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飛所作江南水鄉
作為中國東南核心的 ” 江南 “，是歷代文人學者不斷構想的、時空界限難以固定的歷史文化區域，所以稱 ” 文化江南 “。如果說 ” 文化 ” 是歷史的投影，那 ” 文化江南 ” 的地緣結構及其歷史變遷，就決定了 ” 江南文化 ” 內涵與外延的發展變化。雖然 ” 文化江南 ” 可判為大、中和小等不同范圍類型，但實質上都是江南地緣結構演變之一體多相。
” 地緣 ” 是由地理位置聯系而形成的系列關系。” 地緣關系 ” 是指以地理位置為紐帶而形成的、一定地理范圍內共同生活、活動、交往而產生的區域社會關系。” 地緣結構 ” 是建立在地緣關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時代共性又具有地域個性的多維區域空間結構的功能有機體。明清以來，建立在地緣關系要素變化之上的江南地緣結構之變化，體現為多維區域空間結構的現代轉型。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後，隨着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和西方殖民勢力興起來華，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的戰略格局發生根本變化，江南區域的地緣結構也相應發生較大變化。東南中國由 ” 後院 ” 變成 ” 前庭 “，江南地緣要素發生變化，形成現代江南的性質特徵，是今天劃分江南歷史地理范圍的基本依據。以下試分析 ” 江南 ” 在明清以來的地緣生態結構、地緣政治結構、地緣經濟結構和地緣文化結構的轉型情況。
一、江南地緣生態結構之轉型
作為空間結構中海陸復合的時空壓縮體，” 江南 ” 在生態環境方面自古就有 ” 三江五湖 ” 之稱。” 三江 ” 一語出自《尚書》和《周禮》等歷史典籍。《尚書 ? 禹貢》曰 :”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三江 ” 方位，歷代學者多有異說，其中 ” 北江、中江、南江 ” 說最有代表性，該說源自班固《漢書 ? 地理志》，經《水經注》等補充完善，簡稱 ” 漢志三江 “。
其中，” 古北江 ” 即今長江下游揚子江，” 古中江 ” 即古胥溪運河今蕪申運河，” 古南江 ” 即今新安江到錢塘江。” 漢志三江 ” 水系在歷朝歷代都有很大的變化，構成了 ” 三江江南 ” 的生態環境基礎。今皖南、蘇南、浙江與上海水系相連，均屬古代 ” 三江 ” 范圍之內。其中有關 ” 古中江 ” 方位及變遷爭議較多。《禹貢 · 導江》說 ” 東為中江入海 “。古中江上游青弋江、水陽江兩流域與中游太湖流域水系相連貫通，兩流域之間有一溝通太湖和古丹陽湖的胥溪運河，其關鍵河段在高淳東壩和下壩之間的分水嶺處，自春秋至唐代一直通航，至唐末水利失修、航運不暢。明太祖定都南京，重開胥溪。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商旅皆由東壩往來，遂自壩東十里增築 ” 下壩 “，東壩則稱 ” 上壩 “。胥溪因此被截為三段，東壩以西稱 ” 上河 “，下壩以東稱 ” 下河 “，兩壩之間則稱 ” 中河 “。從此胥溪運河分成梯級，壩與壩之間分節通航。
到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各大自然水系，經過眾多的水利工程建設，形成了水網密佈的江南魚米之鄉，是江南生態地緣結構近現代轉型的重要表現。相比其他區域，” 三江江南 ” 最大的生態特徵是因水而成，其自然生態結構首先體現為長江下游江、河、湖、海航運及水利灌溉聯成一體，使長江下游三江五湖成為一個基本可控的流動循環系統。可見明清以來 ” 三江江南 ” 與 “《禹貢》揚州 “、”《漢志》三江 “、” 魏晉江東 ” 和 ” 唐宋江左 ” 等一脈相承，中江太湖流域成為江、河、湖、海水系循環的中心。所謂皖江漫漫，越水滔滔，吳波漾漾，正是長期以來皖南、蘇南、浙江分散水系逐步融成一體的新生態景觀，人化自然與自然人化有機互動，江南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皆因此得以持續發展。
二、江南地緣政治結構之轉型
從地緣政治上看，到明清時期，江南戰略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影響了江南地緣政治的戰略大調整。明代長江下游，沿三江水道設置系列軍事重鎮，構成國家東南戰略樞紐。鄒逸麟教授《談歷史上 ” 江南 ” 地域概念的政治含義》一文，專論江南地區歷代政治地位變遷，重點討論明清 ” 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下的江南 ” 及其國際樞紐地位的形成。如果將明清中國比作一個 ” 孤島 “，其 ” 心髒 ” 就是江南，它的空間形態雖在中國，但它的政治、經濟、文化要素早已開始國際化和全球化，並通過空間層級互動與北方京畿宮廷聯為一體。公元 16 世紀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來到中國。1553 年葡萄牙占據澳門，其後，西班牙、荷蘭和英國殖民勢力相繼東來。19 世紀中後期，清朝東南海疆、西北邊疆同時危機，引發了清廷內部海防與塞防之爭。
隨着海上侵略勢力到來和東南海防的日益重要，國家戰略重心也向東南轉移。乾隆《江南通志》認為，如果以南京為江南之首腦，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湖州、杭州、嚴州八府則是江南之 ” 腹心 “，安慶、池州、徽州、太平、寧國、廣德等皖南府州為江南之 ” 脊背 “，浙江紹、寧、溫、台、處、金、瞿七府則為江南之 ” 尻脊外蔽 “。明嘉靖年間，編繪《籌海圖編》的鄭若曾又編繪《長江防禦圖》與《太湖防禦圖》，其《江南經略》中繪制 46 幅《江防圖》和 29 幅《湖防圖》，都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海防戰備圖。海防地位日益提升，促使中國地緣戰略發生整體轉型。
綜觀明清西北邊防與東南海防關系史，聯動互動發生多重變化。核心是 ” 前庭 ” 與 ” 後院 ” 位置顛倒，即明清東南沿海由 ” 後院 ” 變為 ” 前庭 ” 和 ” 門戶 “；其次是陸權與海權關系變化，鄭和下西洋、皇明籌海、海權時代開啟；三是國家守成與開拓關系變化，表現為 ” 洋防 ” 變 ” 岸防 “，戰略防守代替了戰略出擊。明代 ” 防入 ” 一變為清代 ” 防出 “，最後必致 ” 塞防 ” 與 ” 海防 ” 之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邊防塞防的根本問題是確保陸權，海防的根本問題是發展海權，一旦邊防危機與海防危機同時爆發，國家戰略資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顧，如何正確處理確保陸權與發展海權的戰略關系就成為難中之難。
三、江南地緣經濟結構之轉型
從地緣經濟上看，自明中期 ” 銀禁 “、” 海禁 “、” 邊禁 ” 等三禁開放後，江南社會經濟開始正式步入全球化與市場化軌道，中國社會早期近代轉型的經濟基礎在江南區域形成，表現為明清江南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並緩慢增長，江南社會經濟結構率先松動與緩慢轉變。在此基礎上，江南工商業進一步發展，率先步入早期工業化時代。全國各大商幫形成，紛紛雲集江南市場。” 江南的地域環境為商幫搭建了平台，而商幫更造就了繁華的江南 “。及至清代，正如冀朝鼎先生《中國歷史上基本的經濟區和水利事業的發展》書中所說，由於海禁開放和世界貿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受到西方工業主義的影響而發生了巨大變化。隨着鐵路修建、工商業發展，起到列強經濟與政治行動基地作用的東南商埠，就成了強有力的經濟與政治重心，甚至每一港口都控制着一個主要區域。新區域地理輪廓上與老區域一致，” 但經濟基礎、區劃涵義以及區域范圍則與老區域大不相同 “。
這種 ” 不同 ” 的現象早在明代已露端倪。鄭和下西洋出海之港，” 九夷百番進貢方物，道途相屬，方舟大船，次第來泊 “。從明代 ” 銀禁 “” 邊禁 ” 與 ” 海禁 ” 三禁開放後，江南市場迅速擴大，對外貿易港口日益增多。隨着中外商品流通的不斷擴大，明清江南白銀流通迅速增加，進入了長達四百多年的 ” 白銀時代 “。西方商人將美洲白銀航運到亞洲，通過馬尼拉等東南亞貿易中心和澳門、廣州等港口交換江南貨物，使白銀大量流入江南地區。江南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因此空前加強，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東亞市場圈，被學者稱為 ” 中國的心房 ” 和 ” 東亞的心房 “。
” 江南名郡數蘇杭 “。 明代大學士徐有貞說蘇州號 ” 天下三甲 “，即郡甲天下之郡，才甲天下之才，學甲天下之學。至少在明代中後期，江南百工技藝及其時尚產業產品中，” 蘇 ” 字品牌取代傳統的 ” 吳 ” 字品牌而與 ” 京 ” 字牌產品競相媲美。” 蘇造 “、” 蘇工 “、” 蘇作 “、” 蘇樣 “、” 蘇式 “、” 蘇意 “、” 蘇派 “、” 蘇鑄 “、” 蘇繡 “、” 蘇畫 “、” 蘇裱 “、” 蘇宴 “、” 蘇鍾 “、” 蘇燈 ” 等帶 ” 蘇 ” 字頭品牌；與已有的 ” 吳戈 “、” 吳甲 “、” 吳劍 “、” 吳鈎 “、” 吳器 “、” 吳裝 “、” 吳冠 “、” 吳錦 “、” 吳綾 “、” 吳娟 “、” 吳箋 “、” 吳扇 “、” 吳幘 ” 等帶 ” 吳 ” 字頭品牌競相流行，工藝技術和質量標準引領時代潮流。正如張翰《松窗夢語》所雲：” 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
蘇天賜所作《江南四月》
四、江南地緣文化結構之轉型
” 地緣文化 ” 是指局部地理環境引起的社會、文化差異與因緣和合之關系。” 文化江南 ” 的立論前提雖是地緣文化結構的抽象空間，但其空間結構及其區域文化內在規律和模型則形成具體點、線、面加以支撐。所謂江南勝景，魚米之鄉，佳麗之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綺羅，盈耳絲竹，千百年來使人神馳夢想；粉牆黛瓦、磚雕門樓、水巷人家、亭廊樓台、小橋流水，煙雨纏綿，風情難解，無不深深鐫刻成為景觀。天道與人文在這里奇跡般交匯成明媚靈秀的山水長卷，構成江南地緣文化結構的核心和靈魂。
首先，” 江南文化 ” 是古代吳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的重疊與融合。地緣文化學首先探討區域文化內涵特徵及其發展規律。江南區域地緣文化包涵着古代吳、楚、越三大分支文化內涵。三楚、三吳與百越文化彼此重疊，在三江江南融合成一體，形成 ” 楚辭 “” 越韻 ” 唱 ” 吳歌 ” 的歷史旋律。一方面江南文化內部分為吳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幾個分支，另一方面 ” 皖韻徽風 “、” 越韻浙風 ” 和 ” 吳韻蘇風 ” 又共同構成了 ” 江南文化 ” 與 ” 文化江南 ” 的歷史底蘊。
其次，文化地理學從地理角度研究區域文化，着重研究文化傳統是怎樣影響人們生活空間的演化。由於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感受與理解不同，加上環境、物質要素、生產方式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區域差異，文化要素必然會表現出種種不同階層不同區域的類型和個性，這就是區域文化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特徵。表現在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方面，出現江南大區域內不同區間文化彼此競爭與融合，流派紛呈。特別是江南各地學術發展，出現新安理學、吳中實學、桐城文學、浙東史學、皖吳經學以及太谷學派、泰州學派等爭奇鬥艷，是江南區域文化一體多元的主要景觀。所以文化江南的時空界限，往往不限於近代江南的地理范圍，而早已成為風景秀美、氣候溫暖、安定富庶、文教興盛的地域代號，甚至有 ” 塞上江南 ” 和 ” 塞外江南 ” 的雅名美稱。
再次，如果說語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那麼吳方言就可以是江南文化的核心標志，以此劃定標準和方法來確定文化江南的地理范圍，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學術認同。若以 ” 吳語區 ” 作為文化江南的范圍界定，又有狹義吳語區和廣義吳語區之別。狹義的吳語區通常以蘇州話為代表，因為蘇州話因聲音委婉動聽，有 ” 吳儂軟語 ” 的美稱，主要通行於吳中地區。廣義的吳語區主要指中國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區、江西東北部、安徽南部、和福建西北角，以及這些地區遷出的吳語移民區。
” 三江江南 ” 這種地理空間尺度上吳、楚、越相互融合，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形成各種復雜的互動關系，構成了現代江南地緣結構的豐富內容。說明 ” 文化江南 ” 與 ” 江南文化 “，既是長期的地緣結構變化的結果，也是古代吳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現代圓融。
由此可見，通過地緣結構轉型看江南空間結構及其內容特點之變化，不僅透視了三江江南率先開啟社會經濟現代轉型的地域特徵，而且也顯示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以來，由於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江南的國家基石地位和分權制約的樞紐功能也在日益提高，充分說明地理環境是影響區域發展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
作者：余同元（蘇州大學教授）
編輯：范昕
責任編輯：邢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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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人頭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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