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雲
在「敘詭筆記」這一專欄中，清代大文學家袁枚和他的《子不語》是出鏡率最高的作家和作品之一，無他，只因《子不語》實在是一部記載了太多怪力亂神的筆記小說。雖然論文學性它不如《聊齋志異》，論知名度不如《閱微草堂筆記》，但就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清中期的社會現實而論，它絲毫不遜於另外兩部作品。事實上，由於袁枚既不像蒲松齡那樣一直「在野」，也不像紀曉嵐那樣長期「在朝」，而是短期出仕後（約有七年）就辭官歸隱，酬唱林泉，筆下反而多了幾分清幽恬淡的「客觀」氣質。
《子不語》揚名於民間，《隨園詩話》顯達於墨客，既然撰筆記者是一奇人，後人勢必以筆記撰之，這其中，袁枚在擔任溧水、江寧、江浦、沭陽等地縣令的七年時間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子不語》
一、一張黑榜治奸民
《清史稿》上記袁枚為宦事，只有一句：「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江南，歷溧水、江浦、沭陽，調劇江寧。時尹繼善為總督，知枚才，枚亦遇事盡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據史料記載，早在袁枚參加科考中進士的過程中，就得到乾隆朝名臣尹繼善暗中相助，文端公（尹繼善字文端）後來出任兩江總督，當然希望得到這樣一位人才主持地方，因此對其多有提攜，而袁枚的表現也很出色，以至於他的判詞竟成了當地人人傳唱的歌詞。
「枚亦遇事盡其能」，其實是把袁枚的政績輕描淡寫了，在當時的官場中，他無論如何都是一位既清廉又有才能的好官。這一點在清代筆記中頗多「總結」。如陸以湉《冷廬雜識》中就說：「其為宰時，清勤明決，無愧循吏。」具體說來，袁枚為縣令期間相當勤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而易宗夔於《新世說》里則對他的折獄之才詳加敘述：「袁簡齋歷任溧水、沐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也就是說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訪之後建立了一張「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沒有劣跡才從榜上撤下，這種做法既對黑惡勢力是震懾，也是勸勉，給其改惡從善的機會。
《冷廬雜識》
當時有一塊鄉間土地，因為沒有地契，所屬不明，導致附近兩家人聚訟多年，爭執不休。袁枚見他們打官司的狀紙前前後後堆起來有山高，就笑著說：「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於是把所有案牘都作廢，重新測量土地，發給地契，使他們各自耕種，一起積案就此告終。
據《碑傳集》記載，乾隆十三年，江南發生災荒，銅井村將一批糧米運到吳門的時候，「有率劫之者」。這樣的搶劫擱在其他官員的手里就是「殺頭」二字了事，但袁枚以為，災荒之年，遇到犯罪應該慎刑，於是詳加調查，才明白是當地百姓害怕災荒進一步加重，才將這些糧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諭以情法，追米還之」。
袁枚的父親從廣西來探望兒子，「慮子年少，不諳吏才」，便到鄉間暗訪兒子的官聲，聽一個女子說「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才放下心來。而袁枚的為官之道，也真有發人深省之處：「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說白了就是當領導的要管好身邊人，多貼近群眾，自然就政通人和了。
不過相比處理上述問題，袁枚有個特殊的才能，就是古人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但他卻似乎特別擅長處理家務糾紛。
《碑傳集》
二、早產寶寶是貴人
方濬師著《蕉軒隨錄》記載，袁枚任江寧縣令時，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民們問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還家。韓姓女子本與江寧縣東城李秀才的兒子訂婚，李秀才「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兒媳婦與銅井村中某人有姦情，找個藉口跟姦夫約會去了，便到縣衙告狀，要求退婚。袁枚說：「古代還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嗎？」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學者郝經所著《陵川集》示之，書上果然記載著有個吳地女子被風吹了六千里來到一戶梁姓人家，且有詩為證：「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負從鍾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李秀才頓時傻了眼，無話可說。袁枚說：「郝文忠（郝經諡號『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只是當年那個吳門之女旺夫，嫁給梁家後，梁家大富大貴，恐怕你的兒子沒這個福氣嘍！」李秀才趕緊撤銷了訴訟，「兩家婚配如初」。
尹繼善聽說了這件事後，感慨萬千：「所以說還得是讀書人來做官啊！」
《蕉軒隨錄 續錄》
李調元著《淡墨錄》中亦記載一事。袁枚任沐陽縣令時，有個女人出嫁五個月就生下一個兒子，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早產，但古人卻以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與人有奸，「先孕後嫁」。丈夫忍受不了鄉里鄉間的嘲笑譏諷，一紙狀子告到縣衙，不僅要休妻，還索要娶親時的彩禮。第二天公審時，「觀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賀，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為縣令是在嘲諷自己，但袁枚卻說：「你實在愚昧，可謂得福而不自知也！」然後問原告被告兩家是否有人讀書識字，兩家面面相覷，都搖頭曰否。袁枚說：「今天的官司，就是因為你們兩家不讀書所致。自古生育之事，有速有遲，皆屬正常，在史書上有很多記載，過了產期才降生的『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於產期而降生的『感氣之清生而主貴』。前者比如堯和舜，後者比如本知縣，也是母親懷孕五月即生下，雖然才疏學淺，卻也入選詞垣，出司民牧，為一縣之宰，不信，問問我的母親即知。」言罷，讓那女子抱著孩子進入縣衙後堂，片刻，「兒系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眾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時，婦人跪在地上哭泣道：「蒙太夫人優賞，已經認了我兒做孫子。」袁枚一聽，立刻嚴肅地對原告說：「這麼說，這個孩子就是我的義子了，我會好好教導他，讓他將來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的人們齊聲歡呼，「於是兩家之羞盡釋」。
《淡墨錄》
從袁枚斷此類案件的方式來看，確有獨到之處，第一是他能精確地揣摩當事人的心理，發現此類家庭問題的產生，往往不是根本利益受到損害，只是被風俗習慣纏繞的心結，只要能夠證明那個心結不但無禍反而有福，那麼當事人往往可以頓開茅塞；第二是作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大才子，他可以隨意調動豐富的知識為己所用，利用國人對學問的膜拜——甚至是盲從——來給自己的論點找到論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袁枚雖然貴為一縣之長，卻從不以勢壓人，而是循循善誘，甚至不惜拿自己當例子，極大地增強了說服力，令訴訟雙方口服心服。
當然，袁枚這種溫和的辦案方式，只是應對「家務」，如果遇到人命官司，那也是殺伐決斷，毫不留情。
三、夾凳鞭布審奇案
在清代筆記《折獄奇聞》和《誌異續編》中，都記載了袁枚平反的一起轟動一時的「咬舌殺人奇案」。
《折獄奇聞》
有一個裁縫，妻子早逝，家里只有一個女兒，頗具姿色，父親每天出門做工前，都關閉門窗，讓女兒在家做針線活兒，「里中惡少，爭艷美之，而無隙可乘」。
一天，其父晚歸，見家門打開，呼女不應，進門一看，只見女兒被人用她的裹腳布綁在一張凳子上，早已死去多時，下半身的衣服被扒掉，遭到姦污，地上有半截人舌，女子的脖子上有掐痕，分明是姦殺。裁縫連忙告官。縣令立刻下令搜索附近有無斷舌之人。捕快們最後在一個寺廟的香案下面找到一人，「口血淋漓，問之，搖首不能言」，於是抓到縣衙，判了死刑。
不久，袁枚接任縣令一職，在查閱此案的卷宗時，心中起了疑惑，「謂行奸必先調奸，調奸必先親嘴，今舌被女咬斷，其人定負痛逃走，何由再行縛凳奸斃」？於是斷定：斷舌者就算是涉案人，也絕不可能是姦殺的正凶，於是將他打了一頓板子就釋放了，另外緝拿兇手。
就在這時，從縣衙里面傳來消息，說是縣令大人不做旁的事情，「日日審問板凳腳帶」，用夾棍夾、拿鞭子抽，這一下可讓大家備感驚詫。這一日懸牌複審，觀者如堵。袁枚事先跟縣里的武官打好招呼，說真兇掩蓋不住好奇心，很可能夾雜在人群中聽審，等到人們擠滿縣衙，就關門放炮，「不可走漏一人」。果然審案審到一半時，縣衙里的人已經多得挨擠不開，「忽然炮響門閉」。眾人皆不知何為，袁枚說：「人命關天，審問須嚴，我只能夾凳鞭布，祈求神明告我真兇為誰，昨夜我夢見神明告我，今日兇手可獲！」然後讓衙役將裹腳布掛於兩楹，「欲出者，以手扶布，自東至西，始准放出」。袁枚告訴聽審的人們，神明有示：如果兇手摸到布，「布即絞住不能脫」。大家於是排好隊，輪流扶布而出，「內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驚顫不定」。袁枚喝令將他們拿下，二人當即認罪，被明正典刑。
原來，那一日有個貨郎經過受害女子的門口，女子下樓買線，談好價格去屋里拿錢，有個惡少趁機溜了進去，等女子付完錢，拿著線關上門時，惡少從藏身處衝出強吻之，被女子咬斷舌頭。惡少疼不可忍，開門遁去。正好另外兩個惡少經過，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見屋門半敞，「側身入，虛無人聲」，等看到屋子里的女子正在呆坐，頓起淫心，摟而求歡，女子大聲呼救，「於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將她綁在凳子上先奸後殺……
袁枚破獲此案，與《夢溪筆談》中記載的「陳述古擒盜」有相類之處，所不同的在於，一個是扶布，一個是摸鐘，但都利用了罪犯心虛、畏懼、膽怯、驚惶、不惜一切地遮掩罪行乃至過度的自我保護的心理特徵，從而使其自我暴露，自投羅網。從這一點上看，隨園主人絕不是只會寫詞話和品美食，斷起案來照樣能師法古人，頭頭是道，真箇應了尹繼善那句「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張艷
來源：kknews敘詭筆記｜「讀書人」袁枚的為官之道：清官專斷家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