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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
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各諸侯國彼此亦敵亦友，時而聯盟時而作戰。直到戰國時秦國逐漸一家獨大，縱橫家們提出了「合縱連橫」的主張。從此，合縱連橫成為戰國時代的典型標志，但其本質仍是諸侯間的結盟。
所以問題來了，本來就是諸侯爭霸，無論是遠攻近交還是遠交近攻，無非都是結盟與制衡，為何又會出現「合縱連橫」的叫法？它與普通的諸侯結盟又有什麼區別？
合縱連橫一詞的起源於流變
「合縱連橫」作為一個完整的詞匯，是西漢才出現的。
嚴安上漢武帝書雲：「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縱連橫，馳車擊轂。」（《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因「從」「縱」相通，「橫」「衡」相通，所以「合縱連橫」也寫作「合從連衡」或「合從連橫」。
學者指出，「從」「衡」才是本字。秦漢之前，「合縱連橫」也確實用「從」「衡」來表示。
韓非子說：
「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韓非子·五蠹》
不過，這個定義並不准確，我們來看兩個事例：
第一個是公元前318年，楚、魏、韓、趙、燕五國合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史記·楚世家》），當時秦、楚是強國，魏雖然衰落，但仍強於韓、趙、燕三國，所以這場合縱戰爭是一個強國率一批中小國家進攻另一個強國；
第二個是公元前288年，秦、齊、韓、魏、燕五國曾打算連橫攻趙，《戰國策·趙策一》稱：「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即「叄」）分趙國壤地。」當時秦、齊是東西兩強，燕、趙次之，韓、魏最弱，所以這場連橫戰爭是兩個強國率一批中小國家攻打另一個強國。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所以韓非子的話並不能准確概括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情況。但韓非子就生活在戰國末年，他的定義肯定適用於當時合縱連橫的情況。戰國晚期，秦國一強獨大，其他諸國相對而言是「眾弱」。那麼，韓非子的話就可以理解為：諸侯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叫做合縱，一國聯合強秦攻打其他諸侯叫做連橫。
韓非子塑像
戰國晚期的這種合縱連橫模式對後人有着深遠影響。《過秦論》作者賈誼、《史記》作者司馬遷、《戰國策》編訂者劉向、為《戰國策》作注的高誘等都認為合縱是諸侯聯合攻秦，連橫則是與強秦結盟。
但是翻閱文獻，我們會發現這種說法也有問題，如《戰國策·趙策四》說：「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史記·樂毅列傳》說：「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就是說合縱還可以伐齊，合縱連橫在更早肯定還有其他含義。
合縱連橫最初的意義要從其產生的時間來分析。西漢劉向在《戰國策序》中指出：「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蘇）代、（蘇）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其中公孫衍、張儀時代最早，徐中舒《先秦史論稿》、楊寬《戰國史》、晁福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等也都將公孫衍、張儀在列國政壇的一系列活動作為合縱連橫時代的開始。
公孫衍、張儀都是魏國人。公孫衍早年任秦相，後長期在魏國任職，多次組織合縱攻秦，曾「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史記·張儀列傳》）；張儀長期擔任秦相，一度兼任魏相、楚相，曾推行秦、魏連橫，秦、韓、魏連橫，秦、楚連橫等策略。不難看出，兩人的外交活動都是以「秦——魏」為坐標中心。三國時期的學者孟康從地理角度對二人的外交策略進行解釋：「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史記·周本紀》集解）
就是說，秦國聯合東方的一國或多國，屬於東西方向的合作，叫連橫；南北方向的魏、韓、趙、楚、燕等國聯合起來叫合縱。
合縱連橫策略的內涵和形式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所改變，但「南北為縱，東西為橫」的含義則被繼承，如秦末項羽等反秦力量叫合縱，西漢七國之亂時吳、楚也叫合縱，他們都是南北方向上的諸多勢力聯合在一起去進攻一個位於西方的強大政權。
合縱連橫示意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大體上可以瞭解合縱連橫含義的演變：
連橫，最初是秦國為了開疆拓土而採取的外交策略，開創者是張儀，連橫拉攏的國家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在地圖上看，這個聯盟呈東西走向。
合縱，最初是魏國為了對抗秦國而聯合南北方向各國的策略，參與國家一般在三個以上，開創者是公孫衍；後來齊國一度強大，於是攻齊也叫合縱。
戰國晚期，諸侯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叫做合縱，諸侯中的一國或多國聯合強秦攻打其他諸侯叫做連橫。漢代之後，合縱連橫逐漸泛指外交謀略，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王鳳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書·宣元六王傳》），都是這個含義。
戰國形勢圖
合縱連橫的特徵
戰國中晚期，人們將包括合縱連橫在內的各種外交鬥爭模式都歸為「外事」。策士曾說「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韓非子·五蠹》）。合縱連橫是春秋和戰國早期外交策略的延續，它繼承了許多諸侯結盟的傳統，又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呈現出大爭之世的世道人心。
首先，合縱連橫是策士積極參與的結果。春秋時代和戰國早期，諸侯的外交決策是由各國君主和執政共同作出的，而合縱連橫時代多了策士這個群體，他們會積極參與到各國外交決策中，使各國外交決策多了一種「外力」，而這種「外力」有時甚至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公孫衍影視形象
典型的表現就是策士往往以他國勢力代表的身份出任所在國的宰相等高官。如「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史記·張儀列傳》），張儀能出任魏國宰相是因為他背後代表着秦國勢力，魏國的這一做法也是向秦國表明魏國將堅定地站在秦國一邊。作為魏國宰相，張儀要參與魏國內外事務的決策，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監督魏國的外交政策。
再如公孫衍，他為了鞏固魏、齊、韓聯盟，在與齊國宰相田嬰締結盟約後，由田嬰之子田文出任魏國宰相，公孫衍則出任韓國宰相。
自張儀、公孫衍開啟攜一國之重出任他國高官的模式後，這一做法隨即普遍展開：公元前308年，秦國重臣樗里疾出任韓相；公元前299年，齊國重臣田文出任秦相；公元前298年，趙國重臣樓緩出任秦相；公元前281年，秦國重臣魏冉出任趙相等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重臣也可以視為一國派往另一國的人質。在春秋戰國時代，除了太子、諸公子外，朝廷重臣也可以作為人質。公元前610年，晉國不滿鄭國對楚國示好的行為，於是鄭國派太子夷、大臣石楚到晉國做人質；戰國中期，魏大臣龐恭曾和太子一同到趙國做人質。還有大臣單獨做人質的，如公元前589年，宋國與楚國講和，宋國將執政大臣華元送到楚國當人質；戰國中期，魏國與齊國結盟共同對抗楚國，魏國將大臣董慶送到齊國當人質。
合縱連橫時代，這些重臣在他國雖然位列宰輔，但生死卻仍握在他國君王手里。齊國孟嘗君相秦時就差點被秦昭王所殺，靠雞鳴狗盜之徒才逃出生天。
張儀影視形象
有時為了保證聯盟的鞏固，策士們會同時擔任多國宰相。公孫衍曾「佩五國之相印」（《史記·張儀列傳》），張儀「並相秦、魏」（《戰國策·魏策一》），樂毅以燕將兼任趙相（《史記·樂毅列傳》），周最曾打算「兼相韓、魏」（《戰國策·東周策》），趙獻曾打算「並相楚、韓」（《戰國策·魏策一》），蘇秦在燕、齊、趙同時擁有封地和官職，等等。這些外交現像在春秋時期和戰國早期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後世也極少發生。
其次，合縱連橫諸國講求「權」和「變」。「權」指影響力，「變」指外交方針和結盟對象的改變。「權」分輕、重，信陵君竊符救趙之後，策士分析當時形勢：「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戰國策·齊策三》）
翻開《戰國策》，我們會發現大量關於「權」之輕重的討論。各國會對加入哪個聯盟仔細斟酌，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蘇秦為燕昭王分析燕國外交地位時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戰國策·燕策一》）
所以蘇秦給燕國製定的外交策略是將齊國作為主要盟國，同時也和趙國保持良好關系，讓齊、趙相互牽制。五年之間，「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戰國策·燕策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權」必然意味着「變」，所以，各國朝秦暮楚，秦昭襄王就曾痛斥韓國「不固信盟，唯便是從」（《戰國策·趙策一》）」。
蘇秦影視形象
再次，合縱連橫既要組建自己的聯盟，又要拆散別人的聯盟。主張合縱者想離散連橫，主張連橫者想離散合縱。
賈誼《過秦論》說孟嘗君、春申君等「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以伐秦，「離衡」就是拆散連橫。
公元前288年，秦國欲聯合齊、燕、韓、魏共同伐趙，打算瓜分趙國。策士蘇秦作為燕國謀臣，認為國力相對弱小的燕國必須讓齊、趙這兩個強鄰相互制衡，才能求得生存。於是蘇秦先是說服齊國改變策略，變伐趙為伐秦；而後又在齊、趙的支持下說服韓、魏，徹底瓦解了連橫。
公元前287年，在蘇秦的策劃下，趙、齊、魏、韓、燕五國合縱伐秦。這是合縱者拆散連橫的經典事例，還有很多連橫者拆散合縱的事，如公元前283年秦攻魏，趙、燕救魏，反將秦軍困住，秦國被迫求和。第二年，秦國拆散了趙、燕、魏聯盟，將魏國拉攏到了自己一方。而後出兵攻趙，占領兩城。
總之，合縱連橫從戰國中晚期一種特殊的外交現象演化為一種文化現象，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不過，我們應該明確一點，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實力基礎上。正如韓非子所說：「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只有自己擁有雄厚的實力，再巧妙地運用合縱連橫策略，才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參考資料：
《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1版）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楊寬《戰國史》
晁福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
徐中舒《先秦史論稿》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