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名中國倖存者遭遇了美加排華法案、美國囚禁華人移民的天使島、英國秘密遣返中國船工等種種慘烈的歷史事件。
|作者：馮璐
|編輯：楊雨
|編審：勞靈格
方榮山掉進冰海里，冷到發抖，四周漆黑一片，哭喊呼救的聲音不絕於耳。他抓住一塊漂浮的門板，奮力爬了上去。他從不認命，也不認慫，就是憑著這股求生的蠻勁，命懸一線的他硬撐到救生艇的到來，成為「鐵達尼號」上最後一個獲救的人。而救起他的，是英國指揮官哈羅德·羅威。
這是20世紀最嚴重的一次船難，1517人為它陪葬。1997年，英國導演詹姆斯·卡梅隆以此為藍本，拍出著名影片《鐵達尼號》。所有人都羨慕影片中Rose和Jack的世紀愛情。但幾乎無人知道，導演卡梅隆的靈感其實來自於船上這名倖存的中國人方榮山。
· 《鐵達尼號》劇照。
和方榮山一起倖存下來的中國同伴還有5人。他們是鐵達尼號上所有乘客中最為特殊的——最不受歡迎，並且被美國驅逐出境。即便遭遇如此重大的災難，死亡近在咫尺，但他們還被當時的西方媒體污衊為：因貪生怕死擠上婦女兒童的救生艇的中國人。而英美男子讓婦孺優先入艇，盡顯高貴剛毅之氣。
對此，這六名倖存下來的中國人一直未有機會辯駁——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積貧積弱、缺乏自信，處於某種「種族主義自虐」的狀態，海外移民總被排斥和污名化，卻無法為自己爭取話語權。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海報。
多年以後，方榮山和羅威都已不在人世，彼此的後代卻因為一部紀錄片的拍攝見了面，如同一場海上的世紀重逢：「我們很榮幸找到了彼此。」
4月16日，這部由卡梅隆監製的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在中國上映。電影揭示了100多年前鐵達尼號上六名中國倖存者的真實遭遇，以及此後他們在歷史洪流中如同雲朵般變換的命運。
紀錄片的調查和拍攝人員發現了方榮山寫的詩歌：「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乾眼淚笑呵呵。」
Rose 的自救方式來自一個中國人
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國南安普頓港人群攢動。方榮山手握編號1601、價值56英鎊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艙船票，與另外7名同伴一起走上舷梯。他穿黑色中式長衫，戴一頂圓帽，還蓄著長辮，行李箱里卻裝著正式的西裝和領帶，因為他下一步的人生計劃，是去美國俄亥俄州做生意，以便儘快擺脫自己的勞工身份——當時的美國排華法案，只針對勞工，不包含學者和商人。
十幾歲時，方榮山就逃離當時「土客械鬥」泛濫的故鄉——廣東台山，遠渡重洋去了海外。方榮山只是一名水手，在沒有身份的地方輾轉、拼搏，遭遇冷眼、嘲笑與誤解，連登上鐵達尼號也得使用化名「Fang Lang」並擠在下層甲板三等艙里。但那種闖蕩新世界的激情和光環，還是吸引著南中國一名妙齡女子漂洋過海嫁給他。
鐵達尼號向北大西洋駛去。在1997年經典電影《鐵達尼號》的虛構情節中，晚風吹拂下，窮小子Jack擁著展開雙臂的富家女Rose，眺望大海盡頭，還帶Rose去三等艙跳舞，一切都太過美好。而對於這8名中國人來說，他們並未見過來自頭等艙的美麗少女，只是兢兢業業承擔著最苦最累的燒鍋爐工作。或許在某個完工的時刻，他們也曾和Jack一樣意氣風發，在甲板上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King of the world」。
· 電影《鐵達尼號》中的三等艙舞會。
到了第四天深夜，方榮山和同伴們突然感到船的顫動——巨輪撞上冰川。就在這個深夜，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埋葬了Jack和Rose的愛情，連同整個「鐵達尼號」一起。
不過，包括方榮山在內的6名中國人都活了下來。其中，方榮山沒能登上救生艇，而是在大船沉沒過程中掉進海里。他用一具浮屍的皮帶，將自己綁在一塊門板上，就這樣憑著頑強意志力，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趕到，成為最後一個被救起的人。而這個情節，正是《鐵達尼號》劇本創作中，Jack把Rose托上門板使其獲救的重要靈感。
當時救援方榮山的指揮官哈羅德·羅威回憶，當方榮山發現身邊一位船員因勞累過度快要暈倒時，仍舊堅持著接過船槳用力划起船來，「像英雄一般」。
另兩名和方榮山一起掉進大海的中國人不幸遇難，其他5人則憑藉自己的航海經驗，「反其道而行」，在震耳欲聾的哭喊呼救聲中，沿船右弦往船頭方向跑。中國乘客Choong Foo率先逃離到13號救生艇。其他4名中國人趕到右舷，在婦女兒童未坐滿的情況下，搭上倡導「婦女兒童優先」的頭等艙專屬救生艇。
值得一提的是，鐵達尼號一共準備了20艘救生艇，可以容納1000多人，但最後活下來的只有700多人。幾乎所有倖存者被送至紐約港口，接受醫院治療。唯獨六名中國倖存者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只能滯留港口，如同被世界遺棄的孤兒。他們連岸都沒上，就被驅逐到另一艘駛往古巴的船上接著從事苦力。
儘管大難不死，他們的逃生經歷卻被《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刻意污名化：這幾名中國人裝扮成女人偷摸混進救生艇，竊取婦女兒童的生還機會。這些詆毀甚至延伸到「中國人有貪生怕死、不守秩序的種族劣根性」的層面。一時間，這幾個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黃面孔」被口水淹沒。不懂英文的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謠言，更無從辯解，只是像往常一樣繼續在異國揮汗如雨。
· 當時西方媒體的污名化報導。
拍片如同偵探破案
這部紀錄片最初始於美國海事歷史學家史蒂文·施萬克的研究。施萬克召集來自中、美、英等國的十幾人組成調查小組，花費1000多天進行考查取證，努力還原與當年船難現場中國乘客相關的點滴往事。
2015年調查剛啟動時，施萬克和英國紀錄片導演羅飛閒聊，將自己手頭的課題告知了多年的老朋友。當時，倖存者名單上用英文字母拼寫的漢語名字（Ah Lam,Lee Bing，Fang Lang，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就是施萬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
· 鐵達尼號上的6位中國倖存者。
「拍『鐵達尼號』中國倖存者的故事如何？」
「船上有中國人？」羅飛很驚訝。後來羅飛和中國朋友聊天時發現，他們也都不知道這事。這反而增加了他拍攝的興趣，最終決定啟動這個項目。
「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在如此有名的沉船故事里發現了一段未明的歷史，有責任把它拍攝出來。」羅飛說。
就這樣，羅飛跟隨施萬克的調查視角進行跟拍。他們輾轉多國，閱讀歷史文獻、求助相關專家，甚至通過模擬實驗來還原六人的求生方式，力求整個調查客觀克制。
其間，羅飛輾轉聯繫上《鐵達尼號》的導演卡梅隆，希望他能給到一些建議。在卡梅隆的電影中，其實有拍攝方榮山獲救時的畫面。可惜的是，這段畫面最終並沒有剪輯到電影里。
卡梅隆很快回覆：「我知道你們這個項目已經好久了，希望能碰個頭，我也有一些問題想要問你們。」他對泰坦尼克上中國倖存者的故事非常感興趣，不斷問調查團隊「你們挖出來什麼新東西」。在片中出鏡接受採訪的同時，卡梅隆還主動提出要給影片做監製。
就這樣，從最開始的六個英文名，到了解他們的漢字名、出身以及去向，調查和拍攝團隊克服重重困難，一點點揭開這場20世紀最嚴重海難里中國人的人生際遇。
來路和前路更加崎嶇
船難發生時，這些中國倖存者最小的24歲，最大的37歲。他們在劫後餘生的退讓和謙恭中無聲息地流落到世界各地。
這六名中國倖存者遭遇了美加排華法案、美國囚禁華人移民的天使島、英國秘密遣返中國船工等種種慘烈的歷史事件。一戰後，很多英國商船上缺水手，很多中國水手便應徵上船，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付出青春和汗水，拿的薪水卻只有白人船員的五分之一。一戰結束後，英國把他們視為不安定因素，拒絕這些人入境。
和當年為美國修建大鐵路的遭遇一樣，被長期利用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在失去利用價值後被迅速抹去，再次被秘密強行遣返，與留在英國的家人天各一方。闊別家庭已久的他們，顯然已無法再安然歸鄉，只能繼續在異國隱姓漂泊。
施萬克站在清冷的墓場里、看著眼前的倫敦華工紀念碑。在華人的持續抗爭下，英國直到2017年才逐漸開始承認華工的事跡，並公開紀念在英勞工。
然而，他們依然在歷史洪流中勤勞、隱忍、頑強地過完了自己一生，如同夾縫中奮力生長的種子。方榮山在1912年4月被迫成為船員後，隱姓漂泊了8年，直到1920年終於進入美國。但他直到1955年才拿到美國公民的身份。整整35年間，他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芝加哥艱難生存，嘗試過經營一些生意，比如開洗衣店、餐廳，但都失敗了。每一次生意失敗後，他就回去繼續做餐廳服務員。
晚年的方榮山是一個笑容可掬的矍鑠老人，經常從美國給遠在大洋彼岸的親朋家人寄錢接濟。即使是在餐館做服務生，也每天都穿筆挺的西裝。70歲那年，他去租房，被對方羞辱：「我怎麼可能租房給你們『黃種狗』？」方榮山一拳把這名白人揍趴跪倒在地。可以想像，這一拳背後是多少傷痛與委屈。
和一代華人移民一樣，鐵達尼號上的倖存華人度過了顛沛流離的一生，有的在印度失聯，有的死於肺炎，有的被遣返回香港後消失，有的去加拿大開咖啡館，沉默寡言，但經常免費送牛奶給路過的孩子喝，有的則因重名太多查無此人。而他們所有人都像有一種共同的默契：對至親絕口不提「鐵達尼號」。
100多年後，因參與拍攝《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的緣故，這些倖存者的親人聚在一起，在台山的港口點起6盞在海浪間漂浮起伏的燈——在長輩當年出發的地方，紀念他們漂泊而又堅韌的一生。
而在這六個人的生活中，鐵達尼號其實就是一件小事，因為來路和前路更加崎嶇。人類史上最大的海難，也不過是他們生命里無需贅述的一道坎。
來源：kknews鐵達尼號被遺忘的6名中國倖存者，卡梅隆在這部紀錄片里揭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