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穆爾卡時代（1956-1970）
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波蘭改革長路漫漫。哥穆爾卡上台後一定程度兌現了他的諾言，包括結束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學術和宗教界更加自由、提高工資並反對集體化。1957年波蘭下議院成立經濟委員會，試圖給予企業更大的自治權進行深度市場改革，但這項改革與當時被強制執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兼容，因此失敗。1956-1960年，在哥穆爾卡領導波蘭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機器和化學工業產量翻了一番，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開始大規模生產。肉類產量增加52%，黃油產量增加56%，糖產量增加28%，海魚產量增加90%。由於輕工業和畜牧業得到了國家支持，國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中不足的是計劃中國民收入增加45%沒有達成，國民收入僅增加37%。而且重工業支出有增無減，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工廠占據，為之後的農業危機埋下了隱患。
然而「波蘭十月」的美夢很快破滅，隨著哥穆爾卡在1957年10月2日關閉自由主義的《Simply》雜誌，「哥穆爾卡解凍」不到一年便結束了。8月的羅茲電車司機罷工和抗議關閉雜誌遭到強力鎮壓，當局對媒體和大學的控制逐漸加強，與宗教界的關系復又緊張。政治上，自由主義傾向的黨員被清除，「歪圓俱樂部」被關停，整個社會風氣開始收緊。1964年11月，年輕的PZPR黨員卡羅爾·莫德澤夫斯基和雅克·庫隆被開除黨籍，因為他們聯名撰寫了《致黨的公開信》，批評當局的政治路線，要求以「真正的社會主義」精神改變國家體制。
獲得最高權力之後的哥穆爾卡與之前判若兩人，曾經堅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匈牙利的他在對蘇政策上越來越謹慎，防止波蘭發生任何可能危及對蘇關系的事件。這其中，卡廷慘案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哥穆爾卡本人知道蘇聯在卡廷慘案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但他更加清楚如果因此與蘇聯發生衝突將違反波蘭的利益。因此，哥穆爾卡下令PZPR就卡廷慘案的問題要保持沉默，還在《波蘭通用百科全書》中直接刪掉了關於「卡廷」的條目。
1956年12月17日，哥穆爾卡與蘇聯簽訂駐軍協議，協議第一條就是規定蘇軍不能幹涉波蘭內政，也不能侵犯波蘭國家主權。還限制了蘇軍在波蘭只能駐扎40,000陸軍、17,000空軍和7,000海軍。而且，蘇軍在波蘭的一切行動，包括演習都要事先通知波蘭當局，並賠償軍事演習造成的損失。此種駐軍條約為蘇東集團首例。1957年3月，蘇波遣返協議也被簽訂，在蘇224,000波蘭人得以返回祖國。在蘇聯與中國的衝突中，哥穆爾卡也傾向認為蘇聯要付更大責任。1965年，蘇波簽署《友誼，互助和戰後合作協定》，將波蘭與蘇聯利益進一步捆綁，還在談判中成功使蘇聯在奧德河-尼斯河爭議中占到了波蘭一邊。
在對蘇政策中，哥穆爾卡閃轉騰挪，一面通過示好安撫蘇聯，一面為波蘭爭取最大的國際利益，這樣的政治技巧是波共領導人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哥穆爾卡成功解決了對蘇聯和德國的外交難題，但波蘭內部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卻越來越激烈。
對德和解
哥穆爾卡的另一大政治成就是與西德達成了政治和解，期間的標志性事件就是確定了奧德河-尼斯河的邊境線劃分。這不是單純的領土爭端，而是波蘭與戰後德國整體外交關系的博弈。
最早追溯到皮亞斯特王朝時期，波蘭與德意志民族的傳統分界線就是奧德河。經過德意志移民向東擴張以及古波蘭的三次瓜分，波德民族分界線早已越過了奧德河，波蘭復國後的西部邊境也基本遵循兩民族當時的大體分界線而定。二戰爆發後，波蘭流亡政府曾設想吞並東普魯士與格但斯克，以防止德國利用這些地區威脅波蘭的西北邊境。無獨有偶，西科爾斯基和史達林在二戰爆發初期都不約而同的設想西部邊境應以奧德河為界，史達林強調「要將東普魯士還給斯拉夫人」。在雅爾達會議上，蘇聯方面公開提出新波蘭國家的西部邊境應拓展至奧德河，史達林希望以此達成削弱德國，增強蘇聯集團向西戰略投射的目標。只有邱吉爾表達了反對意見，他比喻為「波蘭鵝的肚子里塞滿了德國美食，引起了消化不良」。而流亡波蘭政府總理米科瓦伊契克卻支持史達林的做法，僅堅持保留利沃夫。
在波茲坦會議中，盟國與蘇聯就波蘭邊境問題展開了一系列交鋒，但最終在史達林的強大壓力下，美國被迫同意奧德河-尼斯河方案，英國也只能追隨美國的態度。史達林毫不妥協的態度為波蘭人贏得了向西擴張的戰略利益，他還決定將所有留在波蘭新領土的德國人驅逐出境。新邊界極大改善了波蘭對德國的地緣態勢，兩國邊境線縮短至472公里，也增強了波共的統治合法性。
起初東西德政府均拒絕承認奧德河-尼斯河邊境線，但東德攝於蘇聯強大的政治與軍事壓力很快讓步。1950年7月6日，東德臨時政府總理奧托·格羅特沃爾與波蘭總理西蘭基維茲在兩國新邊境的茲戈熱萊茨市會面並簽署《茲戈熱萊茨條約》，承認了這個代表「和平與友誼的邊界」。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則無視《茲戈熱萊茨條約》，堅持認為奧德-尼斯河東部處於「波蘭和蘇聯的管理」下，後來改成東部地區處於波蘭和蘇聯的「非法占領」。阿登納強調，如果兩德統一，聯邦共和國的東部領土應恢復1937年1月1日的狀態。這個聯繫到戰前納粹德國的言辭立刻引起了波蘭與蘇聯的強烈抗議，波德關系開始僵硬。事實上，阿登納並非民族主義者，他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順應民心爭取選票的結果。因為到1950年，西德16%選民都是從東部逃來的，這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阿登納很清楚，蘇聯絕不可能放棄奧德-尼斯河以東的領土，西德無法承受因此與蘇聯公開衝突的代價。此外，阿登納也擔心如果不能兌現給東部移民的承諾，會在西德發生「無法承受的經濟和政治動盪」。
1956年5月1日，西德外交大臣布倫塔諾承認聯邦共和國在奧德-尼斯河邊境的立場「有些問題」，並建議聯邦政府承認這條邊境線。該言論引起東部移民政治集團的口誅筆伐，但也僅限於此。私下里布倫塔諾稱這些人為「無法教化的民族主義者」。西德政府繼續推行反對奧德-尼斯河邊境線的態度，這引起了哥穆爾卡的警覺，也間接促使他加固對蘇聯盟。因此，比起被德國再次入侵的危險，多數波蘭人寧願繼續擁護哥穆爾卡。
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復東部領土」的聲音在西德日漸式微，民眾對「重振德國」等假大空的政治口號感到厭倦，波德緊繃的關系開始松動。1970年，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頂著國內的巨大壓力與西蘭基維茲簽訂《華沙條約》，接受奧德-尼斯河邊界不能被武力改變。在訪問波蘭期間，勃蘭特來到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之前，他神態肅穆地遞上花圈，隨後突然雙膝下跪，沉默禱告了半分鍾。事後勃蘭特回憶，這並非是預先規劃好的舉動，而是他當時突然覺得「僅僅遞獻花圈是不夠的」。
30年前的沉痛歷史已無法改變，但勃蘭特證明了德國的歉意，以及對和平的不懈追求。西蘭基維茲代表波蘭人接納了德國遲來的懺悔，兩大民族握手言和。盡管西德仍未完全承認邊境線，但這個舉動極大緩解了波德關系，並允許一些東部移民可以回波蘭探親。1973年西德聯邦憲法法院作出判決，承認了《茲戈熱萊茨條約》的法律效力，並廢除了與領土爭議有關的《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直到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之後，波德代表在《關於德國的最後解決條約》中正式確認了奧德-尼斯河作為兩國邊界。在同年11月14日簽署了《波德邊境條約》，重申《茲戈熱萊茨條約》以及《華沙條約》，宣布兩國邊界神聖不可侵犯，並互相保證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成，條約還承認居住在邊境線附近兩國少數民族的基本政治和文化權力。
對德和解毫無疑問是哥穆爾卡最引人矚目的政治成就，從根本上改善了波蘭的被動外交局勢。此後，隨著波蘭國防壓力減輕，對蘇聯的軍事依賴也開始減輕，為後世波蘭徹底擺脫蘇聯控製做出了貢獻。
三月事件（1968年）
時間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大集團的代理人戰爭給世界平添了無數硝煙，蘇聯和美國社會各自產生了新的思想和政治綱領。美國嬉皮士運動如火如荼，西歐自由主義思想風起雲涌。東歐蘇聯集團，特別是靠近西歐的波蘭、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人心浮動，對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及對改革的渴求成為當局無法抑制社會思潮。十年前波蘭的波茲南事件以哥穆爾卡的改革承諾而結束，但隨著PZPR在波蘭逐步收緊政治口袋，貝魯特時代的專制主義死灰復燃。此外，波蘭領導層內部的政治鬥爭也進入白熱化。
50年代波蘭曾誕生了兩大針鋒相對的政治派系。「普瓦維派」（Puławy）由銳意革新的年輕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致力於推動波蘭自由化。由老一輩保守政治家組成的「納托林派」（Natolińczycy）則極力反對普瓦維派的自由化傾向，他們倡導民族主義，具有明顯的反猶傾向。由於普瓦維派有不少猶太裔官員，這也成了納托林派攻擊他們的原因之一。哥穆爾卡則被兩派拉攏，他只能根據時事靈活的在兩派之間遊走。60年代，「游擊隊派」（Partyzanci）崛起，它繼承了納托林派的許多綱領，並在PZPR內部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游擊派名稱的來源就是當年反抗納粹占領軍的波蘭游擊隊。
游擊派的領導人是波蘭內政部長梅奇斯瓦夫·莫扎爾（Mieczysław Moczar），他是一個強硬的親蘇政客，其核心思想是康米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混合。莫扎爾及游擊派反對一切非波蘭民族的事物，推崇軍事，反對自由化。莫扎爾的野心很大，他的實際目標是擴大游擊派的政治影響力，反猶主義只是他們攫取權力，製造動盪的工具。就在幾年前，哥穆爾卡和西蘭基維茲曾多次重申國際主義思想，強調黨「譴責根據民族血統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觀點」，並將「與各種沙文主義傾向和反猶主義鬥爭到底。」但在游擊派的影響下，波蘭政治癒加保守和專制。莫扎爾煽動發反猶運動取得了成功，他開始尋求將猶太人排除在實權崗位之外以便他的黨徒趁虛而入，而且還暗示對「非猶太領導人」（指哥穆爾卡）需要採取某種措施，因為他們沒有堅決的反對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滲透。「反猶太復國主義」是莫扎爾集團的政治鬥爭遮羞布，方便他們將政見不合者扣上「猶太復國主義」的帽子。一言以蔽之，莫扎爾和游擊派是假反猶之名，行奪權之實。
1967年6月5日7時45分，以色列空軍近200架戰鬥機在防空警報聲中直入雲霄，對埃及機場的大批飛機進行突襲，埃及空軍338架蘇援飛機在一個早晨全軍覆沒。這場空襲拉開了「六日戰爭」序幕。這是繼中國抗美援朝戰爭、越南戰爭之後的第三個美蘇爭奪地區影響力的較量——以色列獨立戰爭，又稱阿以衝突。起初，蘇聯為削弱英美在中東的勢力而支持以色列建國，但由於兩國意識形態和根本利益相去甚遠，蘇以關系逐漸破裂。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爆發戰爭後，蘇聯轉而支持以色列的對手，這是冷戰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果。「六日戰爭」爆發後，蘇聯譴責「以色列的侵略」，並全力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正義鬥爭」。哥穆爾卡與西蘭基維茲也被召集至莫斯科，波蘭在6月12被迫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系。
6月19日，哥穆爾卡在科學文化宮發表演講，指責猶太人在波蘭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還指責猶太人是「第五縱隊」，但該言論在廣播之前被奧查布刪除。所謂「第五縱隊」是指在納粹入侵波蘭期間，與德國軍隊狼狽為奸的部分波蘭德裔。哥穆爾卡一反常態宣傳反猶主義主要是因為莫斯科方面對他的壓力，在之前的會面中，勃列日涅夫對他發出了警告。隨後，波蘭各地政府開始緊鑼密鼓的准備「反對以色列帝國主義」宣傳。但令當局尷尬的是，波蘭民眾對以色列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多數波蘭人並不理解復雜的國際鬥爭形勢，認為以色列人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與波蘭過去為獨立進行的鬥爭如出一轍，甚至很多人以波蘭猶太人在以色列軍隊服役而感到自豪。波蘭年輕學生和新銳知識分子渴求討論政治，他們自發的組織社論團體對時政表達意見，提出批評。一句當時流行的俏皮話反應了這種情緒：「我們波蘭的猶太人打敗了蘇聯支持的阿拉伯人。」
莫扎爾樂見這一點，他得以更方便的在政黨與軍隊散步反猶思想，以「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罪名大搞政治清洗。除了趕走猶太人官兵之外，任何人顯露出些許的同情猶太人傾向，或是僅僅被懷疑同情猶太人，都會被扣上帽子丟職罷官。在這一過程中又發生了無數栽贓陷害、公報私仇，整個社會籠罩在高壓環境中人人自危。莫扎爾還在演說中將以色列軍隊比作曾經的德軍，這實際上又加深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一時間，在波蘭蓬勃發展的猶太人社區、教育和文化組織受到排擠，嚴重的被取締。波蘭最後40,000名猶太人悲哀地發現，他們在納粹的屠刀下倖存之後，再一次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