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江月
古巴導彈危機，是一場差點引發世界第三次大戰的美蘇交鋒。其中，間諜和情報在這場危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諜戰-古巴導彈危機之一】美國不相信間諜情報，低估蘇聯會冒險
【諜戰-古巴導彈危機之二】冷戰最傳奇間諜之死與1200頁情報
1961年，一名美國新聞記者將一個名叫格奧爾·尼基托維·博利沙科夫的蘇聯人介紹給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認識，羅伯特是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弟弟。
博利沙科夫聲稱自己有獲得赫魯曉夫情報的直接渠道。事實上，他表面上的身份是蘇聯當時在美國發行的英文雜誌——《蘇聯生活》的信息顧問兼編輯。實際上，他卻是蘇聯格魯烏駐華盛頓的秘密諜報人員。有證據表明，在1961年5月至1962年12月期間，羅伯特·肯尼迪至少先後曾與博利沙科夫會面51次。
羅伯特·肯尼迪
雖然美國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曾警告過羅伯特，告訴他博利沙科夫是蘇聯的諜報人員，但羅伯特卻忽視了這些警告，堅信兩個人之間存在着真正的友誼，同時也想利用博利沙科夫影響蘇聯方面。
羅伯特把博利沙科夫當作是赫魯曉夫的代表，卻沒有認識到赫魯曉夫是在利用博利沙科夫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方面傳遞虛假情報。
也正是通過博利沙科夫，蘇聯方面成功地使美國總統肯尼迪相信，如果他願意進行一次美蘇首腦峰會，那麼赫魯曉夫就願意在核試驗與老撾問題上做出讓步。
最終，肯尼迪同意參加1961年6月3日至4日在維也納舉行的兩國首腦峰會，但雙方在峰會期間除就老撾停火事宜達成一致意見之外，其他方面一無所成。雖然赫魯曉夫曾承諾不會進行大氣層核試驗，但卻又於1961年9月初恢復了這類核試驗活動，違背了自己的諾言。
1961年6月，維也納美蘇首腦峰會最終以失敗和慘淡收場。當時，赫魯曉夫威脅稱，要與東德單獨簽署一份和平條約。他的這一舉動很可能會讓美、英、法、蘇4個同國盟宣誓承擔的義務化為烏有，其中包括占領權、行政管理權以及東、西柏林的通道。
一旦簽署條約，被東德領土包圍的西柏林就會變成一個「自由」城市。西柏林的內部事務或交流就不會受到干涉，但蘇聯與東德簽署的協議會規定由東德控制進入西柏林的通道。在一定條件下，西方軍隊在西柏林可以被接受，當然蘇聯軍隊也是一樣。
對此，赫魯曉夫補充說：」如果有人妨礙這些計畫就勢必會引發戰爭。」聽聞此言，肯尼迪直視赫魯曉夫，隨即說到：「那麼，主席先生，很快就會有一場戰爭的。今年將會迎來一個寒冷的冬天。」
峰會結束後，肯尼迪在美國駐維也納使館私下會見了時任《紐約時報》總編詹姆斯·賴斯頓，討論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在談及赫魯曉夫發出戰爭的威脅時，肯尼迪告訴賴斯頓：「我想，他這麼做是因為『豬灣事件』，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嚇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
肯尼迪說，「所以，他才會狠狠地打擊我。看來，我是遇到了大麻煩。如果他認定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麼除非我們能讓他改變這種想法，我們跟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而肯尼迪所說的這些話，直到古巴導彈危機發生後，才被賴斯頓公諸於世。雖然很多美國高級情報人員已記不清，當時那些曾傳達給美國國家評估辦公室或其他任何機構的有關肯尼迪對赫魯曉夫的個人評價，但這些評價曾被散佈到美國情報界，情報界或許已經敏感地察覺到，赫魯曉夫可能會得出「可以順利在古巴部署導彈而不會引發美國軍事行動」結論。
這是一個危險的思維。
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
在「豬灣事件」後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試圖向肯尼迪發出警告。他問肯尼迪，當獲得中情局資助的海外逃亡古巴人在向古巴海灘實施登陸時，為何沒能成功向這些人提供空中掩護。
肯尼迪的回答是，因為自己一直擔心蘇聯會在柏林製造麻煩。對此，艾森豪威爾則反唇相譏到：「但事實卻正好與此相反。蘇聯人正在執行他們自己的計畫，而且一旦他們發現我們暴露任何弱點，肯定會施以最大的壓力。…… 豬灣事件的失敗將會讓蘇聯大膽去做一些之前不會做的事。」
後來，蘇聯高級外交官阿爾卡季·舍甫琴柯評論稱：「豬灣事件給赫魯曉夫及其他國家領導人留下了這麼一種印象——肯尼迪並非是什麼強硬的決定性人物。」
赫魯曉夫在維也納峰會上對肯尼迪的評價，也得了其他蘇聯領導人的認同。曾在維也納峰會後聽取相關報告的費奧多·伯拉特斯凱（他是赫魯曉夫的助理之一）表示，「在赫魯曉夫看來，肯尼迪更像是個顧問，而非政治決策者或者總統。而且，即使會在一場危機中成為顧問，但也不是最具影響力的那一個」。
伯拉特斯凱認為，赫魯曉夫輕視肯尼迪，就像是一個自力更生的人瞧不起用錢解決一切的富人那樣。在1988年，伯拉特斯凱曾回憶指出：「赫魯曉夫認為肯尼迪太過年輕、理智，尚未做好在危機狀況下進行決策的准備，太聰明也太軟弱。」
1962年9月7日，在會見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期間，赫魯曉夫的優越心態進一步體現出來。
當時，位於古巴西部的瓜納哈伊(Guanajay)市的工廠已經開始秘密組裝SS-5中遠程彈道導彈（IRBM）。1962年9月15-20日間，位於古巴聖克里斯多(San Cristobal）市的工廠則開始秘密建造SS-4中程彈道導彈(MRBM)。
會見期間，赫魯曉夫告訴弗羅斯特說，西方民主黨派「消極怠戰」。「豬灣入侵」事件失敗後，肯尼迪總統缺乏信心的表現使赫魯曉夫確信，「肯尼迪是個很不果斷的人……我能夠確信，肯尼迪沒有堅強的毅力，而且也沒有應對嚴峻挑戰的勇氣。」
不過，赫魯曉夫的此番評論並非只是基於肯尼迪處理「豬灣事件」的情況，還基於肯尼迪在1961年6月維也納峰會上的舉止，以及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建造之時西方盟國未能立即做出強有力反應的事實。
赫魯曉夫對肯尼迪及西方國家所做出這些的評價，至少部分是由意識形態而形成的。他對西方國家做出的「太過自由而無法作戰」的判斷，源於西方資本家不但虛弱且頹廢的信念。從一定程度上講，赫魯曉夫是一名真正的信徒，他的心態影響了自己對一些事件及其他政治領導人的評價。
關於赫魯曉夫對肯尼迪的評價，肯尼迪身邊的人有着相同的理解。
1987年，美國副國務卿喬治•波爾（George Ball）回憶稱：」我們都認為，赫魯曉夫把他看成了一個年輕又脆弱的人。」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斯威爾•泰勒將軍（Maxwell Taylor）也回憶說：「與肯尼迪總統在維也納會面的情景，給赫魯曉夫留下了這樣一種印象——肯尼迪這個年輕人尚不具備領導像美國這樣的強國能力，再加上自己在『豬灣事件』中的親自體驗，這些都讓赫魯曉夫認為，只要自己願意就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壓過肯尼迪。」
事實上，維也納峰會之後，肯尼迪採取了一系列行動，試圖糾正赫魯曉夫對自己的評價。但是，這些行動都未能成功改變赫魯曉夫對肯尼迪的個人看法，以及他對美國的優越意識形態。
不過，1962年9月，美國情報界發佈的一份《特別國家情報評估》（SNIE）得出結論稱，赫魯曉夫不會冒險在古巴部署攻擊性導彈，這是因為它會與「蘇聯至此所奉行以及將要執行的政策發生矛盾」。它預示着，與蘇聯至今部署導彈的行為相比，赫魯曉夫更願意提高美蘇關系的危險水平。
然而，即使在1961年6月維也納峰會上，藉由自己的行為提高美蘇關系的危險程度後，赫魯曉夫的這種心態仍在持續。他威脅說要讓東德接管柏林、建造柏林牆甚至還進行了核武器測試，而這些都違背了他在維也納峰會上對肯尼迪許下的「承諾」。（待續）
來源：石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