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依舊收錄於小島秀夫的散文集 《創作する遺伝子：僕が愛したMEMEたち》中。 《計程車司機》是1976年由馬丁·斯科西斯執導，保羅·施拉德編劇的美國劇情片。該片以一個計程車司機的視角講述發生在越戰結束後的紐約，這時美國上下都頗為尷尬迷茫。他每天開著出租汽車目睹著紐約的墮落，最後卻戲劇般成為了公眾英雄。該片獲得1976年第29屆坎城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這是馬丁斯科塞斯導演於1976年拍攝的電影《計程車司機》中，主演羅伯特·德尼羅所飾演的計程車司機特拉維斯的一段獨白（日文版獨白由野村伸昭翻譯）。
如此說來，我也是自小就被孤獨感所折磨，特別是青春期的時候尤為嚴重，無論是在大街上，學校里，抑或是參加社團活動時，不只是晚上，就連白天也是一樣。雖然我不是電影中的特拉維斯，但依舊感到無邊的孤獨。並不是說身邊無人陪伴，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畢竟也不是在無人島生活。在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不是如當今一般淡漠的年代，我只不過是個平凡小鎮中的平凡少年而已，所以並不是物理上的隔離感或者是鶴立雞群導致的孤高。但即便如此，我的心中還是有孤獨感在隱隱作痛。
孤獨感的襲來並不只是孤身一人的時候，哪怕正在和朋友們嬉笑打鬧時，也會突然被按下開關，孤獨感席捲而來。集體中的孤立，嘈雜中的孤獨，越是置身於集體之中，孤獨就會越有力量。到了大街小巷都熱鬧非凡的年末，這種痛苦就會成反比的劇烈增大。不知多少個因為不安與焦躁而失眠的夜晚都在想著「總有一日我會被這孤獨所殺死的吧」。
經管如此，我卻經常閉門不出。置身於孤獨之中的自己，反倒會有一種安逸感。在那個社會心理學還尚未普及的年代，對待PTSD或躁鬱症的心理健康知識還未被大眾所熟知。即便與人交流相關問題，也不會是心理治療的范疇，而多半會被當作文學討論。正因如此，這份「孤獨病」無法與他人交流。
這樣的情況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有準確的理由嗎?或許和中學時父親的突然離世有關。但我腦中浮現出的，卻都是我幼年時「鑰匙兒童」的經歷（かぎっ子、鑰匙兒童是指常常一個人回家或在家、缺少家長監督的兒童；這些兒童的父母往往是工作到比較晚，因此他們經常放學後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在經濟高速增長的1970年代，我的父母都在上班，我總是把穿在毛線上的鑰匙像狗牌一樣掛在脖子上。這樣掛著的鑰匙在單槓上時會十分礙事，但我還是一整天都不撒手。
作為「鑰匙兒童」的我，沒有任何人來接我放學回家的記憶。無論是下雨台風，生病受傷，我都是一個人回家，從脖子上取下鑰匙打開門，回到空無一人的家。回到家中，開燈的是我，房間很冷，默默取暖的也是我。沒有生氣的家與有家人等待著我回來的家截然不同，因為如此，一個人在梳妝鏡台前默默流淚過，也因為討厭這樣的感覺而特意繞遠晚歸過。
但也正是如此，空盪盪房間里的「鑰匙男孩」倒是也學會了不少東西。我掌握了能製造出虛假的團圓氣氛的技巧，回家後馬上點亮所有的燈，並把電視機的音量調到最大，不是為了看電視，而是為了驅趕寂寞，這個習慣直到現在我已成人也無法改變。無論是旅行還是出差，辦理完酒店入住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所有的燈光和電視，無論是洗澡還是睡覺，電視機都會一直開著。這種幼年時期的積郁，可能也助長了我的孤獨吧。
青春期時，我如何排解這份孤獨呢？能挨得過去嗎？我在這些問題上交際腦汁。並且為了在人前不表現出孤獨，努力表現的充滿活力。而諷刺的是，這同時又加重了我的孤獨。就在這時，我看到了電影《計程車司機》。
一瞬間，我覺得這就是「屬於我的電影」。電影從始至終散發著令人傷感的寂寥，對這個世界的憤怒和溢出螢幕的，對不公的正義感。當然，當時的我只是個日本的平凡學生，沒有在紐約開計程車，也不會往麥片里加白蘭地，約會時也不會邀請女朋友一塊去看色情電影，更別說去暗殺總統候選人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我就是特拉維斯。
故事從剛從越南戰場歸來並患有嚴重失眠的越戰退伍軍人拉維斯，在紐約市以開夜班計程車維生開始，通過在像垃圾堆一樣的大都市里漫遊的特拉維斯的雙眼，將青年人的孤獨與憤怒，純潔與浪漫，以及偶爾的暴力展現出來。保羅·施拉德優秀的劇本，斯科塞斯記錄式的演出手法，以德尼羅為首，哈維·凱特爾，朱迪·福斯特，彼得·伯耶爾等一眾知名演員的傾力出演
以及本作的配樂成為其遺作的配樂大師伯納德·赫爾曼（主旋律中流動的湯姆·史考特如同抽泣一般低音薩克斯有種凋零的美感）。《計程車司機》集結了所有罕見的才華，可以說是能代表80年代的名作。
但是，讓我感動落淚的不是這部電影的故事，不是演出，不是演員精湛的表演，而是看著體驗著孤獨的特拉維斯，知道在這世界上還有與我一樣的同伴這件事。
「一直以來都以為自己孤身一人，但不再是了。」
和我抱有同樣孤獨的男人，此時此刻正在某處駕駛著計程車，想到這里，孤獨感便安定了許多。
看完電影，我就購買了德尼羅在劇中穿著的外套，穿著皮靴，模仿著那個有名的畫面，雙手插兜蜷縮著走在大街上。像特拉維斯一樣走在路上，總感覺有什麼東西改變了，這部電影沒有教會我我對抗孤獨的方法，但特拉維斯教會了我如何與孤獨共存。
在那之後30年，如同疾病一般糾纏我的孤獨，如今如同一個謊言一般消失的無影無蹤。那可能是無論誰人都會染上的「屬於十幾歲小孩的流感」吧。而逐漸感受不到孤獨，可能也是自己有了孩子的原因。比起憂心忡忡自己的恐懼，還是更關注家庭的現狀和社會的未來，不知不覺，我已經變得和特拉維斯不再一樣了。
自從開始製作遊戲開始，我就被完全的從孤獨感之中解放出來，可能也是因為太忙，沒時間去孤獨了。現在有無數我不知道長相與名字的人正在玩我做的遊戲，意識到這一點的瞬間，我體內的滋生的孤獨就被徹底的清除了。只要與人交流，孤獨的現狀就會改變。人雖然註定要隻身來到這個世界，又隻身離開，但只要活著，就會與世界產生連結。
我在每次乘坐計程車時，都會看看駕駛員的名牌，盼望著特拉維斯會不會出現在駕駛席。當然了，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見到「Travis Bickle」這個名字。特拉維斯在電影中，帶著十四歲的少女愛麗絲逃離了賣淫組織，在現實生活中帶我逃離了孤獨。所以依舊希望能夠在某時某地，乘上特拉維斯的計程車，把這一切講給他。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