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伍德警官真實遇害案件。
1988年被拍成紀錄片搬上了大銀幕《細細的藍線》。上映時因「直言無忌地破尺度」曾遭到巨大阻撓，打了幾場官司，後來被電影局列入保護名單，才得以正式放映。
因此，它也被稱為——
「民主社會與極權的「細藍線」
「中國專題片的鼻祖」
197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州。
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天，夜幕降臨，人們忙著駕車回家。
警察羅伯特也和同僚開著警車在街上巡邏。
街上有輛車違規停在路上許久且沒有開燈…
不怕車上沒人，就怕車上的人嗑藥嗑上頭或者醉酒駕駛，對他人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
羅布特下車，敲敲了那輛停了些久車的車窗，讓司機出示駕駛證。
司機緩緩搖下玻璃，突然掏出手槍，朝著羅布特一通亂射。
第一槍打中了他的手臂，而第二槍則直接打中了他的胸口，
羅布特躺在地上失血而亡。
羅布特的同僚是剛來的年輕人，剛從西北局調過來，就是值班的巡警。
她被眼前的突然事件嚇得輕，等到她恍惚過來，掏槍射擊追捕時，
歹徒早已開車逃之夭夭，消失在了夜色中。
沒有人責備這個年輕的同僚，
畢竟人在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人們下意識地都是保護好自己。
只是唯一有些遺憾的是：她沒能記下歹徒駕駛車輛的車牌。
專案組在整合信息和調查時，只知道歹徒那天駕駛的是一輛藍色的Vega車。
警察幾乎把整個德克薩斯州已經註冊的藍色Vega車都攔住檢查了一遍。
繁雜的檢查以至於讓車主打電話向警察抱怨：
「我有一輛Vega，雖然不是藍色的，但你能來確認一下嗎？以便確認跟我沒關係，我真的不想再被停車檢查了」
車主累，警察也累，但案件依舊沒有破綻。
專案組不得不把突破口重新放到羅布特的女同僚身上。
按照程序，如果兩人一組執勤，當一個人靠近車輛時，另一人就得下車站在車門的右後側，
那里能看清外面的一切，如果左側的同僚遇到了麻煩，他右側的搭檔就能夠及時出手相救。
或是沒人把這事放心上，羅布特也以為只是一次簡單的案例詢問。
專案組推測，女同僚之所以反應慢，很有可能她是坐在車里，連車門都沒有開。
坐在這里的女同僚是第一現場的目擊者，
她的證詞將是整個案件的突破關鍵，然而女同僚卻什麼都不記得了。
甚至連當天發生了什麼都有些模糊。
案件再度陷入僵局，直到在德克薩斯州的維多，才有了重要的突破。
維多的卡爾文先生家中報警遭到了偷竊，而警察前往詢問的時候，他宣稱「自己丟掉了一輛水星Comet車」
維多城很小，警察很快鎖定了有犯罪前科的「大衛」——
在深入調查後又得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達拉斯，大衛曾涉嫌槍擊警察。
維多卡爾文先生家的盜竊案一下子就與羅布特的槍擊案聯繫了起來。
但此時，大衛還只是嫌疑人，且警方得到的信息都是三手四手流言，不知真假。
於是，警方找到大衛以前的同夥，挨個詢問，他的同夥都說，大衛信誓旦旦地告訴他們：是他殺了那個雜種，他發誓是他殺了那個條子。
但他的同夥異口同聲地說：「怎麼可能，我們覺得他只是吹吹牛。」
警方覺得有必要把大衛喊過來問話，然而大衛卻在這個時候失蹤了，警察找了好幾天才找到他。
警察找到他後第一件事就是，問他有沒有去過達拉斯，大衛說沒去過，警察又問，他有沒有對別人開過槍，或者有什麼槍擊案的經歷，大衛也否認了。
他只有16歲就像個孩子一樣，不會撒謊，而警察也像朋友一樣去和他聊天，聊天的途中大衛卻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證詞：人是亞當斯殺的。
大衛透露，他和蘭道只是偶然間認識，他帶他出去兜風，但是沒想到亞當斯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警方很快對亞當斯進行了調查，也正在此時許多「證據證詞」也浮現了水面：
有對夫婦宣稱，他們曾路過達拉斯的槍擊案現場，亞當斯就是兇手，他們之前害怕報復不敢報案。
而之前短暫失憶的女同僚也突然推翻了自己的證詞，她回憶起了之前的一切，兇手就是蘭道。
這些證據顯然有很多疑點：
在達拉斯的第一案發現場，那對偶遇的夫婦究竟是在哪里看見的？
失憶的女同僚為何被領導約談後，瞬間回憶起了這個兇手就是蘭道，甚至還能記住他穿高領毛衣的細節，可為何偏偏車牌卻記不住？
但即便疑點重重，蘭道也還是被判入獄，警方也草草結案，這場轟動德克薩斯州的槍擊案，也很快被新的案件所取代…
1985年，正在達拉斯拍片取材的紀錄片導演埃羅爾·莫里斯，偶然認識一位精神科醫生，這位醫生專門為德克薩斯州的罪犯做心理諮詢。
這位醫生聊起了蘭道的故事，埃羅爾·莫里斯頗有興趣，並且找到了蘭道。
剛開始埃羅爾·莫里斯只是單純地想拍部與罪有關的紀錄片，
但是在長達兩年的翻閱庭審記錄和證據，埃羅爾·莫里斯發對這起案件產生了質疑。
隨後，他又動身尋找拉斯和維多兩地的刑偵人員、警探，大衛的好友，以及律師、法官、證人等18人進行紀錄採訪，試圖還原當年的真相…
然而沒有人願意重新談起這起案件，
法官，警方，律師都認為：埃羅爾·莫里斯沒有任何證據指控大衛就是殺人犯，而所有的證明都指向蘭道就是槍殺羅布特的歹徒。
埃羅爾·莫里斯最後找到了大衛，
此時的大衛早因另一項謀殺而被判死緩…
採訪的最後，大衛突然說：
「他是有罪的，因為他在深夜讓一個無家可歸的我留宿街頭而不讓我借宿」
言外之意，其實當年殺警察那事，是我乾的…
就這樣，埃羅爾·莫里斯在推積的線索和採訪中幫「蘭道」翻了案，
經過整理與剪輯後，埃羅爾·莫里斯把他做成了紀錄片《細細的藍線》，這部紀錄片上映後在美國引發了巨大的轟動，然而卻有人覺得這部劇觸動了他們的利益。
他們極力地抵制《細細的藍線》的上映，無數觀眾為埃羅爾·莫里斯請命，要求紀錄片在當地放映，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也把它列入了保護名單。
可《細細的藍線》在大型國際電影節上顆粒無收，
奧斯卡不認它，評委席認定：它違反了紀錄片的真實客觀原則，這是「偽紀錄片」——奧斯卡沒給頒獎，其他的電影節也跟著奧斯卡評價的風向…
最終《細細的藍線》僅斬獲了國際紀錄片協會大獎、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民間組織的獎項。
這可能就是「言論自由」吧，好在《細細的藍線》的影響力卻還在發酵，
「因為一部紀錄片，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也對美國的法律體制提出了至今迴響的質疑。紀錄片的創作的社會意義，與紀錄片創作的藝術價值相比，孰輕孰重，因人而異，也因影片而異。」——網友Clyde
它以一記沉重的重拳狠狠地揮向了美國司法系統，揭開了「司法」醜陋的一面。
在紀錄片里邊，我們通過亞當斯的講述，看到了一個人被製造成殺人犯的全部過程：
警察的軟性逼供，不給吃飯不給睡覺，不讓請律師也不讓出門，甚至還拿槍威脅蘭道，如果不配合，等待蘭道的只有「離奇死亡」。
在他意志力最低落的時候，拿出認罪書，讓他簽字。
在過去的九年，不是沒有人為亞當斯翻案，
他的辯護律師曾一次次申請翻案調查，但是每次都不得而終。
法官也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威與尊嚴」，始終拒絕翻案，
警方也為了草草結案，不惜製造殺人犯，早早結束「民怨」
羅布特的女同僚也為了逃避自己偷喝飲料導致同伴被殺的失職，證詞前後不一，推脫責任。
那對聲稱在達拉斯看到是蘭道殺掉羅布特的夫婦，
也僅僅只是為了「證詞獎金」，而滿口謊言。
蘭道的哥哥只因他不願意出庭指控弟弟，被警察威脅做偽裝..
然而事實上，蘭道的哥哥在那天早早就已入睡，他不知道弟弟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而真正的兇手大衛，
他搶劫，偷竊，殺人，性騷擾…前科滿滿，可警方卻輕易地採用大衛的證據
僅僅因為他們不能毀掉一個年輕人的一生。
16歲的蘭道在德洲的法律不能被判死刑，但是28歲的亞當斯可以，更何況亞當斯還是外人。
亞當斯被判死刑就好像是計畫好了似的。
為了迎合「正確性」和「上級需求」，他們不惜用「製造殺人犯」的方式來把罪名推給亞當斯。
或許這就是美國司法的正確性吧，「三權分立」仿佛在此刻也成為了笑話。
只能說慶幸的是，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導演始終在保持獨立追求獨立，他的清醒也最終為亞當斯翻案，因為一部紀錄片，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1989年，含冤入獄十年的亞當斯得到了無罪釋放。入獄時28歲出獄時38歲，青春不再，他於2010年腦瘤過世，終年61歲。
1985年，因另一項命案而背叛死刑的大衛，
則在2004年緩刑19年後被執行注射死刑
2004年，第76屆奧斯卡金像獎， 埃羅爾·莫里斯，憑藉著《戰爭迷霧》獲得了最佳紀錄長片。
有趣且諷刺的是：亞當斯在出獄後，因為埃羅爾·莫里斯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剪輯成的紀錄片，起訴了導演，要求進行一定的賠償，具體的原因不知道，只知已在庭外和解。
達·威廉士曾說：「紀錄片不是故事片，也不應該混同於故事片。但是，紀錄片能夠而且應該採用一切虛構手段和策略以達到真實」
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下，真實還在被重新解構，虛構與謊言還在被揭穿，《細細的藍線》故事還在繼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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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雲納君
來源：kknews破尺度的紀錄片，揭開「美國司法」醜陋，但奧斯卡不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