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過國際婦女節的當天、前一天、後一天，都會有無數相關的信息發出來，大致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沒有女性就沒有這個世界。這當然是個不會錯的立論。人們苦苦找尋證據，證明女性多麼偉大：首先是著名女性取得了哪些成就，從屠呦呦到居里夫人，每年復習一遍；其次，為了平衡，為了顯得不那麼看重名人，會從日常說起，無名女性如何辛苦養育具體的丈夫和孩子、所有家庭、我們的國家、全世界——沒有她們的勞苦與犧牲，人類顯然不能繁衍至今。
第二類着力於討論女性在當今時代的生存狀況。這類言論大多是將女性置於受害者位置表達同情、憂慮，呼籲有關各方進行一些改進。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基本人權——生存、溫飽、自主與自決、婚姻、生育（在這里，生孩子、生幾個孩子與前一類的「人類之母」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安全，待遇——就業狀況、享有的假期、工作待遇、工資水平、職場性騷擾。
這類文章描述的世界里，女性不能被生下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不能上桌吃飯，不能繼續讀書、深造，不能決定自己什麼時候嫁給誰還是誰也不嫁，不能確定自己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不能想穿什麼穿什麼、不能安全地走在夜色甚至大白天的城市、城鄉結合部、鄉村，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與男性同工不同酬，被上司、同事騷擾。被這樣描述的世界的恐怖在於，它渲染一種焦慮，女性成為絕對弱者，無力改變、選擇和擁有，永無出頭之日。
第三類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概是有感於女性被過分「重視」的男人們的反攻倒算，圍繞女性算消費賬，最後導出女性的物慾，哎呀，女性朋友們，你們要注意啊，你們花了太多錢，你們通過消費認了自己被物化的這回事。
在今天來看，這三種，都有人證物證，都與事實有關，又似乎沒有一種不是刻板印象。
也許就是這樣，每一年每一年，這個節日前後必須發佈的陳詞濫調里，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可討論的內容。這種選擇輕松多了，認了本來過節也只是一種形式。一切不改就不改吧。
而有難度的挑戰在於，我們是否需要每年或許是隔幾年有一點兒微小的進步？這個進步可能不是通過一篇社論，不是通過半天一天的附加節日和某個小額的福利待遇來證明的——所有的特殊待遇都是甜的，看似優待或者補償，不會被拒絕，卻從不意味着平等。現實中，特殊待遇往往給了更深層次的不平等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藉口——雇傭一個女員工意味着工時更少、成本更高。最後的結果通常是間隙進一步加大，不平等變得更加不平等。
那麼，對於當代世界來說，什麼才意味着進步？
每年三月七日，各個大學里各院系的年輕男生會體貼地給女教師和女生們每人送花，後來有免費的早餐或者小禮物，再後來他們為女生拉起各種條幅——這是校園里最便宜、容易的造勢物料——表達對她們的贊美，對女性的贊美。最初，條幅行動可能意味着一種進步，可以當作是懵懂初開的人向對方表達一種善意又略帶羞澀的好感和體貼，尤其考慮到這種活動的發源地——大學校園——可能是人口密集度最高但男女比例最失調的地方。同時，在這里，有着青春的免責權。
最近幾年，文雅得體的條幅不是沒有，但總會出現一些可笑的條幅，看似溢美之詞，實則帶着性挑逗和性暗示，更有一些十分露骨地追求言語刺激，帶着性騷擾企圖。是某些女孩子們、女老師們無中生有臆想出那種味如嚼蠟之感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條幅的照片不會被發到網上還被廣泛傳播。那些條幅里不再是單純的善意。成年人的會心一笑里……有時不是什麼好東西。
微博上被曬出來的露骨橫幅
今年，終於有女學生燒了條幅，我看了看她燒的那兩條，在我看來，還好，還好的原因是，顯然還有數十條比那更過分的條幅在全國大學里飄動。在關於她該不該、可不可以燒條幅的討論里，不乏有人感嘆，這不是說女生好話嗎？她們還要怎樣？
被女學生燒掉的兩條橫幅
所謂尊重是什麼意思？對男女之間的理解，我的預期是非常低的：也許不存在將心比心的可能。同樣的話，男性會認為是誇獎，即便你讓他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理解，他也不會明白這是騷擾。如果男性被誇太帥了、對女性有吸引力，他可能難以理解成對自身某些其他價值的蔑視與否定。他們很少意識到自己在這種外表的高度評價中被物化了。但同樣是他們，誇女性的時候，卻能意識到，這是一種在把對方當做花、花瓶似的品評的誇獎，物化的誇獎。可他們又認為，這是適合女性的。女性的美是為男性、為吸引男性而准備的。所以作為被吸引的對象，給予正反饋和鼓勵沒有任何問題。
錯誤恰恰在於這種發自內心的態度。許多自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甚至女權主義者的男性。他們實際上在骨子里認同這種主張。這本身就帶有一種居高臨下。
女性的美與好，是為了誰？「女為悅己者容。」這話本身並沒錯，但並不是全部。其實所有女性幾乎都是完美主義者。她們既希望自己處理好家里的需求、工作上的事，又希望自己的身體和容貌美麗。如果這是女性自主、自願的選擇，難道意味着她們自己被物化她們的標準洗腦了麼？
所謂的「物化」（Objectification）不是莊子「彼我同化」的「物化」，獲得了許多重要獎項的哲學家與法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1995年在《哲學與公共事務》期刊中發表了《物化》一文，把物化一詞從字面上的解讀深挖為七個維度：工具化（instrumentality）、取締自主權（denial of autonomy）、惰化（inertness)、可替代（fungibility）、可侵犯（violability）、確認所有權（ownership）、否認主體性（denial of subjectivity）。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工具、不被認為具有自主權，不具有自由意志，隨時可被替代、侵犯，被視為無需考慮其經驗和感受的「東西」，那麼這個「人成為東西」的過程就是「物化」[1]。
我注意到瑪莎·努斯鮑姆教授2012年領取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時的照片上穿了色彩亮麗、很有特點的無袖連衣短裙而非長禮服裙。她本人清瘦，有着鍛鍊之後才會有的結實而幾乎毫無贅肉的雙臂與結實、修長的小腿，這無袖裙將她的手臂和小腿展露無疑。我確定，這裙子是經過她審慎選擇的，露出了她最自豪的地方。我猜測，被認為是「當代哲學界最具創新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並不能完全滿足她，她要的是一種完美的卓越。
努斯鮑姆教授領取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在健身房鍛鍊出大肌肉塊的男性，往往不再是為了吸引女性。同樣道理，女生希望自身完美，這種完美不是為了迎合任何刻板的印象，而是這種完美對她們有着更深的意義，那是內心滿足感的源泉。人們對女性的要求太多了。事業、家庭、自身，但是……誰不想做一個完人？
我以前認為男女平等就是把大家當成同樣無性的人。後來，我忘了是在哪個刊物上曾經讀到過的一篇圖書短訊。一個長期做政治評論的英國男性，做了變性手術變成了女性。她以媒體人的敏銳分辨着他作為男人與女人的不同感覺，發現自己的審美情趣、說話方式產生了變化。以前，他絕不會關心超市里什麼東西減價，會更關心政治家誰說了什麼，當然這是他的工作，同時，他更愛自己喜歡的球隊，但是變成女性之後，她發現自己對政治和新聞漠不關心，甚至不喜歡看球賽了，還覺得球場吵鬧、骯髒。她更關心自己的身體、形態，更關心別人與自己的關系，更敏感，渴望關心，變得需要和家人談話、聊天。為了她切身感受到的男女差異，她寫了一本書。我記不清出處也記不清這個人的名字，所以也可能弄錯了不少知識點。只是那段簡介讓我意識到男性和女性內心並不一樣，她們沒有高下之分。
對自身和自我需求的關注，不是女性把自己物化了，或者認可了物化，而是需要。
所有人幾乎都已被消費社會變為物質欲的傀儡。這個物質欲是靠各種洗腦術、話術、影響力反復強化和堆積出來的。我們所有人的所有工作幾乎都與充當消費者、創造消費者有關，我們的所有動作也被納入與消費有關的數據，上網是流量、出門是動線。
研究怎麼掙錢的人們又拋出「少女>嬰幼兒>少婦>狗>男人」的消費力鏈條，想着怎麼把利益最大化，不斷疊加這些概念：考慮到少女沒有經濟自主，少女+少婦=有少女心/少女感的少婦，嬰幼兒+少婦=有孩子的少婦，少婦+狗=養狗的少婦，嬰幼兒+狗+男人+少婦=養狗的核心家庭。由於核心仍然是少女和少婦，似乎消費的主體就是女性。
實際上那是網上零售業的統計，這里沒有加入中國GDP因素之一的汽車工業帶來的消費，也恐怕還沒有涉及羅永浩轉頭投奔的電子煙行業，更缺少了謎一樣的遊戲付費和電競領域。我不太相信所有這些方面付費的主力都是女性。
男性就不「在消費自主的幻覺下成為消費主義的奴隸」了嗎？誰能不被稱為消費主義的奴隸呢？怕是無一倖免吧。證明這一點毫無意義。把女性說成消費主義的奴隸好像是恨其不爭，可事實上又是一種過於簡單的矮化。
消費社會
真正的問題在於，對女性的實質性的關心、理解、尊重，與更直接的平等權益，似乎並沒有太大進展。而這並不是女性不抗爭或者女性自己造成的。
如果積極地想為兩性平等帶來一點進步，假設最佳的方式是從反對「物化」入手，那麼也應該是重新面對瑪莎·努斯鮑姆教授提出的那些維度。而所有的維度指向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尊重自主權。
對於女性來說，這自主權實際上早就在那里。對於男性來說，不要再自以為是地用敷衍的「恩惠」進行彌補、抵償、買通和賄賂，不要把我們的行為引向不負責任的因果關系之中去理解，不要以簡單的邏輯框架和思路去否定我們自主的決定。認真聽女性的真正需求與感受，溝通，公平地談論問題，聽取我們的決定，讓我們來實施。女性需要面對的任務很多，其中一些難度很高，但是否取捨、如何取捨要由事主本人來決定。
這看起來一點兒都不難。它的核心，早寫在每一本有關家庭、工作溝通的書里。但我對哪怕一丁點進步都毫無信心。
註釋：
[1] MARTHA C. NUSSBAUM. Objectifica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4(4): 249–291. [2019-03-10]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