樣當人開始思考行動時，變回以利益最大化為最優先的原則。
其次，世界不再有一個統一的，真正的終極意義，價值的判斷成為了一個主觀的，個人的選擇。在傳統的世界觀中，世界有一套背後真實運作的體系與尺度，或是輪回轉世的業報，或是行善積德進入天堂，人類有著統一的價值。但現代科學的發展將這種價值解構了，科學的發展並沒有回答我們世界究極意義的答案，相反，將我們曾經所信奉的答案的來源砸得粉碎。一切科學發展都有一個前提：宇宙是可知的，萬物值得我們去理解，知曉，發現。但科學無法證明這一點，科學可以幫助我們發現，改造，支配這個世界，但它無法證明我們應當這麼做。人們對於現實世界的認識越發清晰理性，但對於自身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卻越發模糊。因為世界失去了終極答案，因此人們的生活就成為了各自的價值選擇的結果，「祛魅」帶來了價值的多元化，但也帶來了價值的衝突與相互的不兼容，韋伯本人將這種現象稱為價值觀之間的「諸神之戰」。同時，這也導致了制度，社會，經濟的過度理性化，使得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意義與自由的消失成為了虛無主義發展的文創，韋伯本人將「祛魅」後的世界稱為是「黑夜」與「寒冬。
韋伯也認為，價值的多元並非現代化帶來的，而是自古就有，延續之間，猶如不同神明之間的相互鬥爭，隨著科學的祛魅，古老的宗教神明逐漸在世界中退出舞台，而這些觀念的神明卻再度走到了台前，化身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悲觀主義等，他們之間代表了彼此價值觀的體現，人在其中就不得不採取相對化的態度，而在這種價值多元化的爭鬥中，人們就會開始產生懷疑，對於價值本質的懷疑與困惑，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
在這種現代化浪潮下所誕生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便呈現了前面所說的諸多問題，如韋伯本人在《以學術為業》的演講中所說：「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最高貴的終極價值觀，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進入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9]
形式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發展促使了社會的理性化，而正如前文所言，這導致了社會理性與個人自由的分裂。這在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實際影響便是：首先，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個人自由的缺失，讓個人身處於整體社會機器的運作中，使得個人成為了社會或者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一個齒輪，對個體自由形成了「鐵籠」。其次，以理性為綱的法理型統治成為新時代社會政治結構的基本常態，「法治」取代「人治」成為了不可避免的巨大趨勢，而這本身也造成了人自由個性的衰退。最後，隨著官僚制的發展，職業地官僚成為社會組織極為重要的組成成分，對於官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專業化的知識，而非高潔的品行與美德。這四點便是總結而出的「祛魅」給社會帶來的深刻的社會變化，「祛魅」在消去價值理性的同時弘揚了工具理性，一方面解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使得人類社會的物質豐富極大地豐富了，另一方面也囚禁了人類對於終極意義與價值的追求，「人們雖然相對掙脫了宗教的枷鎖，卻又線路了物和金錢的羈絆之中。」[10]
三、「祛魅」與「賦魅」的悖論
當我們看到了「祛魅」帶來的理性化所對社會和個人帶來的諸多影響後，我們不由得需要去思考一個問題，面對這樣的社會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去解決。事實上，由「祛魅」帶來的理性化必然地導致了一個結果就是「賦魅」或者叫做「返魅」的出現。何為「賦魅」？簡而言之，就是講原本的被祛除的非理性化的成分重新帶回到我們的生活之中。這一點也如前文所述，分為了個人與社會兩個方向，首先來看個人。
雖然科學告訴我們，怪力亂神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個世界沒有上帝，沒有神明，沒有魔法，只是理論與計算的結果，但人們仍然有著對救贖的需求，對「與神合一生活」的渴望。這樣的形式多種多樣，比如有人選擇創造了一些小的私人教堂作為替代，有人創造了一些特定的物品賦予意義，拿去書店或文創商店進行售賣，還有人逃避到愛欲主義中「戀愛關系似乎是提供了愛的追尋之最高實現——亦即人與人的靈魂之直接交融——的保證」。愛欲「實奠基於形成一共同體——感覺完全一體化、『你』消融於其中——的可能性。此一共同體是如此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吾人要將它詮釋為『象徵性的』，就像是個神聖祭典那樣。」[11]甚至有些想法認為，以科學為基礎的支配生活技術是達到幸福之路，由此還催生出了山達基教這樣的邪教。這些行為與思想毫無疑問都是可以迴避理性與「祛魅」的自欺欺人，而這種行為本身，也就是個人的「返魅」。
韋伯認為：「對於我們時代的這種命運，誰若無法堅毅承擔，讓我們對他說：您還是安靜地、不要像一般回頭浪子那樣公開宣傳，而是平實地、簡單地回到舊教會雙臂大開而仁慈寬恕的懷抱中去吧！……如果他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不會因此而責罵他。因為這種為了無條件的宗教皈依而採取的知性上的犧牲，從倫理的角度看，和規避智 性誠實這個平實的義務並不是一回事。」[12]他指出在個人層面上，放棄絕對的理性化轉而擁抱過去的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去進行「賦魅」的行為本身是無可厚非的，這也是在價值多元化之下，每個人自主的價值選擇。
而在社會層面，為了擺脫純粹官僚制所鑄就的冰冷的社會國家機器，便需要找到突破這個「鐵籠」的方式。於是，韋伯提出了「卡里斯瑪」類型的職業政治家的概念，他認為應該當民主制的關鍵放在選擇有能力的職業政治領袖，通過這種方法向冰冷的官僚制內引入溫情的非理性因素。領袖通過在選民中獲得的社會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控制官僚制的政黨機器。而「卡里斯瑪」這個詞本身也就是指有著超自然的超人類的非凡品質或神秘力量的英雄般的人物，所表現出的那種值得信仰，追隨的特徵。
「在韋伯看來，由於一切政治聯合體都在趨向於官僚化，有組織的物質利益集團在政治領域不斷擴張，只有個人直選領袖以及利用大眾山東手段的影響力，才有可能繼續為人們提供自由和負責任的政治領袖。」「他希望一個由政黨機器、聯合體官僚和利益集團支配的社會能夠允許那些獨立不羈的天才領袖人物脫穎而出。考慮到現代工業化大眾社會條件下民主的含義所受到的限制，韋伯認為，這就是遏制普遍的官僚化進程和保障最低限度個人流動自由——就這個詞的普遍意義（不僅僅是政治意義）而言——的唯一手段。」[13]很顯然，這一點與日後德國所出現的納粹政黨以及希特勒的上台可以說都有一定的脈絡聯系。而日後也證明，德國當時民眾對於希勒特那種救世主般的崇拜正是這種「賦魅」形式的在社會上的表現。韋伯本人雖然不斷提出這種非理性主義的危險，但他自己對於這種「卡里斯瑪」類型的領袖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人的自由被剝削而形成獨裁統治並沒有清晰的認識。
從個人與社會兩方面，我們都看到了「祛魅」的結果必然倒是「賦魅」的出現，而在個人心理層面和社會的「賦魅」表現出了多種方向，有些相對積極，而有些帶來的結果則是毀滅性的。但無論我們是否願意，由「祛魅」帶來的現代社會精神世界的崩塌必然需要「賦魅」予以補充，即便在我們當下生活的現在我們也仍然能看到許多這樣「賦魅」的事例。
在個人層面，越來越多的文藝產品，文創商品，甚至精神圖騰不斷涌現，用著各種方式再次給個人生活的精神世界帶來意義與希望；而在社會層面，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環保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等等思潮不斷涌動，一個又一個「卡里斯瑪」類型的政治家不斷涌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我們從「祛魅」中獲得了理性的思考與生產力的巨大飛升，但卻失去了終極意義與所謂的一切的真實，我們從「賦魅」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與希望，再次獲得了價值評判的標準，但卻把非理性的思維重新帶回了人間，這就是「賦魅」與「祛魅」的悖論。
結語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恩斯特·布洛赫也說過：「在永不滿足的欲望中，在單調乏味的勞作中，在拒斥與我們的期望完全不相稱的環境中，在預見恰如其分的東西中，漸漸形成各種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渴望彎路泉水向上噴涌，但他從不在登高時迷失方向。
[1] 弗里德里希·席勒：《希臘的諸神》，錢春綺，載《席勒文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頁
[2] 單世聯：《論「除魅-祛魅」的文化悖論》，天津社會科學 2021年第5期
[3] 弗里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趙復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14頁
[4]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第221頁
[5] 馬克思·韋伯：《社會學文集》，閻克文譯，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136頁
[6] 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1頁
[7] 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二卷）》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1113頁
[8]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譯，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第176頁
[9] 馬克思·韋伯：《社會學文集》，閻克文譯，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151頁
[10] 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33頁
[11] 馬克斯·韋伯：《宗教與世界》，康樂、簡美惠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34~534頁
[12]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譯，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第200頁
[13] 沃爾夫岡·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閻克文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392頁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