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步入中年，雖然身患疾病，但還沒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一些君主察覺了帝國隱藏的危機，勵精圖治，銳意改革，也曾經讓國家有了起色。不過，接替明君的，多半是些昏聵的蘇丹。於是這段時期，土耳其出現了衰落——復興——再衰落——再復興的循環。
17世紀奧斯曼王朝的第一位改革者是奧斯曼二世（1604-1622年），他登基時年僅14歲，但卻顯示出於年齡不相稱的睿智和勇氣。他的統治第一次表現出改革帝國製度的努力，目的是為了遏制顯而易見的衰落。他准備削減大教長權力，取締土耳其新軍，用穆斯林農民組成的國家軍隊來代替它，甚至還有意遷都。然而奧斯曼二世太過急於求成，觸怒了保守勢力，尤其是威脅到了土耳其新軍的生存，他們悍然發動兵變來反對他，最後在1622年廢黜了蘇丹，並暗殺了自己的主公。奧斯曼二世的改革在腥風血雨中戛然而止。
穆拉德四世
幸運的是，1623年登基的穆拉德四世（1612-1640年）是17世紀帝國最有為的君主。即位之初，穆拉德不過是一個孩童，帝國已經風雨飄搖。薩菲王朝占領了奧斯曼帝國的重要城市巴格達，進而吞並了伊拉克。大維齊嘗試收復失地，但最終無功而返。外敵的入侵激起了安納托利亞的叛亂，最終，叛變部隊湧入首都，逼迫穆拉德四世解僱了他的17位重臣，甚至威脅蘇丹本人的安全。但在1632年，穆拉德採取果斷措施絞死了叛軍領袖，平定了叛亂，宣佈親政。多年的動盪令舉國上下都苦不堪言，民眾支持蘇丹的鐵腕統治，於是蘇丹開始了又一次改革。穆拉德四世大力打擊各種腐敗，整頓軍隊紀律，任人唯賢，提倡簡朴的生活，禁止國民享受咖啡和菸草。當大教長對他的改革表示反對時，蘇丹的回應是將他送上了絞架。在他狂風暴雨但卓有成效的整治下，國家的法規重新得到執行，官僚階層的效率得到回覆，軍隊戰鬥力也提升了。與此同時，穆拉德四世還是最後一位身先士卒的蘇丹。據說他身材魁梧，武藝高強，尤其擅長摔角。他最愛的武器是一把釘頭錘，重達60公斤。一旦國內秩序恢復，蘇丹就率部先後兩次親征伊朗，並一度占領了埃里溫和大不里士。1638年，他終於從伊朗人手中收復了巴格達，並重新占領美索不達米亞。伊朗人被迫求和，正式承認伊拉克歸屬奧斯曼人，並劃定了兩國邊界。如果穆拉德四世能夠終其天年，或許還能成就更大的偉業。然而1640年2月，在從巴格達凱旋後不久，他因為長期痛風在首都去世，年僅38歲。
穆拉德四世的繼承人是他的弟弟易卜拉欣一世，此人綽號「瘋子」，在乖戾昏聵方面，完全可以和昔日的「酒鬼」塞利姆媲美。易卜拉欣完全缺乏哥哥的魄力和雄心，他將政務交予寵臣，而把注意力投向他後宮的佳麗們。蘇丹將很多肥缺授予自己的妃子和外戚，而他自己則病態地熱衷收集毛皮和絲織品。為了投其所好，朝臣們傾盡全力向他進獻各種昂貴的毛皮，它們幾乎鋪滿了托普卡帕皇宮，蔚為壯觀，但都是搜刮來的民脂民膏。穆拉德四世開創的大好局面很快被葬送，貪腐之風再度盛行。1648年，當蘇丹再次向自己的禁衛軍和大教長索要皮毛時，後者終於忍無可忍，聯合將他廢黜。登基的穆罕穆德四世剛剛6歲，而且是一個「瘋子」的兒子。穆罕穆德從父親那里繼承的，不僅有紊亂的政局和枯竭的財政，還有同威尼斯的戰爭。1644年，易卜拉欣輕率地發動了對威尼斯領地克里特島的攻擊，以此掀開了曠日持久的克里特戰爭序幕（1645-1669年）。雖然奧斯曼人初戰告捷，但當獲勝的將軍們回國過冬時，等待他們的竟是冰冷的斷頭台，理由是蘇丹與嬪妃認為戰利品太少而感到不滿。此後繼續戰爭的將領難免有兔死狗烹之感，對克里特島首府幹地亞的圍攻最終變成了拉鋸戰，且一直看不到有速勝的希望。
1649年威尼斯海軍在克里特戰爭中迎擊奧斯曼海軍。Abraham Beerstraten1656年繪制。
1656年，一支強大的威尼斯艦隊在達達尼爾海峽入口重創奧斯曼帝國海軍，在僅僅損失五艘戰艦的情況下，繳獲了多達1000門土耳其大炮，並乘勢封鎖了伊斯坦布爾。這是1571年勒班陀海戰以來，奧斯曼海軍最大的敗績，由於發生在首都市民的眼前，其震撼可想而知。伊斯坦布爾全城一片恐慌，食品稀缺，物價飛漲。在內外交困下，穆罕穆德四世任命穆罕穆德·科普魯盧（Mehmed Köprülü，1575-1661年）為新一任大維齊，從此奧斯曼帝國進入了所謂「科普魯盧時代」。
穆罕穆德·科普魯盧在朝廷中的崛起，證明了直到17世紀後期，奧斯曼帝國製度依舊還能夠大致有效地運轉。大維齊出身在阿爾巴尼亞一個基督教家庭，通過傳統的德米舍梅制度被選拔進入皇宮，先後在御膳房、財政部、土耳其新軍中服務，一步步陞遷至帝國馬廄總管、特拉布宗總督的高位，並得以配享雙馬尾旗。1656年時他已經是耄耋老翁，但蘇丹的身邊已經找不到比他更有經驗、更有人望的官吏，於是他臨危受命，來拯救帝國。穆罕穆德·科普魯盧首先鏟除了政敵，在關鍵部門安排了自己的親信，隨後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整頓財政，開源節流，平衡預算，撤除了一些庸吏的職務，並鎮壓了各地的叛亂。他打造了一支新的艦隊，終於在1657年擊退了威尼斯人，解除了首都的封鎖，從而獲得了蘇丹的充分信任與崇高威望。1661年，他已經85歲高齡，向蘇丹推薦自己的兒子法西爾·艾哈邁德·科普魯盧（Fazıl Ahmed Köprülü，1635-1676年）接替大維齊一職。蘇丹同意了他的要求，也就此開創了大維齊世襲的先例。穆罕穆德在兒子抵達首都的當天去世（1661年10月31日）。
此後，法西爾·艾哈邁德擔任大維齊達15年之久，並成為帝國實際上的主人。法西爾受過良好教育，他在父親的基礎上進一步復興國家和軍隊，而由於蘇丹的寵信，他的地位也遠比過去的大維齊穩固。和父親相比，他更多地依靠靈活的政治手腕而非暴力來治理國家，他甚至還是許多學者、文人的贊助者。法西爾明白，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就像一座外表富麗堂皇但內部已經老舊的宅邸，窗戶開始漏風，壁爐的火焰也開始減弱，讓房子重新溫暖唯一的辦法是不斷添加木柴。而「木柴」的名字，叫戰爭。
法西爾·艾哈邁德·科普魯盧
{!– PGC_COLUMN –} 枕戈待旦
1664年，法西爾率領帝國主力部隊侵入奧地利，雖然在聖高薩特（Saint Gotthart）戰役中被奧地利人擊退，但最終通過和約，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承認特蘭西瓦尼亞和匈牙利北部為奧斯曼人領土，從而獲得了政治上的重大勝利。此後法西爾馬不停蹄地指揮帝國陸海軍對克里特首府幹地亞發起新一輪圍攻。雖然法國、教皇國與馬耳他騎士團都對威尼斯伸出了援手，但強大的奧斯曼艦隊還是完成了對克里特島的封鎖。1669年年末，由於內訌，歐洲的天主教同盟軍隊撤出了克里特島，獨木難支的威尼斯終於簽署了城下之盟——共和國撤出克里特島，將它轉交奧斯曼帝國，作為回報，帝國將恢復威尼斯在境內的貿易權。這樣一來，法西爾便成功地結束了持續20多年的克里特戰爭，並且得到了這一戰略重地，幾乎將威尼斯人的勢力趕出了東地中海。此後法西爾的部隊深入歐洲內陸，多次進犯烏克蘭與波蘭。在波蘭他們遇到了一個強勁對手——約翰·索別斯基(John Sobieski，1629-1696年），此公驍勇善戰，與奧斯曼人互有勝負，並在1674年被選舉為波蘭國王。法西爾原本計畫一勞永逸地解除波蘭威脅，但他在1676年死於水腫病，他的很多宏圖大志未能得以實現。隨後上台的是科普魯盧家族第三代大維齊，穆罕穆德·科普魯盧的養子，也正是1683年維也納戰役的主角——卡拉·穆斯塔法帕夏（Kara Mustafa，1634-1683年）。
1682年中，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法蘭西帝國正在為歐洲的霸權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展開鏖戰。自法王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以來，法蘭西便與奧斯曼帝國締結了盟友關系。雖然按照傳統眼光來看，天主教法國和伊斯蘭教土耳其結盟實在是離經叛道，但歷代法國君主都深諳遠交近攻的道理。法國迫在眉睫的敵人，是西班牙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而不是遠在天邊的奧斯曼帝國。正當哈布斯堡王朝為法國的進攻焦頭爛額之際，匈牙利地區又出現了新的狀況。匈牙利人長期對奧地利的統治深惡痛絕，他們希望建立獨立的匈牙利王國，而奧地利陷入戰爭泥潭顯然是天賜的良機。匈牙利獨立運動的領袖尼古拉·茲利尼（Nicholos Zrinyi）和易姆萊·索科里伯爵（Imre Thokoly）來到伊斯坦布爾尋求奧斯曼帝國的援助，他們表示，只要蘇丹願意發兵擊敗奧地利人，「解放」匈牙利，他們獨立之後便正式承認奧斯曼帝國的宗主權。此舉得到了法國駐土耳其大使的鼎力支持，因為法國人希望藉此開辟第二條戰線，轉移哈布斯堡的注意力。在多方游說之下，大維齊和蘇丹動了心。1682年，穆斯塔法順利地征服了整個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不願意同時和法、土兩大強國交戰，實質上選擇了退讓，將部隊撤出了爭議地區。但法國大使心懷叵測地繼續勸說大維齊，希望他能乘勝追擊，奪取「歐洲的金蘋果」維也納，完成歷代蘇丹未能實現的夙願。或許是渴望走出父兄威名的陰影，或許是個人野心使然，卡拉·穆斯塔法接受了這一建議。他向蘇丹提出了攻占維也納的宏大方略，穆罕穆德四世對科普魯盧家族的大維齊信任有加，很快表示首肯，參加御前會議的其他大臣無人敢表示異議。於是，奧斯曼帝國龐大的戰爭機器，又一次全速運轉起來了。
「太陽王」路易十四，他在位期間法國波旁王朝的國力達到了頂峰
17世紀後期，奧斯曼軍隊的構成和過去相比已經有了變化。最重要的依然是中央常備軍，即卡皮庫魯部隊，有時候也被稱作 「朴特之仆」(servants of the Porte)。其兵種包括炮兵、坑道工兵和佈雷工兵、軍械師和彈藥運輸兵、西帕赫騎兵和著名的土耳其新軍。軍隊的第二個組成部分被稱作toprakli，或曰「登陸者」。他們提供傳統的西帕希重騎兵，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貴族組成的奧斯曼胸甲騎兵（cebeli） 以及炮手和戰壕工人。邊境行省提供了軍隊的第三部分，即瑟哈德庫魯（serhadd kulu）。這些地方軍隊魚龍混雜，由眾多兵種組成，包括昔日的很多封建士兵，如穆色林姆騎兵（müsellems）、阿贊布弓箭步兵(Azabs)、伯里輕騎兵（be li)、德里巡邏兵（deli）、農民民兵（seymen）等。第四類士兵被稱作耶利庫魯（yerli kulu），由地方政府官員負責徵募，主要提供火槍手（tufekci）和邊境要塞炮手（icareli）。奧斯曼大軍的最後一部分，通常是蘇丹藩屬和盟友提供的外籍軍團，此時包括克里米亞韃靼人、摩爾多瓦人、瓦拉幾亞人以及一部分匈牙利人。
17世紀，奧斯曼人的經典圍城戰包括三種方式：塹壕攻擊、火炮炮擊和坑道爆破。由於火器技術的進步，圍城者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在平地悠然展開隊形包圍對手了。面對堅固要塞，奧斯曼人會首先直接朝向它挖掘抵近戰壕（sigian jol）；然後以抵近壕為基礎向左右在一定間隔中延伸挖掘出平行壕（meteriz），在平行壕末端，背向他們自己的戰線會設置火槍部隊的射擊陣地。加農炮和臼炮炮組會被佈置在第一條平行壕之後，與火槍手一起作戰。當平行壕慢慢接近要塞，來自守軍逆襲的危險也逐漸增長，因此這里的平行壕的末端會被開鑿到足以容納一整個火槍連隊的縱深，以便有足夠的兵力擊退守軍。平行壕是用於發動對火炮要塞攻擊的理想工具，奧斯曼人是歐洲最早使用戰壕的軍隊之一，特別精於此道。他們的塹壕工兵也具備第一流的素質，而且經驗豐富，吃苦耐勞。這是奧斯曼軍隊的一大優勢與特色。
奧斯曼人的佈雷工兵也值得稱道，坑道戰和地下爆破在奧斯曼人的攻城歷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土耳其工兵通常趁着夜色，帶着一塊繫着繩子的石頭來到他們准備開鑿地道的出發點。接着他或站立或躺下，把石頭拋至敵人牆腳，再剪斷繩索，將石頭拉回壕溝，通過測量繩索的長度就能精確計算出地道的長度和工程量，而坑道工程中的進度則以工兵的腳步數來衡量。最後，在城牆或堡壘的脆弱處佈置爆炸物的穴室被設計成半圓形，地板上用布覆蓋，並在此放置火藥。地下起爆的威力是驚人的，通常能夠對城牆、壁壘造成普通火炮難以企及的破壞，從而打開整個防線的缺口。要塞的守衛者不得不24小時繃緊神經。不過，縱深防禦是克服奧斯曼人工兵五花八門的攻城技術的最佳甚至唯一方法。而針對奧斯曼人的地道，守軍工兵則可以挖掘「反地道」來針鋒相對。
典型的奧斯曼攻城重炮
和精銳的工兵相比，這一時期土耳其人的火炮技戰術則稍顯落伍。雖然奧斯曼帝國高度重視火炮的作用，也組建了規模巨大的炮兵兵團，但在具體使用上並沒有與時俱進，而是因循傳統——將炮組遠遠地部署在第一道平行壕後（而不會適時向前推進到抵近壕里），或者將它們部署在小山頂上，隨後炮兵部隊就開始連續炮擊。由於陣地設置過遠並且相當分散，加上那個時代火炮精度有限，這麼做的後果常常是事倍功半的。奧地利將領曾感嘆說：「他們本有如此大量的火藥， 但同我們只針對重要目標集中開火相比，土耳其人過分隨意地揮霍着他們的彈藥。」為了彌補射擊精度的不足，奧斯曼人喜歡追求火炮的巨大尺寸和口徑，雖然威力驚人，但帶來的副作用則是機動性奇差，地形適應力低下，以及後坐力常常破壞炮架並影響射擊效果。
不過土耳其依然擁有令人膽寒的超級重炮，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聲名遠颺的土耳其達達尼爾大炮。它由土耳其軍事工程師穆尼爾·阿里（Munir Ali）於1464年設計建造。大炮由青銅鑄成，重達16.8噸，長5.18m，炮管厚達20cm（如此才能承受住炮彈發射時巨大的沖擊力）。大炮夠發射出直徑達630mm的石彈（相當於24.8英吋，這一口徑已超過了二戰中戰列艦的主炮）。發射時裝用重達136kg的火藥，可以將295kg重的彈丸投射到1.6km之外。
達達尼爾大炮，皇家軍械博物館收藏
《土耳其新軍與獅子》，意大利畫家雅各布·利格齊（Jacopo Ligozzi，1547-1627年）繪制。
雖然17世紀末期奧斯曼帝國在軍事技術上和西方相比已經沒有優勢，但它依舊保持了高度重視軍隊後勤補給的優良傳統，並且已經形成一整套制度和公式。在行軍中他們總是隨身攜帶着羊群和牛群；沿途的居民都有義務提供牲畜、穀物和其他食物，不過和西方某些軍隊相比，土耳其人對民間物資的徵集一般是有償的，因此通常不至於民怨沸騰。政府也鼓勵國民在主要行軍道路兩旁種植莊稼，這樣能大大緩解補給壓力。軍隊經常通過的道路平時得到了極為細心的整修。在部隊抵達前，會有專人檢查橋梁和道路的情況。如果路途不通，工兵會以岩石、木樁搭建臨時道路，並留下路標。蘇丹對行軍的紀律也做了嚴格規定，他會懲罰任何一個破壞沿途居民財產的人，如果有人已經犯下這樁罪行，蘇丹則會出面做出全額賠償。奧斯曼人對後勤保障的精益求精從兩個細節上就能窺見端倪：土耳其新軍開拔前，指揮官會根據行軍路線和作戰計畫，提前估算出大概多久士兵的鞋底需要更換，而到了那個時候，士兵們會發現一批鞋匠已提前在指定地點守候，准備為將士們修繕戰靴。此外，據西方目擊者描述，奧斯曼人的軍營擁有整個歐洲最衛生最干淨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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