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漢字革命

漢字自從被創造出來，便一直不斷在繁化和簡化之間不斷演變。 篆、隸、楷作為古時王朝的官方文字被稱作正體，而在民間為了書寫便利又產生了異體字，包括書寫迅速的草體、減省了筆畫的俗體字（又稱破體、小寫、別體等）。俗體字便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簡化字的前身。 因為俗體字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定，所以通常應用在日常書信、記帳、通俗小說等場合。到了宋、元、明、清時期，隨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書籍出版印刷的成本大大降低，民間文學的開始盛行，俗體字也隨之流行開來。劉復和李家瑞在民國十九年出版的《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便收錄有來源於話本、劇本、通俗小說等書籍的俗字1600餘個。 1853年，太平軍攻破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承認了俗體字合法地位的政權。據統計，太平天國沿用並新創的俗體字有一百餘個，以其官書《天父詩》為例，總計14578字，其中俗字占8%，共計92種。這一百餘個俗字多半為之後的簡化字運動所使用。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維新運動中改良主義的影響，部分學者主張改革漢字創制新文字，開啟了切音字運動。還有人則主張簡化漢字，給予俗體字合法地位。1909年《教育雜誌》創刊，陸費逵在創刊號上發表主張《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文字義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難實甚，肄習頗苦……不可不求一捷徑。此近人簡字之法（指切音字）所由創也。……竊以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採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此種字除公牘考試外無不用之……若採用於普通教育，事順而易行，其便利二也。……以為有利無害，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即寫字刻字亦較便也。」 1920年，國語運動如火如荼，注音字母剛公布數年，依舊在完善，制訂羅馬字母式拼音化中國字的呼聲也日趨高漲。身為漢字改革急先鋒的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題為《減省漢字筆畫底提議》的文章，他預估「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後」，但在這十年間，漢字的繁難依舊會阻礙文化的進步，所以「對於漢字形體難寫的改良，非趕緊著手去做不可的了。」並決定做一部書「選取普通常用的字約三千左右，凡筆畫繁復的，都定他一個較簡單的寫法。」 1922年，陸費逵在《國語月刊》創刊號發表文章《整理漢字的意見》，「我們中國的漢字，難學難寫，……有人主張根本解決，用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改成拼音字，我想一時是做不到的。……我們要減少難學難寫的困難，只有趕快整理漢字，整理的方法有兩個：一、限定通俗字的范圍；二，減少筆畫。」他提出將簡化後的漢字字數限定在2000個左右，採用民間廣為傳播的減筆字，並將其餘筆畫較多的漢字進行簡化。 同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召開，會上錢玄同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他再次強調了簡化漢字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還將漢字簡化的方法歸納為八類： 將多筆畫的字進行刪減，粗具匡廓，如壽作壽；採用草書，如爲作為；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如雖作雖；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如觀作觀；採用古體，如處作處；將音符改用少筆畫的字，如遷作遷；另造一個簡體，如響作響；假借他字，如乾借干。 他的提案通過後，籌備會組建了漢字省體委員會，張一麟擔任主席，委員則由錢玄同、胡適、黎錦熙、周作人等十五人擔任。 這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響應錢玄同的主張，積極參與進漢字簡化的相關工作。1930年劉復和李家瑞編纂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出版，1931年徐則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出版了《國音常用字匯》，1934年杜定友發表《簡字標準字表》，徐則敏發表了《550俗字表》。1934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29次常委會上，錢玄同再次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獲得通過後，經國民黨教育部批准，便由錢玄同負責搜集編選《簡體字表》，再組織委員會審定。 伴隨著1934年大眾語論戰，漢字也捲入其中，這時對漢字進行拼音化改革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但還有一部分人則對此持著謹慎態度。1935年，上海文化工作者組建了手頭字推行會，進行簡體字的整理推廣工作。2月，葉聖陶、夏丐尊、朱自清、豐子愷、蔡元培、郭沫若、巴金等200人，聯合了《太白》《世界知識》《文學》等15個雜誌社共同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第一批手頭字表。「我們往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設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夠普及到大眾。」 迫於壓力，1935年蔣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並委託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6月，教育部召開審查會議，對錢玄同選定的2400多個簡體字進行審查，選出了2340個字。但到了王世傑手里，便只是選出了其中324個字，於8月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 然而，《第一批簡體字表》一經公布便遭到了以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為首的一派守舊分子的極力反對。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 雖然官方的簡化字研究隨著一道訓令被叫停，但在民間相關研究卻如火如荼。1936年10月容庚的《簡體字典》（4445字）出版，11月陳光垚出版了《常用簡體字表》（3150字），1937年5月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約1700字）。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曾使用過一種簡化字，並隨著全國的解放流傳開來，被命名為「解放字」。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漢字簡化運動有了黨和政府的指導，逐漸走上了規范化的道路。 來源：機核

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邊區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被叫停，但相關討論卻一直沒有停息。1945年，《時代日報》的副刊《語文周刊》創刊，周建人、呂叔湘、倪海曙等人相繼發表文章討論拼音文字相較於漢字的優越性，還有不少人刊登出了自己制訂的拼音文字方案。1946年，《語文周刊》向社會各界發出了200封調查信件，信中列舉了文字改革相關的十個問題，結果收到的回信全部贊成進行拼音化文字改革，贊成使用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占八成。 到了新中國建立的前夕，文字改革的呼聲愈發高漲。1949年7月由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發起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會議上，周建人、陳道望、倪海曙等68人提案推廣拉丁化新文字，要求文藝作品語言口語化，並嘗試用拉丁化新文字來寫作和翻譯。作為國語羅馬字創造者之一的黎錦熙則聯同北大、清華、等高校的語言學家，向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為此，吳玉章兩次請示中央，但各位領導人的態度都較為謹慎。劉少奇對此批示道：「可以組建這一團體，但不要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但同時強調要告訴黨外人士「我黨中央對這一問題尚未考慮，黨員所發表意見均為個人意見。」 得到劉少奇的批示後，吳玉章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召開了文字改革座談會，經討論後決定組建中國文字改革協進會。會後，吳玉章就這一決定寫信向毛澤東請示，信中為當前的文字改革工作擬定了三條原則，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委託郭沫若、茅盾、馬敘倫三人對此進行研究，並將三人的意見轉達給吳玉章，讓他組織討論後再匯報結論。信中贊同漢字進行拉丁化改革，但認為當前條件還不成熟，需要組織專家研討。 1949年9月毛澤東指定吳玉章、成仿吾、範文瀾、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組建中國文字改革協會。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吳玉章任常務理事會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會主任，黎錦熙和胡喬木擔任副主席兼副主任。協會的主要工作有：對漢字改革進行研究，以拉丁化為主，簡化為輔；對漢語及漢語統一問題進行研究；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進行研究。 隨著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各個方面都逐漸走上正軌，發展建設對人民文化水平的需求愈發迫切，「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與此同時，惠及全中國四億多文盲的掃盲運動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因此，無論是改良漢字還是改革漢字，亦或是制訂一種輔助識字的符號，都顯得極為緊迫。 1950年2月，劉少奇寫信給陸定一和胡喬木，信中說道：「中國的文字改革，尚無定案。但現在我們的亞洲鄰國蒙古、朝鮮、越南的文字改革均已成功。某一方面講，他們的文字已較中國文字為進步，他們原來是學並用中國文字的。」所以他提出「應即研究他們的字母及文字改革經驗，並可派學生或研究工作者去這些國家學習，以便為我們自己的文字改革制定方案。」 1951年初，毛澤東在與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等人討論後，下定改革文字的決心，而且決定「要走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同時他也表示「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准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准備。」不過這就是後話了。 得到中央領導人的背書和支持，在周恩來的指示下，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馬敘倫和吳玉章分別擔任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委員會下設拼音方案組，由丁西林、吳曉鈴、季羨林、胡喬木、黎錦熙、羅常培等12人組成。在成立大會上，馬敘倫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必須要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現有漢字來制定。 1952年3月，拼音方案組首次開會，就指示中「民族的」形式應該採用哪種字母形式進行討論。8月馬敘倫再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要力求美觀，主席傾向雙拼；對漢字要進行有規率的簡化，要規定草書形式；拼音文字必須橫寫。根據指示，拼音方案組制定了一套漢字筆畫式的字母表，並交由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則認為這套字母的書寫方法還需要進行簡化，應該更為廣泛的徵求意見，力求簡單容易，便於推廣。 這之後，拼音方案組分人、分組進行方案的制定，但都不盡理想。在這期間，什麼樣的拼音字母才是「民族的」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來自社會各界熱心於文字改革的諸多人士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1950年至1955年8月為止，委員會收到社會各界寄來的漢語拼音方案多達655種，其中有以漢字為基礎的，有採用拉丁字母的或斯拉夫字母的，還有改進注音字母的以及數碼式的等等諸多形式。 1954年，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名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並成為了國務院直屬機構。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議上，文改會提交了6種漢語拼音方案進行討論，這六種方案中有漢字筆畫式方案4種，拉丁字母式方案1種，斯拉夫字母式方案1種。會議上各方代表就幾種方案進行了比較，但仍未確定出哪種方案更為合適。 1956年1月14~20日，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會議上提到文字改革工作時，毛澤東發表意見，提議漢語拼音採用拉丁字母： 他的意見一錘定音，漢語拼音方案確定使用拉丁字母進行拼寫。會議結束時，周恩來作總結發言，再次對此進行了確認：「中央政治局決定：『首先簡化漢字，推行書報橫排，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公布後用在小學課本上，代替注音字母。』」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指示中提到：「為了推廣普通話和輔助掃盲教育中的漢字注音，漢語拼音方案應該早日確定。中央認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 2月，文改會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後稱「原草案」），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截止到9月，文改會已經收到社會各界的反饋4300多件。文改會根據各方意見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進行了數次修訂，提交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但礙於各方意見難以統一，遲遲難有進展。為此，周恩來指示審定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還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給漢字注音、幫助掃盲、幫助推廣普通話的，它還不能代替漢字，因此現在不能廢除漢字。至於漢字將來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這個問題需要從長計議，現在不做決定。」 在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和推動下，11月審定委員會決議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方案。次年10月16日，文改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一致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1月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布的決議》，決定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並登報公布，讓全國人民知道。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 <img class="aligncenter" src="https://image.gcores.com/" alt="《關於公布的決議》" />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在政協會議上做了題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報告中為《漢語拼音方案》定了性「首先，應該說清楚，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而關於是否要廢除漢字採用拼音文字，則並不是現階段討論的任務，「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作出結論。但是文字總是要變化的，拿漢字過去的變化就可以證明。……人類的語言文字發展的最後趨勢是逐漸接近，到最後也許就沒有多大區別了。……至於用什麼方案，現在不忙把它肯定。關於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我在這里不打算多談，因為這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任務的范圍。」 同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漢語拼音方案》正式獲得批准，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決議： 《漢語拼音方案》一經通過，便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開始應用於生產生活、科學教育等各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標準，並完善了漢語拼音的正字法，同時也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1979年6月15日，聯合國秘書處發布通知：「從1979年6月15日起，聯合國秘書處採用『漢語拼音』的新拼法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文字中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1982年8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宣布使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名詞的國際標準。 隨著《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公布，幾十年的漢字拼音化改革正式落下了帷幕。到了80年代前後，隨著計算機進入中國並開始普及，因為使用中文輸入極其不便，漢字拼音化的呼聲又有抬頭的趨勢，但隨著 「王碼」、「鄭碼」等輸入法不斷被開發出來，也就偃旗息鼓了。 來源：機核

世界語是1887年由波蘭籍猶太人眼科醫生拉扎魯·路德維克·柴門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發明創立的一種人造語言。世界語的原文「Esperanto」本意為「希望者」，日本人將它譯作了「世界語（エスペラントご）」，傳入中國時採用的便是日文的譯法。1912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便通令全國師范學校開設世界語選修課，培養世界語師資，為在全國小學教授世界語作基礎，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還專門開設了世界語選修課。 掀起這場討論的是1916年《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三號 「通信」欄目一封署名T.M.Cheng的讀者寫給記者的信，信中寫道：「夫世界語之文法整齊，亦簡單易學，反對者旋以為不能示高深之學術，斥為無用之學。其說然乎否耶，質魯如余，豈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發明一事一物，斷無無用之處，雖無彰明卓著之成跡，而習之亦不致有損無益，究竟多得一種學問也。」記者回答道：「世界語，為今人類必要之事業。」 《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看到了這篇通信，便在次年三卷四號的「通信」欄目中，致信陳獨秀，極力推崇世界語，認為世界日趨大同，「中國人雖孱弱，亦世界上之人類，對於提倡此等事業（指推廣世界語），自可當仁不讓」，提倡「從高號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今後凡書中嵌入外國之名詞，……，只有用世界語一法。」陳獨秀對他的觀點極為贊同，表示「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當使歐美人震驚失措。」 最先站出來反對錢玄同和陳獨秀的是在北大的同事陶履恭。在《新青年》雜誌的三卷六號中，他致信陳獨秀辯駁道：「蓋各民族之語，乃天然之語言，……乃最能表達民族之特質者也。」「一國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無國民性的生硬之語言發表而傳達之也。」「吾以為世界語之觀念，亦猶孔子專制之觀念，欲罷黜百家也。」 陶履恭認為世界語作為一種「人造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無民族之精神」，怎能「保存思想傳達思想乎？」況且，既稱世界語卻以「英法德意之語為多」，「東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語之內」又如何能稱得上是世界語呢？陳獨秀一方面予以肯定，認為他的一番話是對迷信世界語的人應有的忠告，另一方面又為世界語進行辯護，說它是「今之世界人類需要取材多數通用之世界語」，認為即便是世界語淘汰了，「亦必有他種世界語發生」，世界各國語言統一是歷史的必然進程。 《新青年》第4卷第2號中，錢玄同在反駁陶履恭觀點時，表示中國的文字「斷非新世界所適用」，認為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並不能和西方拼音文字擺在同一個高度，所以即便「一旦改用羅馬字拼中國音，而廢現行之漢文字體」，多數學術名詞也是漢語中所沒有的，如果一定要保留國語，也應該大大地摻入歐洲文字，世界語便是一個極為合適的選擇。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的通信欄目，錢玄同發表文章《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文章中說 「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覺著雖然當時已經制定了國音，實行了注音字母，但要想跟歐洲一樣「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便是如日本一樣「言文一致，字音畫一，亦未能遽期。」至於廢除漢文後採用何種語言，「玄同之意，則以為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 錢玄同的一篇文章，徹徹底底地將漢字漢語打入末流，要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世界語也不再只是第二語言，而是將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語。如此急進的主張，連之前支持他的人也難以認同，陳獨秀答復他道：「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亦對此表示了贊同。 隨著幾人的探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進來。同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的通信欄目，孫國璋草擬了六條具體措施，用以推廣世界語，得到了錢玄同的贊同。至於反對者，朱經認為「即就歐洲而論，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強同，至今無法統一。……何以中國人卻要廢了漢文，去學羅馬文字呢？」任鴻雋用他自己的話講「有點Sentimental起來」，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種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種昏亂的種子，不但存在於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若要中國好，除非中國人種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於極端，尚是未達一問呢！」況且「《新青年》一面講改良文學，一面講廢除漢文，是否自相矛盾？……要是沒事做，不如洗煤碳去罷。」胡適給他們的回信，卻是將這些問題一概推給了錢玄同，自己則不予置評。 等到了《新青年》第5卷，討論變得愈發激烈起來，朱我農直接以《反對Esperanto》為題致信胡適，認為Esperanto甚至不能稱之為文字，文字應發端於語言，而Esperanto不過是「私造的記號」罷了。即便將來文字統一，也是隨著「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語言自然漸漸會得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世界文字的統一，要從語言統一發端的。不是可以用私造的符號去統一的，……」胡適在回信中這一次也是站定了立場，表示了對改用世界語的反對。 錢玄同則就朱我農的來信，對胡適回復道：「承示朱我農君兩信，囑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覺得『反對Esperanto』的信，無可討論。朱君是認Esperanto為『已死的私造符號』，我是認它為將來人類公用的語言文字，所見統不相同，似可不必辯論。……若如陶孟和、朱我農及老兄之根本推翻Esperanto者，甚或不承認人類應有公用的語言文字者，則不復置辯。」 錢玄同的一番話，就差把「豎子不足與謀」幾字明著寫了出來，再有反對者便「照著劉半農先生的『作揖主義』去對付他」。 兩方的言辭愈發激烈，更有甚者已經開始給對方扣起了帽子，幾近於開始進行人身攻擊。《新青年》的通訊欄目因此變得烏煙瘴氣，陳獨秀評道：「諸君討論世界語，每每出於問自身以外，不於Esperanto內容價值上下評判，而說閒話，鬧閒氣……」。 眼見著兩邊僵持不下，《新青年》第5卷第5號，魯迅假託筆名唐俟寫了一封題為《渡河與引路》的信給錢玄同，認為「人類將來會不會有一種共通的語言」這件事誰也說不准，誰也拿不出證據來，如此便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同時還告誡那些一味尊崇世界語的人「……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才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無非反對人類進步的時候，從前是說no，現在是說ne；從前寫作『咈哉』，現在寫作『不行』罷了。所以我的意見，以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Esperanto，尚在其次；至於辨難駁詰，更可一筆勾銷。」魯迅的一封信，給愈發跑偏的世界語討論踩了一腳剎車，點明了文字改革的最終目的依舊是思想改革，在一些不能確定的飄渺之物上花太多的功夫毫無意義。對於通訊欄目的混亂情形，魯迅也認為來信的刊選「還可酌減」，「只需將誠懲切實的討論，按期刊載；其他不負責任的隨口批評，至多隻要答他一回。此後便不必多說，省出筆墨，移作別用。」 隨著魯迅澆下的的一盆冷水，相關討論迅速降溫，其後數年《新青年》的通信欄目上偶爾再有相關的來信，也多是對世界語的推崇。到了1920年，就連錢玄同也認為漢字漢語一時廢除不得，轉而倡導他之前反對的國語羅馬字去了。1922年5月，周作人當選北京世界語學會會長。在他同年9月份發表的《國語改造的意見》一文中，對以世界語取代漢語的主張表示了明確反對，「到了近年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為最適宜的工具。……我現在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它可以在可能的范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此後，廢除漢文，改用世界語的主張便漸漸地少有人再提及了。 來源：機核

1912年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於7月10日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會議依據第十八件提案：「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適用於一般人民，不得專為少數才俊計」，通過了《採用注音字母案》。同年12月，教育部制訂《讀音統一會章程》八條。次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正式召開，投票選舉吳敬恆為議長，王照為副議長。會議的主要任務有三個：其一，審定字音的法定國音；其二，將國音解析為音素並核定音素總數；其三，制定字母表。 但讀音統一會的會議進展極為緩慢，與會各方為了將自己制訂的方案用作注音標準爭執不下，「竟至動武」。議長吳敬恆曾談到：「讀音統一會開會時徵集及調查來的音符……各種花樣都有。」「無非個個想做倉頡，人人自算佉盧，終者意在音字幾乎也無從軒輊，無從偏采哪一種。」隨著期限臨近，最終採取了浙江會員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周樹人（魯迅）等人的提議，把會議上暫時用來審定國音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這套「注音字母」所依據的「記音字母」便是由章炳麟的「紐文韻文」修改而來，提名「記音字母」的幾人也多是章炳麟的學生。而章炳麟作為保守派的代表，主張造一種用於注音的字母，反對創造新的拼音文字，「注音字母」的定名便是源於他的這一主張。如此也引得王照、勞乃宣等人大為光火，但也不得不妥協，吳稚暉在《三十五年來之音符運動》中寫道：「（定名注音字母）不過是敷衍國學大師，避開造字的嫌疑，若曰專為注釋造音，其實希望它發達，止是側重音字。」 會議持續了兩個月，期間議長吳敬恆因各方責難憤而辭職，副議長王照也託病請假（據說是因為痔瘡犯了），便由王璞任臨時主席。最終，會議上議定6500個漢字的標準國音，並擬定出一套有著39個字母的「注音字母」。5月13日會議議決《國音推行辦法》七條，要求各省設立「國音字母傳習所」，由教育部核定「注音字母」並從速公布。1913年5月22日，讀音統一會正式閉幕。 會後，原本應由教育部核定公布的注音字母方案，卻因政局變動被擱置下來，此外還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因此便被教育部「束之高閣」。過了一年多，會員張璞等人組織了一個讀音統一期成會，上書教育部要求推行注音字母也被敷衍了過去。無奈之下，王璞等人便在北京自行開設注音字母傳習所，由王璞任會長，向社會進行宣傳。 1916年，袁世凱去世，帝制再次被推翻，共和製得以恢復。深感民智實在是與國體無法匹配的一眾知識分子，依然覺得普及教育的根本問題依舊是文字問題，便再次開始極力鼓吹文字改革，喊出「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口號。各省代表由此發起組織國語研究會，並在這年10月正式成立。1917年第三次全國教育聯合會召開，呼籲「請教育部速定國語標準，並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 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用白話文發表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文學革命就此興起，文字革命的呼聲也隨之愈發高漲。迫於各界壓力，教育部於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而此時離讀音統一會提交注音字母方案已經過去七個年頭。 來到1919年，文學革命愈演愈烈，又與國語改革的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相互呼應，進而「雙潮合一」，一眾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揚言「要與政府作鬥爭」。為了加以應對，4月21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倉促間組織成立，作為教育部下的附屬機構專職負責國語改革方面的工作。其後數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數次開會對公布的注音字母進行修訂，先後對部分注音字母的寫法進行修改，革新了用於標注聲調的「四聲點法」，並將京音定為國音。1926年，國語統一籌備會修訂公布《增修國音字典》（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略作修改）一冊、《國語同音字典》（按注音字母順序排列）一冊、《國音常用字典》（以同音字分四聲排列），「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讀法為標準。」 1929年，國語委員會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決：改《增修國音字典》為《國音常用字匯》，並由錢玄同作最後的審核，到1931年審定完成。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新國音的範本《國音常用字匯》，由商務印書館（上海）出版。 1930年，吳敬恆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十八次常務會議上，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稱，稱注音符號，以免歧誤而利推行，請求公決案》，獲得通過。該提案由國民政府訓令行政院和各直轄機關執行，訓令中提到：「惟其功用，亦不過或注字音，或注語音，足當音注而已；與假名相同，僅適注音，不合造字」，「對於高深學問及重要契約，其聲類之平仄，亦類之同異，仍由漢文負其分別職責，不必在注音符號上又加枝贅之分別。」注音字母由此定性為注音符號，失去了成為新文字的希望，這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方妥協的結果。 來源：機核

切音字運動盛於1892年至1911年間，時值中日甲午戰爭和變法維新運動的時期，是以當時一些深受歐美和日本文化影響的士大夫階層為主力掀起的一場盛極一時的漢字拼音化熱潮。據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中的統計，在這短短二十年間便創造出28種各不相同的個人切音字方案，而諸多方案又可分為拉丁化和非拉丁化兩種派別。拉丁化派主張「與其創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因此大多採用拉丁字母。非拉丁化派又分為諸多小的派系，比如：採用速記符號的「速記系」；採用漢字偏旁，仿日文假名的「假名系」；採用草書字體的「草書系」；採用數碼的「數碼系」等等。 造切音字的主張由清末國學大師宋恕首先提出。1891年《六齋卑議》成稿，宋恕在書中提到：「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六歲至十三歲者皆須入學」，不從者「罰其父母」，按照「日本小學教法，先授和文，後授漢文」，並且「江淮以南須創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宋恕在書中所講的切音字是作為反切法等古已有之的漢字注音方法的補充，是為南方不使用官話的方言區漢字教學所使用，而後來切音字運動中創造的切音文字，大多是希望創造出一種可以和漢字並行使用的新文字。 切音字運動中創造出的數十種切音文字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主要有以下幾種：盧戇章的「切音新字」；蔡錫勇、沈學、王炳耀等的「速記式」；王照的「官話字母」；勞乃宣的「合聲簡字」；章太炎的「紐文」「韻文」等。 盧戇章於廈門長大，應考不中後到新加坡留學，專攻英語。回國後協助英國傳教士馬約翰翻譯華英字典，因此深受教會羅馬字影響。但他認為教會羅馬字的拼讀方式並不合理，便潛心研究十數年，製成一套音標並定名《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一目瞭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1893年出版《新字初階》。 《一目瞭然初階》出版六年後，1898年林輅存呈《上都察院書》，推薦盧戇章等的切音字方案，但因為時局動盪後續便沒了音訊。期間盧戇章受當時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邀請，到台灣辦理總督府學政科。在台灣的三年中，他受日文片假名影響，廢除了《一目瞭然初階》中由拉丁字母"l、c、כ"三種筆畫演變出的變體拉丁字母方案，改用了漢字偏旁式出版了《中國切音新字》一書。1905年回到北京，把新著的切音字書呈繳學部，但被學部以聲母不完全，韻母無入聲，寫法有謬誤為由，認為該方案「難用為定本，通行各省」，給打了回來。 既然官方途徑走不通，盧戇章便換了方法，改向社會進行宣傳，並對《中國切音新字》進行了增補，出版了《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民國後，1913年年逾六十的盧戇章代表福建省參加北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回到廈門後又對原拼音方案進行了修改，於1915 年出版了《中國新字》一書，次年出版《中華新字》三本。1920年受到閩南總司理陳炯明的聘請，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制定了一套廈、漳、泉方言所用的注音字母。盧戇章作為中國漢字改革運動的揭幕人，吳稚暉曾稱其為「音字之元祖」，可以說的上是功勛卓著。 蔡錫永的「速記式」方案名為「傳音快字」。他曾在同文學館專攻外國語，後隨陳荔秋出使日本、秘魯、美國任使館參贊。出使美國時，開始進行拼音字母的研究，希望中國也可以像外國那樣「自上而下，自男及女，無事不有學，無人不有學」。經過十幾年的研究，承襲美國凌士禮一派的速記法，結合《音韻學》創建了一套拼音文字方案，回國後於1896年出版了《傳音快字》。他首提"詞兒連寫"的概念，認為"一筆連書，可代數字"，並且因為這種拼音方案只適用於拼寫白話，便主張把古文翻譯成白話，再去拼寫。後來蔡錫永的次子蔡璋以他的速記方案為基礎，編寫了第一本速記學專著《中國速記學》，並開辦了第一個速記教學班，成為了第一位專業的中文速記工作者。 沈學的「速記式」方案稱為「盛世元音」。沈學精通英文，從19歲便開始用英文寫《盛世元音》，歷時五年寫成。1896年發表在《申報》和《時務報》，並且有梁啟超為他作序。1899年沈學將全書增補重印，改名《拼音新字》。他自稱拼音新字簡單到八個小時就能學會，每周日還會自費到上海「一林春」茶樓向群眾傳授拼音方法。然而後來卻落到以乞討為生，最終窮困交加而死。 王炳耀的「速記式」方案名為「拼音字譜」。王炳耀是中國現代外交家王寵惠之父，他的方案成稿於1896年，發表於1897年。「拼音字譜」的拼寫方法與蔡錫勇的「傳音快字」相近，此外還另有一套拉丁字母的音譯，相當於還有一套相當系統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的方案相當之繁復，並不容易學習。1901年，略微修改後重新發表。 王照的切音字方案稱為「官話字母」，是一種「假名式」方案，也是切音字運動中影響最為廣泛的方案。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後，身為戊戌黨人的王照被朝廷通緝不得已流亡日本。流亡期間，受日本假名字母啟發，制定了一種假名式的拼音方案。1900年王照化名「趙世銘」秘密返華回到天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切音字著作《官話合聲字母》，署名「蘆中居士」。1903年，王照秘密進京在裱褙胡同開設「官話字母義塾」進行官話字母的教學，因為他不便於露面，就讓他的學生王璞代他授課。1904年王照到步軍統領衙門自首，1905年獲赦出獄。 王照的「官話字母」推行極為順利。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曾派人專門到天津學習，並回到老家安徽推廣。1903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將「官話字母」列入師范和高等小學教程。1904年袁世凱屬下直隸學務處通令全省啟蒙學堂學習「官話字母」，在天津廣設「簡字學堂」，同時命保定新軍學習。1905年，王照也到保定辦了「拼音官話書報社」出版《對兵說話》一書。次年，他回到北京開辦了「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發行了《拼音官話報》。 然而到了1909年，政局變動，攝政王載灃下令查禁「官話字母」，《拼音官話報》被封。從1900年到1910年這十年間，「官話字母」被推廣到了13個省，編印書籍達六萬餘部，成立推行官話字母的團體達數十個，也因此王照可以說是切音字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 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是在王照的「官話字母」開始推廣之後制定的。他認為王照的「官話字母」只能拼北方話，用於南方則言文不一，便徵得王照同意，以「官話字母」為基礎加入南方話的音素，制定了「寧音」和「吳音」，並在1905年出版《增訂合聲簡字譜》，於南京設立"簡字半日學堂"用以教學。1907年出版了《簡字述略》和《簡字全譜》，並增加了《廣東音譜》。1908年至1909年勞乃宣兩次上書要求推廣簡字均被學部壓下，不得已便聯合一眾名流於北京創立了「簡字研究會」，用來向社會宣傳簡字。自此中國的幾大方言區都有了自己的切音字方案。勞乃宣也因此與王照並稱「南勞北王」，兩人共同將切音字運動推向了高潮。 章炳麟的拼音方案制定，是為了反駁「廢漢語、漢文，改用萬國新語」這一論調。以《新世紀》創刊人吳稚暉、李石曾為代表的一些激進派，在漢字改革上主張「全盤西化」，認為既然西文相較於中文更優，何必改良漢文，不如直接照搬西文，直接使用「萬國新語」，也就是世界語。為了駁斥這一論調，他便在《國粹學報》上刊登了文章《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與吳稚暉等人展開了論戰。他表示並不支持漢字拼音化改革，但又承認漢字的書寫又確實過於繁瑣，需要一個使漢字」易能易知「的辦法，便「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對反切法進行改良，制定出「紐文（聲母）」、「韻文（韻母）」方案。這一方案後來成為「注音字母」的前身。 到了1910年，清朝第一個預備立憲會議資政院成立並第一次開會，議員江謙撰寫《小學教育改良芻議》一文，開篇便講：「初等小學前三年，非主用合聲簡字國語，則教育斷無普及之望。」同時在學部承奏的分年籌備事宜清單中列有國語教育事項五條，有一條提到要在八年間普及官話，並於宣統八年官話加入到師范和中小學各項考試中。然而清單中沒有提到普及官話的方法也沒有講是否使用簡字，江謙便在資政院質問學部所編官話課本是否採用「合聲簡字」，這篇質問貼獲得了議員嚴復、方還等三十二人署名，貼中說到「或用形字而旁註合聲字以為范音之助」。除了江謙等三十二人聯署的質問貼，另有畿輔（首都附近地區）、江南、四川等地學界人士和京官逾四百人，五次呈請資政院要求推行「合聲簡字」。 迫於各界壓力，資政院推舉嚴復為特任股員長負責相關工作的審查。嚴復對各方提議和要求進行審查後向資政院作了報告，報告中提出：「反切足以補六書只缺，千餘年來，相沿不廢，則簡字足以補漢字之缺，為范正讀者，拼合國語之用，亦復無疑。」「謀普及教育，統一國語，則不得不亟圖國語教育，謀國語教育，則不得不添造音標文字。」並提出了四點辦法：簡字改名音標，防止讓人以為「形字六書廢而不用」；從宣統三年（1910年）開始試用；由學部審議修訂一種方案，奏請欽定頒行；規定用法，范正漢文讀音，拼合國語。 報告提出後，以資政院多數同意獲得通過，而後提交學部。為一眾保守派把持的學部卻本著」能拖一時是一時「的態度，轉手又交給了中央教育會議進行公決。1911年六月，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一項《統一國語辦法案》，定下五條具體的實施方法，其中包括了：調查各地的語法音韻；制定字典和方言對照表；以京音為主，審定標準音，以官話為主，審定標準語；制定音標；設立傳習所。同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該方案自然也就沒來得及實施，漢字改革的相關工作也就隨之交棒到了民國政府手里。 來源：機核

1923年的《國語月刊》刊行了漢字改革號，頭篇便是錢玄同這一篇聲討漢字的「檄文」，言辭激烈地表述出對於改革漢字的迫切之情，而這已經是時下學者的共同期盼。漢字何以落到如此地步？這還要從漢字字形的演變和漢字的造字法講起。 距今大約3600年的殷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甲骨文有著顯著的圖畫特徵，筆畫繁多而且沒有規律，並不實用。華夏先民在日常的生產實踐中不斷地對它進行精簡改良，到了周朝整理歸納出大篆《史籀篇》十五篇。而後周朝崩解，諸侯各自割據，「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許慎） 雖說各國文字各異，但到底「師出同門」，大同小異，雖不至於跨一國便不通文字，但也有諸多不便。因而在秦一統天下後，丞相李斯上奏始皇帝請求「書同文」，此後李斯、趙高、胡毋敬仿《史籀篇》將大篆省改做小篆，分別作《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並以此為範本通行天下。 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小篆又被官吏簡做隸書，相傳為秦時獄吏程邈獲罪後於獄中所作，將不便於刻畫的弧線簡做橫、豎、折，極大地提升了書寫的效率。由此，漢字擺脫了古文字，破除了圖畫本意正式成為了符號文字。隸書始於秦盛於漢，漢靈帝為了破除天下文字亂象，「以正五經文字」，熹平四年三月召集群儒，以隸書刻《尚書》、《周易》、《禮儀》、《春秋》、《論語》、《公羊傳》等七篇經文於石上，立在太學門口供人抄錄摹寫。 承隸書之後的便是楷書，不同於隸書的古拙蒼勁，楷書的筆勢更為連貫，書寫起來也就更為順暢。楷書的發展在唐朝時達到了頂峰，唐文宗在太和七年命人用楷書刻石經，以斧正諸多經典在傳抄過程中產生的謬誤。石經歷時七年刻成，涵蓋12部儒家經典，立於國子監內供人抄習。當漢字發展成為楷書時已經徹底定型，字形和書寫規范已經成為了定式，再有新字體也不過是筆法上的細微差別了。 講完漢字字形的演變，再來說說漢字的造字法。 漢朝時許慎將前人的造字法進行了總結，最終得出了六種方法稱之為「六書」，包括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把看到的事物簡單地勾畫下來當作文字，這便是象形。象形是漢字造字法的基礎，也是漢字的源頭。指事則涵蓋了漢字中那些簡單的指示性文字，比如「上」和「下」以及數字「一」、「二」、「三」等等，雖然並不是具體地描繪了某種事物，但一眼看去就能明白造字的依據。 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歸作表形文字。會意是將幾個字結合起來，共同表示一個新的涵義，例如「武」字本意「止」、「戈」，「戍」字通過持「戈」的「人」代指守邊，「信」字則從「人」從「言」。因此，會意字可以看作是一種表意的文字。形聲字通常由兩部分構成，其中一部分表意，另一部分表聲，比如「江」、「河」兩字，水字旁表意，而又各自取了「工」、「可」音。這種造字法簡單靈活，應用也最為廣泛，占到漢字總數的約90%。但幾千年來的傳承，許多字的字義和字音都發生了改變，所以到了今天大部分的形聲字已經很難再通過它的義符和聲符來辨別了，所以古時候的秀才識字讀半邊」拿到今天就通常會鬧出笑話。轉注通常用來造同義字，用「老」、「考」兩字舉例，《說文解字》中對二字的解釋分別為： 「老」、「考」二字便互為轉注。不過還有人將轉註解釋為：「聯合幾個同義的字，使相繼續，當作一個字用。」具體應該做何講，因為不是專業人士，也就不甚了解了。與之相比假借就好理解得多，一個新物事語言中有相應的稱呼，卻相應的文字時，便找了一個同音的字來表示它，也就是賦予一個現有的字新的意義。所以假借字可以歸作為表聲的文字。 通過分析漢字字形的流變和造字法，能尋得兩條規律：一、漢字在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趨於簡化的；二、先有語言，後有文字，並且新造的字多以表聲為主。這也成為了20世紀漢字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即：簡化字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拼音文字作為一種完全的表音文字則應該是漢字發展的新階段。但即便如此，漢字依舊穩定的傳承了千年而沒有失傳。究其原因，不外乎幾點：其一，漢字完全能夠適應人民日常的生產生活需求；其二，漢字紮根於百姓之間，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它能夠抵禦外來文化的沖擊；其三，幾千年來中國長期占據著對周邊國家的文化統治地位；其四，幾乎歷朝統治者都會進行正字法運動，從最早的《史籀篇》到秦朝的《倉頡》、《爰歷》、《博學》，再到漢時刻《熹平石經》、曹魏刻《三體石經》、唐刻《開成石經》、宋刻《二體石經》、清刻《乾隆御定石經》，保證了漢字的有序傳承。 但到了18世紀，事情出現了變化。西方國家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完成了宗教改革，開辟了新航線，為資本主義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終於在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此時也終於有餘裕將目光投向了遠在東方的那個神秘國度——中國。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開啟了中國百多年的屈辱史。列強憑著堅船利炮打折了清廷的脊樑，但與此同時，也打醒了一批志在救亡圖存的有識之士。他們積極尋求著一切能夠解救中國與危亡的途徑，而其中一部分人將希望寄於普及教育，提升國民素質，進而提升國力，並把當時「難讀、難識、難寫」的漢字視為絆腳石，為此發動了「漢字革命」。 百多年的「漢字革命」可以分作三條路線，包括：「全盤西化」，廢除漢語使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保留漢語廢除漢字，另創一種新的文字，以供大眾使用；簡化漢字，推廣俗體字。這三條路線，第一種因其想法過於激進為大眾所難以接受，僅限於學者間的討論，之後也就為人所遺忘；第二種則廣受推崇，是當時漢字改革的主流思想；第三種方案在最初基本上沒人提及，直至五四運動之後，才重新登上檯面。 第二條路線又可以劃分為五個時期，分別是：教會羅馬字運動時期、切音字運動時期、國語運動時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時期以及新中國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 教會羅馬字運動是由在華傳教士所推動的。傳教士作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排頭兵早在16世紀便進入中國，秘密地在民間進行傳教活動。但由於明清兩朝對外來宗教持著極為謹慎的態度，奉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傳教一度陷入停滯。直到《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傳教士以這五個口岸為跳板，開始大肆地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早期的傳教活動是以向民眾免費分發漢譯本《聖經》為主，但後來發現這種默認民眾識字的宣傳方法，在當時文盲占比極大的中國實在是事倍功半。因此，基督新教便組織人手將早期外國人用來學習漢語的拼音方案進行改進，制定了教會羅馬字。但由於中國方言種類眾多，而且差異極大，所以產生了各種方言版本的教會羅馬字。 這種教會羅馬字在南方各省市盛極一時，甚至流傳到東南亞各國。同是這個時期還有其他由外國人所指定的拼音方案，例如由天主教組織制定的「辣體漢字」，以及「威妥瑪式」和「郵政式」。 切音字運動始於盧戇章，他在1892年出版的《一目瞭然初階》是首個拼音化漢字方案。從他之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這20年間，各界人士制定出的方案多達28種，並且拼寫方式截然不同。按照字母的不同形式大致可以分為：拉丁字母式、速記符號式、漢字筆畫式以及數碼式等等。這種繁盛景象持續到中華民國建立，由政府開展有組織的漢字改革工作後才漸漸消退。也為之後國語運動時期注音字母的制定打下了基礎。 國語運動時期從中華民國建立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漢字改革發展到這個時期，又多了一個「統一國語」的任務。在之前的實踐中，發現想要制訂一種適用於不同方言的拼音方案幾乎不可能，而制定不同方言版本的拼音方案又有可能導致各地區之間產生隔閡，進而導致分裂，因此進一步提出了「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口號。 這個時期又分為了注音字母運動和國語羅馬字兩個階段。注音字母運動可以說是切音字運動的延續，基本上是對切音字運動時期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總結與規范化。這一時期對拼寫方法、聲調的標注、標準音的選擇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制定出的注音字母也較為完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還在使用。不過最終也只能改名為注音符號用作漢字識讀的輔助標音，沒有能夠取代漢字的地位。 國語羅馬字時期趕上了新文化運動，「漢字革命」的口號也是在這時候提出。這時侯漢字改革的原因也已經不再只是因為書寫的繁難，而是將它和孔教擺在了一起，當成是統治階級統治、壓迫勞苦大眾的工具，是必須打倒的「封建遺毒」。因此需要進行更為徹底地改革，便選擇了拉丁字母進行拼寫。國語羅馬字制定完成後並沒有獲得重視，也僅是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進行了公布，讓當時的文字工作者頗受打擊。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源於蘇聯為普及教育進行的蘇聯少數民族文字拉丁化運動。1931年在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並定名為拉丁化新文字。1934年隨著大眾語運動在中國流行開來。不同於國語運動時期，它並不強調國語統一，而是主張將中國劃分為幾個大的方言區，制訂不同版本的拉丁化新文字，這也是當時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在抗戰時，邊區政府也曾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但最終由於效果不佳而放棄。 新中國成立後在掃盲工作的迫切需求下，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漢字改革也持著支持態度。這個時候，周邊國家基本上都進行了文字改革，擺脫了漢字的影響。因此，中央決定製訂漢語拼音方案，並在1958年進行了公布。但在這十年間，中央認識到了漢字在短時間內不可被取代，因此周恩來在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確認道：「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至此，漢字拼音化改革正式落下了帷幕，再沒有大規模的相關討論了。 簡化字作為漢字改革的第三條路線，雖說是最終的「勝利者」，但比起來制定新文字在當時實在是不受人待見。在漢字改革呼聲最為激進的時候，提出簡化漢字也只是用來填補拼音文字制定並獲得推廣前的那段空白時期。國民黨曾經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公布了一版簡化字表，但沒過一年就又下令廢止了。有傳說是因為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為此大鬧蔣介石辦公室，並以不參加日常會議進行威脅，蔣介石不得已才下令廢止。還有人說是因為戴季陶領著一種死硬分子下跪請願。 新中國成立後，相關研究才算是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走上了正軌。中央在決定製定漢語拼音之初，就提出「簡化漢字也要研究」。不過較於漢語拼音方案，簡化字的制定歷時更長也更為曲折，期間也曾錯誤地制定出「二簡字」，但也及時進行了糾正，並在1986年發布了《簡化字總表》。在2013年重新修訂後，沿用至今。 結語 本來只是因為在老家搬家時，翻出一本名為《語文知識》的老雜誌，上面發表了諸多20世紀50年代關於漢字改革的討論，進而引發了我探究今天所使用的簡化字來源的興趣。哪里料到各種資料越查越多，事情也和我所認為的大為不同。怎麼也不會想到當初的先輩們如果「一步踏錯」，今天這篇文章怕不是要全寫做拉丁字母了。因為既不是相關專門史的專業，又不是文字工作者，所以只能將搜集到的資料拼切堆砌起來，算是做個歸納總結，攢成了幾遍文章。想著能籍此窺到一點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年代，革命先輩們是如何「摸著石頭過河」，將我們帶到如此光明的彼岸的。如果有所紕漏，還請諸位多多包涵，也請指正補充。 主要資料來源 《國語運動史綱》--黎錦熙著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倪海曙著 《拉丁化中國字運動年表》--倪海曙著 《漢字改革概論》--周有光著 《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梁東漢 順便推薦兩個網站： 全國報刊索引 https://www.cnbksy.com/home 中國國家圖書館讀者雲門戶 http://read.nlc.cn/user/index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