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外交關系
1932年，畢蘇斯基的支持者約瑟夫·貝克（Józef Beck）擔任外交部長，他是波蘭「等距外交」政策的執行者。
等距外交就是在蘇德之間保持中立，鞏固對英法同盟的外交准則。宏觀來看，波蘭對東西兩個強大的鄰居態度冷淡，因為歷史遺留問題與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烏克蘭關系僵硬，與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關系緊密。羅馬尼亞與波蘭都在一戰後獲得獨立，而且在反蘇立場上頗為一致，因為兩國都要直面蘇聯的軍事威脅。波羅兩國在1921年3月3日與布加勒斯特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Polish–Romanian Alliance），但波蘭因為與捷克斯洛伐克的矛盾，沒有加入「小協約國集團」。1938年《慕尼黑協定》之後，歐洲局勢陡然生變，戰爭的陰雲開始浮現。波蘭的地緣態勢較為惡劣，但與羅馬尼亞、法國、匈牙利和英國的良好關系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年，波蘭通過強硬手段恢復了和立陶宛的正常關系。
從中世紀開始，波蘭與匈牙利就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系，在革命期間亦是堅定的國際戰友。蘇波戰爭期間，因為唇亡齒寒的關系，匈牙利王國為波蘭提供了約30,000人的軍事援助和大量武器彈藥。二戰前後，兩國亦長期維持友好關系。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雖然都被納入軸心國陣營，但均未協助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波蘭淪陷後，兩國同時敞開邊境，為波蘭軍民提供庇護和撤離路線。
對捷克關系：波捷切欣衝突全史
對法、英關系
幾個世紀以來，出於對中歐地帶的制衡，波蘭是法國在東方的傳統盟友。1920年蘇波戰爭期間，法國是波蘭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戰後，畢蘇斯基親赴巴黎與法國總統確定了經濟、政治合作條款與防禦同盟關系.條文規定某一方被侵略時，另一方必須進行無條件軍事援助，條約於1921年簽署，1923年生效。這就是波蘭的第一個正式外交同盟關系，法波同盟（Franco-Polish alliance 1921）。
僅2年後，歐洲外交局勢陡然生變。德國迫切期望回歸歐洲正常的政治格局中，確定西部邊境線，以及與其他國家恢復正常關系。英國與法國也想重建一個更穩定的國際秩序，避免大戰再次發生。在這個背景下，法、英、德、比、意等國代表於1925年10月5日在瑞士簽訂洛迦諾公約。法軍撤出萊茵蘭地區，並允許德國在1926年成為國聯的第六個常任會員國。但洛迦諾公約把蘇聯排斥在外，波德邊境也沒有得到所有主要國家的承認，實際上是犧牲了東歐國家的安全換取西歐的穩定。《洛迦諾公約》是法波同盟關系的第一道裂痕，因為法國雖然重申了對波同盟，但在戰略上卻轉為了守勢，國聯在波蘭的公信力盪然無存。
法國對波政策雖然開始保守，但仍然積極設法調停波捷矛盾，期望形成法、波、捷同盟壓制德國。但波捷兩國都在切欣問題上態度強硬，任何一方都不願做出讓步。法國看不到對波保持政治投資的收益，不願在經濟和軍事上繼續與之合作，波蘭對法態度也逐漸冷淡。1934年，隨著納粹德國的蠢蠢欲動，法國再次提出了一個反對德國的軍事聯盟計畫，史稱《東方公約》（Eastern Pact）。
《東方公約》是《洛迦諾公約》的延伸，旨在將反德包圍網擴散到東歐，將波、捷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特別是將蘇聯納入共同防衛體系中。但國際的復雜形勢讓這項原本可以有效制約德國的條約失敗了，德國在9月1日首先拒絕締約，貝克認為《東方公約》再一次稀釋了法波同盟，而且由蘇聯主導的東部軍盟也是波蘭東部邊境的不安定因素。特別是蘇方要求波蘭廢除與羅馬尼亞的軍事盟約，波蘭絕不接受。法國外長路易斯·巴爾圖成功主導對蘇和解，在5月2日與蘇聯簽訂了《法蘇互助協定》。10月9日，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與巴爾圖在馬賽一同被刺，《東方公約》胎死腹中。
《慕尼黑協定》之後，法波同盟再次升溫。1939年5月19日，法國迫於形勢，再次與波蘭簽訂防禦同盟條款。但這個條約更像是一次政治作秀，因為它沒有被法國議會通過，而且在發動支援的條款上含糊其辭。法國陸軍總司令甘末林僅承諾會在德國入侵波蘭的三週之內發動「大膽的進攻」。法波戰爭爆發後，大批波軍通過匈牙利、羅馬尼亞來到法國和英國支援作戰。戰間期波英關系較為冷淡，蓋因英國不滿波蘭與鄰國的衝突。但同樣是《慕尼黑協定》之後，英國與法國一起為波蘭提供針對德國的軍事盟約。1939年3月31日，英國發表保證波蘭獨立的聲明，4月6日，雙方正式在倫敦簽署《波英軍事同盟》（Anglo-Polish military alliance）。但是會談並不順利，經過長期討論，英國才勉強保證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英軍會轟炸德國的軍用設施，除此之外波蘭人沒有得到更多承諾。
但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都拒絕讓蘇軍在本國國土駐扎，
《波英同盟》與《波法同盟》一樣，只是英法對德國的政治施壓，而非真正的盟約。兩國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捲入波德戰爭，波蘭註定要遭受與捷克斯洛伐克同樣的命運，即被英法當作安撫希特勒這頭餓狼的餌食。
對德關系
自波蘭獲得獨立後，波德關系較為緊張，兩國的矛盾點就是格但斯克城的歸屬問題。按照民族自決原則，格但斯克應該以但澤的身份並入德國，因為該市90%人口都是德國人。但這座城市是由波蘭人在10世紀末建立的，在近800年的歷史中大部分都歸波蘭王室統治，只是波蘭被瓜分後才被普魯士攫取，後者將城市的名字改成德語的但澤（Danzig）。在波蘭不復存在的時間里，德國人逐漸成了主要市民，但周邊農村仍然以波蘭人居多。而且，「十四點原則」也承諾給波蘭一個安全自由的出海口。
後來，英國人提出了折中的辦法，將格但斯克及其周邊村鎮定為半獨立的「但澤自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Gdański），歸國聯監管。城內的德國人和農村的波蘭人都很不滿意這個方案，他們都想回到各自的母國。但澤自由市不僅僅是一個城市，而是包含索波特、奧利瓦、新莊園、諾伊·斯托鎮，以及300多個大小村莊在內的，約1966平方公里的區域。國聯在但澤自由市設立了管理者，但澤也給波德兩國提供了不同的特權，城市還與波蘭結成了關稅同盟。但這樣的處置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戰間期註定埋下了隱患。
盡管但澤法律上是中立的，但德國與波蘭當局都試圖在城內擴散各自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波德民族爭端中，兩國都不同程度地插手自由市內政，暗中進行政治較量。最早的衝突發生在蘇波戰爭期間，當地德國碼頭工人舉行罷工，拒絕為波蘭軍隊卸下國際援助的武器彈藥。波蘭方面被迫在格丁尼亞（Gdynia）修建臨時港口，後來格丁尼亞成為僅次於格但斯克的波蘭第二大海港城市。但澤城內，作為少數民族的波蘭人遭到德國人的歧視和基於種族主義的排斥，甚至發生多起打砸波蘭領事館的事件，自由市當局默許這一切發生。矛盾愈演愈烈，在1932年爆發了格但斯克危機（Kryzys gdański 1932）。
事情的起因是波蘭與自由市議會在1921年10月8日簽訂了波方船隻在但澤市自由停泊的權利，但在1931年3月，自由市議會單方面終止了協議，波蘭對國聯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實際的仲裁，梁子就此結下。1932年6月，英國海軍准備訪問但澤自由市。畢蘇斯基決定將計就計，命令波海軍維切號（ORP Wicher）驅逐艦在6月15日代表波蘭政府迎接英方艦只。此舉意在用武力威懾自由市當局，成功迫使後者在8月13日重新簽署之前單方面終止的停泊條約。
《洛迦諾公約》讓畢蘇斯基對法國的盟約產生了懷疑，馬奇諾防線的修築則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的擔憂。既然法國不再值得依靠，那麼波蘭必須尋求其他辦法安撫陰晴不定的西方鄰居。希特勒掌權初期在國際態勢上表現出了溫順的假象，再加上畢蘇斯基更加不放心蘇聯，所以與德國修好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1934年1月26日，《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德國正式承認兩國邊境線，雙方關系有所緩和。希特勒趁熱打鐵，希望與波蘭組成反蘇同盟，但畢蘇斯基堅持「等距外交」政策，拒絕了這項提議。
波德正常關系僅維持了五年。《慕尼黑會議》後，被英法餵飽的希特勒對波蘭圖窮匕現，但澤危機爆發。德國外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一反常態，突然又對但澤提出領土要求。波蘭方面態度強硬，稱如果德國強占但澤就是開戰的信號，東歐局勢驟然緊張。
1939年3月，英國首相張伯倫宣佈將保證波蘭的獨立，並威脅對德開戰。但貝克卻另有打算，他拒絕了英國提出的邀請蘇聯加入「和平陣營」的計畫，因為波蘭還沒有放棄對德談判解決問題的道路。與那個時代大多數政客一樣，貝克高估了本國的軍事力量，低估了德國的戰爭潛力。
希特勒在德國開始進行他的拿手好戲，即通過媒體向德國民眾進行洗腦式宣傳，通過揮舞種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兩面大旗為德國吞並但澤獲得輿論支持。然而但澤只是一個幌子，希特勒真正的目標是以此為藉口對波開戰，因為納粹黨的政策就是通過掠奪猶太人和其他國家的財富來填補國內的財政黑洞，一旦停止擴張，納粹黨就會被推翻。
1939年夏天，緊張局勢持續升級，德國在但澤的密謀已經不加掩飾。8月，自由市議會宣佈但澤不再承認波蘭海關的權力，華沙方面表示如果但澤繼續破壞《凡爾賽條約》，波蘭將付諸武力。英國對波蘭的強硬態度非常不滿，因為張伯倫仍在竭力維持歐洲均勢與總體和平的方針，不希望戰爭爆發。8月，貝克終於讓步，但希特勒不想看到波蘭真的交出但澤，這樣德國就失去了戰爭藉口。所以德國不停對波施壓，接連提出波蘭無法同意的要求，但又要拖延談判時間，為戰爭動員做准備。希特勒接連打出煙霧彈，成功迷惑波蘭和英法，讓他們誤以為還有和平的機會。另一方面派遣軍隊事實進駐但澤，「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號戰列艦在8月15日抵達但澤港，炮口瞄準了西盤半島的波軍駐地。8月25日，英波軍事同盟被確立，8月30日，在推遲一天後，波蘭宣佈全國動員。當波德戰爭全面爆發後，英法才看清楚希特勒隱藏的真實面目，但為時已晚。
對蘇關系
宏觀來說，史達林對波蘭的外交策略是對歐洲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組成部分。蘇波戰爭之後，兩國關系仍然十分緊張，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蘇波都希望將外交關系正常化。蘇聯最早發覺德國納粹的危害並致力於與西歐和波蘭建立反德陣線，所以有意與波蘭修好。波蘭奉行「等距外交」，也無意繼續與蘇聯交惡。雙方在1932年7月25日簽訂《蘇波互不侵犯條約》（Soviet–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均承諾放棄針對對方的戰爭行為或軍事聯盟。史達林組建反德同盟的企圖在與英、法、波的外交鬥爭和勾心鬥角中宣告失敗，從此之後蘇聯傾向更加務實的防禦政策。蘇聯非常反對波蘭侵占切欣縣，一度以毀約相威脅，但還是與波蘭維持了現有狀態。
英法為東歐安全做的最後努力是1939年中旬的莫斯科談判（Anglo-Franco-Soviet Moscow Negotiation ），張伯倫政府希望組成一個更廣闊的反德同盟。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尋求盟約的談判，更是一次政治博弈，是英國「禍水東引」政策的一次嘗試。英法期望蘇聯擔任東歐防務領導者，但不准備與蘇聯締結身份平等的盟約，而且要求蘇聯單方面承擔更多義務，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對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來說，對蘇談判不過是對德施壓的手段，在希特勒踐踏《洛迦諾公約》吞並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他仍然抱有一絲安撫德國的幻想。希特勒當然看出了這一點，他也適時地向張伯倫拋出「橄欖枝」，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英德秘密談判也在進行。蘇聯在會談初期表現出了合作的誠意，但面對拖延推諉，毫無誠意的英法代表，蘇聯逐漸對同盟的前景失去信心。7月8日，英法終於與蘇聯達成初步協議，但蘇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所謂的「間接侵略」條款。蘇聯期望可以在戰爭爆發時或開戰之前向被侵略國派出軍隊協助防禦，也就是在他國領土駐扎蘇聯軍隊。「間接侵略」遭到英法的拒絕，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更是表示絕無可能接受此種條款。
史達林知道張伯倫沒有談判誠意，所以他也只是將談判的目標定為避免蘇聯過早捲入歐洲戰爭。蘇聯咬死「間接侵略」作為談判底線，談判趨於破裂。8月14日，蘇聯提出讓紅軍從維爾紐斯和加利西亞進駐波蘭的提議，以應對德國可能的侵略。但是法國對波蘭的施壓以失敗告終，貝克斬釘截鐵地拒絕這一提議，他對法國大使說：「德國人讓我們丟掉自由，俄國人讓我們喪失靈魂。」
1939年8月17日，莫斯科談判破裂，最後一次可以制約德國法西斯的機會就在爭吵中消失了。
這場談判是戰間歐洲外交政治的濃縮。英、法從一開始就不信任蘇聯，只是迫於形勢對蘇示好，在談判過程中各懷鬼胎，在冷酷自私的民族利己主義思想下，不以宏觀歐洲安全為首要目標，而是優先維護自身的利益。英法眼見戰爭不可避免，就指望蘇德開戰，他們坐收漁翁之利。但史達林看破了他們的手段，希特勒則直接掀了棋盤。貝克也同樣被意識形態偏見和民族歷史矛盾裹挾，錯失良機。蘇聯是最早看出德國法西斯政府危險性的國家，史達林在30年代也在致力建設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在英法的阻撓下屢屢受挫。蘇聯為反法西斯鬥爭表現出了無私的一面，但在具體執行上也表現出了大國沙文主義的一面。比如「間接侵略」條款，以及在波蘭駐軍的堅決要求，因為在波蘭本土駐軍並不是唯一的抗德戰略。而且歷史沒有告訴我們，如果波蘭同意，蘇軍是否真的會秋毫無犯，秉持國際主義精神無私為波蘭抗擊德國，還是提前建立波蘭人民共和國。
無論如何，當史達林發現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遏制德國入侵波蘭之後，他必須重新考慮新的方案以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希特勒從1939年4月開始向蘇聯發起了強大的外交攻勢，多次向史達林保證德軍的目標是波蘭和西歐，不會威脅蘇聯在東歐的利益，史達林最終同意與納粹談判。8月23日，經過長期准備，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率領外交團隊抵達莫斯科，迎接他的是蘇聯軍樂隊和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以及插在納粹萬字旗旁邊的紅色錘鐮旗。於是，歐洲政壇同時進行三場重要的談判，即莫斯科談判，英德談判與蘇德談判，其中只有前者是公開的。
蘇德簽訂的第一個有效條約是1939年8月19日的《蘇德信貸協定》（German–Soviet Credit Agreement），蘇聯可以在7年內獲得2億德國馬克的貸款，用於在德國購買各種軍工業產品。英法蘇的莫斯科談判已經破裂，蘇德的秘密談判倒是進展順利。8月21日，史達林終止莫斯科談判，然後同意了德國人提出的價碼，也就是「東歐勢力劃分計畫」。將波蘭維斯瓦河以東、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芬蘭、烏克蘭和羅馬尼亞東北部的比薩拉比亞地帶劃歸蘇聯，剩餘的波蘭劃歸德國納粹。
事實上蘇德談判很快被泄露，但勢力劃分計畫卻得到了隱藏。8月23日，蘇德又簽訂了為期10年的互不侵犯協定。談判結束後，史達林與里賓特洛甫在奢華高雅的辦公室內推杯換盞，慶祝反對資本主義的重大勝利，這就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議》（Molotov–Ribbentrop Pact）。
面對不可避免的戰爭，蘇聯選擇與納粹法西斯同流合污。這是一條極不光彩，但卻可以最大限度攫取國家利益的辦法，既然與西歐的戰爭不可避免，那就乾脆提前建立戰備緩沖帶，而且還可以「禍水西引」。該條約是蘇聯在集體安全政策難以實施的前提下，「高度現實主義」的做法。史達林在意識形態和道義上的原則性是可以根據時局的變化而變化的，即維護蘇聯的一國利益高於解放全人類的革命理想。這一點在對波政策上體現的較為明顯，擊垮、削弱波蘭政府的優先級要高於解放波蘭的無產階級，後者成了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下的犧牲品。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就像愛德華·卡爾或者摩根索一樣，認為「洛迦諾精神」的烏托邦主義本身就難以在權力主導的國際社會之中存活。但是凡爾賽體系的失敗向我們證明的是，完全的均勢、赤裸的權力政治並不能給和平帶來更多的機會。歐洲為了一戰的和平付出了巨大代價，為此他們謹小慎微而處處設防。但結果證明，他們的謹小慎微摧毀了處處設防，並且讓他們付出了比綏靖主義出賣盟國利益更慘重的代價。
福熙元帥有一點是正確的——這恐怕也是巴黎和會各國心照不宣的共識——對德國的戰後處置，對世界經濟的安排，對歐洲安全機制的設計，本身是兩套互不相容理念奇詭的折中產物。它既沒有做到真正尊重德國，接納德國，也沒有做到徹底摧毀德國，瓦解德國。道德主義者如威爾遜，現實主義者如克里蒙梭，都不得不承認，《凡爾賽和約》提供的並非是和平計畫，而是一套優先考慮戰勝國利益劃分，其次才盡可能維系和平的方案。在和會上各國的爭論沒有被「洛迦諾精神」所消弭，反而在經濟危機與法西斯主義的襯托下在之後的二十年中被進一步放大了。
從歷史大勢上看，英、法、蘇、波都做出了在他們的歷史侷限性里最佳的選擇。站在他們的角度，我們會發現這些決策在當時來看都是遵照邏輯的合理決定，這就是二戰爆發的歷史必然性。在部分嘗到甜頭德國民眾的默許下，希特勒將他們牢牢綁在了德意志戰車上，將他個人的戰爭野心凌駕於德意志民族的命運上。歐洲，這個現代人類文明的奠基之地，即將爆發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