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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井守編劇、沖浦啟之導演的電影《人狼》開頭就有著十分巧妙的兩面性。日本政府先是被介紹為一個殘暴的極權國家，鏡頭隨後卻一轉，在年輕的運輸員阿川七生和她所屬的激進組織「區派」的暴亂之間交切。電影中路障後的警察雖屬壓迫人民的暴力機構，此時此刻卻不是侵犯者——日本民眾們才是投擲石塊和燃燒瓶的進攻方。身穿紅色外套的阿川七生默默地穿梭在東京空盪的後巷和下水管道，鏡頭則時不時轉到大街上的暴亂。她把運送的炸藥包遞給了一個男人，後者則沖上前線將其丟向了日本警察。
國家機器的暴力自然不言而喻，但此情此景，街頭的熊熊烈焰和滾滾狼煙是由日本人民造成的。就生命財產的損失而言，雙方都不是無辜的。
這就很有意思。
《人狼》的互文藝術
《人狼》的故事設在二戰後一個威權的日本，主人公伏一貴作為綽號「三頭犬」的首都警特機隊的精銳成員，在下水道里拒絕向一位年輕姑娘開槍，這位姑娘隨後卻引爆了手中的炸藥包自盡。爆炸導致地面大規模停電，暴亂者們則藉此趁暗逃走。《人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治和道德體系，其下暗藏著的則是小紅帽的寓言。要想了解《人狼》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便必須了解貫穿全片的小紅帽的隱喻。
影片半小時處，同樣身穿紅色外套，疑似年輕姑娘的姐姐的雨宮圭遞給了伏一貴一本書《Rotkäppchen》——即雅各布和威廉·格林兄弟版的《小紅帽》：
譯註：《小紅帽》原文翻譯參考自網際網路上版本
鏡頭隨後淡入下水道里全副武裝、身披鐵甲的特機隊，似乎在暗示，此時此刻的他們便是小紅帽。旁白繼續道：
在伏一貴的這場迷夢中，阿川突然從他身邊跑過，伏死死地盯著她身上裝炸藥的挎包，仿佛里面就是牛奶和麵包。這時，身穿紅色連帽外套的阿川是名副其實的小紅帽，而望著她遠去身影的特機隊則變成了狼。
不久後，伏一貴因下水道事件遭到處分，被命令回到特機隊養成學校再訓練。電影旁白接著描述道：
在一棟大樓里演習的特機隊新兵們分走兩條路線進攻，仿佛就像是小紅帽。已是老兵的伏一貴則孤身一人扮演假想敵，躲在一個房間內。當新兵們圍在房門外時，旁白說道：
准備好伏擊的伏一貴從新兵們身後破牆而出，眼前卻突然閃出了雨宮圭的面容，此時此刻的他又成為了狼。
這種互文遊戲在片中反復出現了多次。通常，敘事者是雨宮圭，在伏一貴的請求下繼續朗讀童話，她口中的《小紅帽》也開始有了法國口述版本的味道：
伏一貴常常會打斷雨宮圭的敘述，最後則自己開始朗讀起大灰狼的台詞。童話末尾，大灰狼召喚小紅帽靠近些：
此時鏡頭匹配的是屋檐下躲雨的伏一貴和雨宮圭，反映出的是雨宮對伏漸漸產生的好感。
除此之外，《人狼》對小紅帽典故的妙用還有很多種，其中包括了原作關於性變態的主題——畢竟夏爾·佩羅的原版《小紅帽》就是為了警示女人們不要輕信花言巧語的男人（即所謂的「狼」）。在伏一貴狂亂的夢中，下水道里的雨宮圭不僅被機關槍和惡狼吞噬，更是在血泊中被撕扯得赤身裸體，性暗示不可謂不明顯。
電影的另外一個主題則是科技的代價。特機隊手中MG42機槍的轟鳴並不尖厲刺耳，反而低沉壓抑。特機隊員猩紅的目鏡和機械的面罩將他們與其所執行的殘暴任務隔離開來。首都警與「區派」游擊隊的不對稱戰爭襯托出了一場在思想上激動但在物理上冷漠的對抗。在這場道德枯竭的戰爭中，人和物被交戰雙方肆意毀壞。這一切還得歸功於科技的進步。
ATU333：小紅帽與大灰狼
然而，在筆者看來，《人狼》恐怕最值得玩味的主題，還是來自於《小紅帽》最純粹最基本的元素。
你也許聽說過阿爾奈-湯普森-烏特分類法（Aarne-Thompson-Uther classification system），一套專門用來分析民間故事與童話類型的民俗學方法。ATU分類法以人物與空間為基礎，將童話中的主要母題和敘事結構系統性地拆解開來。其中，名為「小紅帽」的ATU333元素通過兩個中心思想建立一個故事：小紅帽永遠是受害者，大灰狼永遠是惡人。
在某種程度上，《人狼》很明白這個道理，甚至主動去歡迎它，但在利用小紅帽的同時，《人狼》也對這種單一的構造發出了質問。回頭再看電影中關於小紅帽的隱喻，到底誰是小紅帽？誰是大灰狼？伏一貴是誰？雨宮圭是誰？答案恐怕很簡單但也很詭異：他們兩者都是。
在電影里的第三段《小紅帽》朗讀中，深陷東京兩個警察機構政治角逐的雨宮圭給伏一貴設下圈套，告訴他自己被跟蹤了，求他搭救。伏一貴隨後趕到博物館尋找雨宮圭，並最終幹掉了埋伏他的自治警特務。這場埋伏戲中，很明顯雨宮圭才是狼，伏一貴才是無辜的小紅帽。整部電影其實都是身份不停互換的過程。小紅帽永遠是受害者？大灰狼永遠是惡人？《人狼》知道這種非黑即白的設定是很有問題的。受害者有時也可以變成加害者，加害者同時也可以是受害者。當你嘗試給一個個復雜的人貼上如此簡單的標簽時，是很有問題的。
在電影的結局，伏一貴選擇成為大灰狼，決心成為整個故事的惡人。在伏懷中淚如雨下的雨宮圭也讀出了《小紅帽》的結局，哭喊道：
伏一貴則狠狠地咬下了自己的尖牙，扣動了扳機。
藉助小紅帽的典故，押井守作為編劇（以及犬狼傳說系列的締造者）做了兩件大事。第一，在一場扭曲的救贖中，雨宮圭洗淨了她自己的罪惡——她最後不是以大灰狼而是小紅帽的身份而死的，成為了受害者。在小紅帽的框架下，她的死是神話式的、犧牲式的、悲劇式的——盡管她作為「區派」的運輸員和自治警與首都警公安部的工具，想必也是（哪怕間接）殺害了不少人的。電影將她的罪惡邊緣化、最小化，與之相反則將作為惡人的伏一貴的罪惡放大。伏一貴選擇了成為大灰狼，使得雨宮圭能夠成為小紅帽；畢竟，一個故事里總得有一個受害者，一個故事里總得有一個惡人。
第二，押井守強調了身份的流動性。通過引用一個結構如此簡單的童話，《人狼》揭露了試圖在現實中構築單一故事的困難，也直接批判了二元道德體系的不可行性。「好人」與「壞人」的角色是可互換的：在電影開頭，伏一貴是一個不願向阿川七生開槍的「好人」，但在結尾，他卻成了殺死雨宮圭的「壞人」。隨著故事的發展，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位置通過行為、表現和動機而改變。《人狼》指出了小紅帽的教誨是有很大瑕疵的，是很令人不安的。
一人眼中的恐怖分子便是另一人眼中的自由戰士
《人狼》的現實世界與小紅帽的童話世界是相反的。它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色的。整部電影的視覺和敘事結構都在表現這一點：戰後的東京是破敗與繁榮並存的城市，獨裁下既有殘忍的警察和暴亂的示威者，同時也滿是日常喜怒哀樂的人們，完全適應了這個衝突環境的普通人。（譯註：對比《機動警察2》中戒嚴下的東京，似乎頗有幾分相似。）在一部描述威權主義的電影里，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明顯威權的行為。就連在辦公室里密謀的首都警自治警部長們，雖然一個個威嚴霸氣，在決策上倒也不偏不倚，甚至對下屬頗為關懷。
《人狼》的世界並不是空穴來風，其背後映射的是日本真實的政治歷史，也是押井守自己的個人經歷。押井守不僅與宮崎駿、高畑勛等人親身參與了1960至70年代的日本左翼學生運動，同時也親眼目睹了一個剛掙脫極權主義不久的戰後日本，並在如此的政治環境中長大成年。他與日本大眾一起，在電視上觀看了淺沼稻次郎的刺殺直播，在報紙上閱讀了岸信介的瘋狂言論。正如電影中的首都警，那個年代如今已成為了歷史，但其留給人們的道德困境依舊。暴力的首都警穩住了電影中的日本社會，現實中的日本也是通過一系列並不完全光彩甚至並不完全有效的手段穩住的。那個年代的政治是現實主義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危險的，但我們真能稱其為邪惡的嗎？或又能稱其為正義的嗎？我們還是在徒勞地想將復雜的故事抽象化簡單化，只為了自己能夠理解呢？
筆者認為這便是《人狼》的過人之處。押井守不想告訴我們孰是孰非，更不想教誨我們社會或對或錯，正如他不想告訴我們誰是好人壞人——因為在心底，他可能並不太相信這些問題有答案。雨宮圭最後的死並不是什麼教化的信息，而是對現實的屈服。《人狼》將一個好人壞人的故事結構表現得如此蒼白無力，如此乏善可陳：在影片最後的鏡頭里，那本《小紅帽》被丟棄在一灘泥中。他先是全心地接受了小紅帽的道德觀，然後批評了小紅帽的道德觀，最終拋棄了小紅帽的道德觀。一個個關於成功、失敗、幸福與苦難的故事，又怎麼能簡單地用一句「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講完呢？《人狼》的結局痛苦地告訴我們：我們最終也許還是難免陷入好人與壞人的簡單判決，但我們或許應該警醒自己，不要輕易相信它。有些時候，故事里沒有受害者與加害者，沒有好人與惡人，而只有一群人。
原作參考文獻：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