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作者 / 半張紙

編輯 / 思考姬

排版 / 尤里卡

前文提要:

這是講前蘇聯的「美影廠」——即聯盟動畫製片廠的第二篇文章。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俄國卻有著足以與美國爭鋒、同時讓日本欽羨的動畫實力,對中國動畫的發展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而說到俄羅斯動畫,就不能不提製作了《冰雪女王》的聯盟動畫電影製片廠,正是這個歷史悠久的機構創造了俄羅斯動畫的輝煌。

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聯盟動畫電影(俄語:Союзмультфильм)是位於俄羅斯莫斯科的一家動畫電影製片廠,成立於1936年6月10日。

這一系列文章所要做的就是帶大家回顧它的歷史,去領略聯盟動畫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風采。旅程將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初創與戰爭(1930s~1940s);
  • 第二階段:復產與變革(1950s~1960s);
  • 第三階段:停滯與危機(1970s至今)。
  • 上篇文章我們講完了第一階段,即聯盟動畫創立不久便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戰爭對剛剛起步的動畫產業造成重創,同時也使創作者們暫時拋棄只為兒童創作的宗旨,回歸向大眾進行政治宣傳的傳統;戰爭接近尾聲時,動畫人們再度聚首莫斯科,還來不及為勝利慶祝,便義不容辭地投身到重振俄羅斯動畫的事業中。

    點擊查看:聯盟動畫電影製片廠第一階段:初創與戰爭(1930s~1940s)

    而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將順著時間的軌跡,繼續講述聯盟動畫的第二個階段的發展歷程——

    從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聯盟動畫的藝術家們通過戰後初期的復產和解凍時期的變革,為蘇聯動畫創造了一段輝煌的歷史,也讓聯盟動畫成為俄羅斯文化的驕傲。

    一、戰後

    自史達林掌權以來,蘇聯社會針對文化藝術的意識形態控制就從未停止。上篇中提到的柴克漢諾夫斯基,他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先鋒作品《巴爾達的故事》,就因為被當局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簽而受到批判,無緣面世。其他因為相似原因而無法繼續創作的藝術家更是數不勝數。到了1946~1952年的戰後初期,戰時有所放鬆的意識形態控制重又收緊,這也使得聯盟動畫回到了專為兒童創作的「正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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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抑的文化氛圍使動畫人變得格外謹慎,由此形成了一套極為保守的創作模式。題材方面,帶有奇幻色彩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成為主流;風格方面,深得史達林厚愛的《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成為效仿的對象;思想方面,宣揚傳統美德或普世價值觀成為最保險的主題。於是乎,一系列題材類似、風格相近、主題雷同的作品誕生了,並將這一類型的創作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來看看這一時期的動畫題材,改編帶有奇幻色彩的民間故事是最主要的趨勢。著名例子包括來源於俄國本土故事的《神駝馬》(Конёк-Горбунок, 1947)、《俄羅斯公主和七勇士》(Сказка о мё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 1951)、《雪之少女》(Снегурочка, 1952)、《十二個月》(Две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 1956)、《一朵小紅花》(Аленький цветочек, 1952)等;也包括改編自其他國家民間傳說的《黃鸛的故事》(Желтый аист, 1950)、《金羚羊》(Золотая антилопа, 1954)、《被施了魔法的男孩》(Заколдованный мальчик, 1955)以及令宮崎駿等東映動畫人大受震撼的《冰雪女王》(Снежная королева,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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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於民間故事的改編在1930年代就已顯露端倪。有著「俄羅斯動畫祖母」之稱的瓦倫蒂娜·布魯姆伯格(Валентина Брумберг)和齊娜達·布魯姆伯格(Зинаида Брумберг)姐妹一直醉心於民間傳說,在戰前就創作了《沙皇杜蘭代的故事》(Царь Дурандай, 1934)、《伊瓦什科和芭芭雅嘎》(Ивашко и Баба-Яга, 1938)等取材自本土故事的奇幻作品。兩人在戰爭期間完成的《沙皇薩爾坦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царе Салтане, 1943)和《失落的國書》(Пропа вшая гра мота, 1945)更是成為戰後這一題材走向成熟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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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國書》是蘇聯現存最早的彩色動畫長片,改編自果戈里的同名小說,講述一位替沙皇送信的哥薩克人,在送信途中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扎波羅熱人,兩人決定結伴而行;路上,扎波羅熱人告訴哥薩克人,自己將靈魂出賣給了妖魔,因而在入夜後可能會引禍上身;勇敢的哥薩克人提出為兩人守夜,結果當晚他的信件就被妖魔竊走;在經歷了一系列似真似幻的冒險後,哥薩克人終於戰勝邪惡,奪回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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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充滿神秘氛圍的故事里,布魯姆伯格姐妹用豐富的畫面元素和精巧的鏡頭語言營造出一個半夢半醒的超現實世界,令動畫的手法與奇幻的情節完美融合。

    不過,真正讓奇幻題材在戰後被充分激活的是伊萬諾夫-瓦諾的《神駝馬》(Конёк-Горбунок, 1947)。這部改編自皮約特·葉肖夫(Пётр Ершов)同名童話的作品講述了三兄弟中最勤勞的老三,在一隻擁有魔法的小駝馬的幫助下走上人生巔峰的故事。導演伊萬諾夫-瓦諾在影片中大量引入建築、木雕、刺繡、陶瓷製品和木製玩具等傳統工藝元素來豐富造型,使影片既具民族特色又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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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駝馬》不僅在國內廣受歡迎,在海外也受到關注。據說沃爾特·迪斯尼就十分贊賞此片,並將它推薦給自己的同事。相比之下,《失落的國書》卻幾乎被人們遺忘,但它卻對《神駝馬》有著不容忽視的啟發作用,只要簡單比較就會發現,兩部影片中主人公騎著神駿上天入地的場景看起來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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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這一時期的影片風格,其一致的特點就是追求寫實。不僅是外形寫實,也包括動作寫實,轉描技術也因此得到了廣泛應用。「轉描」(rotoscoping)技術在蘇聯動畫的語境中也被稱為「Eclair」,這一稱呼源於法國膠片放映設備的品牌,該設備可以將膠片上的運動逐幀投影到磨砂玻璃上,以便動畫師分解和重繪動作。對於戰後剛剛進入動畫行業的初學者和被迫改變路線的創作者來說,要製作出滿足當局審美偏好的高質量動畫,就不得不依賴這一技術。剛才提到的作品幾乎都採用了這一技法,當時的一個常規做法,就是邀請著名演員先將故事演繹一遍,再由動畫師轉換為賽璐珞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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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又要提到柴克漢諾夫斯基。這位在戰前醉心於先鋒藝術的動畫人在這一時期以極大的熱情擁抱了轉描技術,創作出《七色花》(Цветик-семицветик, 1948)、《漁夫和金魚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1950)、《喀什坦卡》(Каштанка, 1952)等一系列風格寫實的作品,並在國際動畫節上屢屢獲獎。在柴克漢諾夫斯基看來,動畫形象越是逼真,故事里的奇幻元素就越顯神奇,他也因此成為轉描技術在聯盟動畫最主要的推動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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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來看這一時期的作品主題。表面上看,這些作品都在宣揚傳統美德和主流意識形態,但其中一些卻也潛藏值得深思的另一重文本。比如故事里那些壓迫底層的帝王將相,既可以看作是階級敵人,也可以看作是對所有獨裁者的影射。

    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是《雪之少女》(1952)。在這部影片中,導演伊萬諾夫-瓦諾並沒有講述一個邪不壓正或天道酬勤的老套故事,而是描繪了一位被父親過度保護的少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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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姑娘身為冬日的女兒,卻被牧羊人的歌聲吸引,嚮往人類的生活。這令他的父親非常生氣,並規勸她放棄這個危險的念頭。但雪姑娘還是不顧父親的反對來到人間,在和人類一起生活的過程中漸漸懂得人類的情感。當她終於明白什麼是愛的時候,她也如冰雪融化一般永遠消失。

    這是一個悲劇故事,導演仿佛想要藉助雪姑娘令人唏噓的命運,來表達這樣一個主題:冰雪的世界是絕對安全的,人類的世界則充斥著危險的不確定性;但人類世界也同時充滿歡歌笑語與鳥語花香,如果為了體驗這一切而失去永恆的生命,是否還值得呢?在這里,創作者對於雪姑娘的同情,又何嘗不是對自身創作境遇的反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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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凍

    1953年,史達林去世,蘇聯進入赫魯雪夫時代。新領導人上台後開始實行去史達林化政策,使蘇聯在政治和文化上得到解凍。

    聯盟動畫也由此進入一個相對寬松的時期,迎來巨大的創作變革。

    變革首先體現在題材和受眾的突破上。題材方面,雖然史達林時期的政府也十分鼓勵反映當下現實的題材,但此類作品卻少之又少,動畫人更多還是逃遁到古老的幻想世界里去尋找安全的精神紓解。而到了赫魯雪夫時期,蘇聯社會在前一階段的功過得失亟需被重新審視,現實的批判和反思成為了動畫創作的新題材。對此,政府的態度不僅是認可,更將來自文藝界的有力諷刺看成是糾正社會痼疾的工具。

    受眾方面,為兒童創作的觀念根深蒂固,以至於解凍之後聯盟動畫內部還為此產生了分歧。一部分藝術家希望能趁著時局的東風創作面向成人觀眾、討論社會問題的作品,拓展動畫媒介的功能和服務對象;另一部分則認為術業有專攻,傾向於繼續為兒童創作娛樂和教育動畫。盡管這一分歧在整個解凍期間都持續存在,但誰也阻止不了變革的發生。

    於是,一系列以社會問題為題材、面向成人的動畫作品出現了,比如討論喝酒誤事的《有標簽的惡魔》(Злодейка с наклейкой, 1954)、《清醒的麻雀》(Непьющий воробей, 1960)、《檢查你的手錶》(Проверьте ваши часы, 1963)、《你的健康》(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 1965);諷刺官僚體制的《簽名難以辨認》(подпись неразборчива, 1954)、《關於桌子的歌謠》(Баллада о столе, 1956)、《畫框中的男人》(Человек в рамке, 1966)、《小職員》(Жил-был Козявин, 1966);反思現代家庭問題的《大麻煩》(Большие неприятности, 1961)、《祖母的山羊》(Бабушкин козлик, 1963)、《帳篷里的天堂》(Рай в шалаше, 196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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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批評現實,為當局服務的宣傳動畫也卷土重來,比如贊揚航天事業的《榮耀歸於你們,天上的兄弟!》(Слава вам, небесные братья!, 1961)、推動貨幣政策改革的《可貴的一分錢》(Дорогая копейка, 1961)、歌頌經濟建設宏偉計劃的《活生生的數字》(Живые цифры, 1962)等等。另外,伴隨著蘇聯太空人和運動員在太空競賽和奧運會上所取得的成就,科學幻想和體育競技也成了熱門題材。

    與題材、受眾的突破相比,風格的突破要來得更晚一些。以批評官僚體制的作品為例,從50年代到60年代,這類動畫所採用的表達方式呈現出一個愈發先鋒的趨勢。在早期的《簽名難以辨認》中,創作者沿襲了兒童動畫中的寓言模式,將官僚系統描繪成一個動物世界,且仍然採用流暢寫實的全動畫來進行創作。到了60年代的《畫框中的男人》和《小職員》那里,創作者拋棄了傳統的敘事和保守的美學,通過充滿象徵意味的視覺形式和荒誕的情節設置來揭示主題。如果說《簽名難以辨認》是古典主義的,那《畫框中的男人》和《小職員》就是現代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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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動畫在60年代的風格轉型,可以看作是創作者們藝術個性的解放。這一解放最初出現在總是敢為人先的布魯姆伯格姐妹的《大麻煩》(1961)里,但進一步引領這一趨勢的是費多爾·希特魯克的《一個犯罪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1962)。

    在《大麻煩》中,布魯姆伯格姐妹試圖從一個小女孩的角度來觀察現代家庭,反映成人社會的種種問題。影片不僅用女孩的聲音來進行講述,還用兒童畫的形式來呈現她所描述的內容。事實上,這並不是姐妹倆第一次在動畫中援引兒童畫,在二人1948年的作品《費迪亞·扎伊采夫》(Федя Зайцев)中,她們就引入了兒童畫風格的角色。不過,將整部影片的風格完全建立在兒童畫基礎上,《大麻煩》還是首例。這也使得這部作品徹底顛覆了聯盟動畫一直以來所倡導的美學。

    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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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隨《大麻煩》的試水,希特魯克在美術指導謝爾蓋·阿利莫夫(Сергей Алимов)的建議下創作了《一個犯罪的故事》。影片講述本分的小職員因為不堪忍受鄰居們的噪聲而精神崩潰、成為兇犯的故事,試圖藉此探討一個與社會變革密切相關的話題:在一個解放個性的時代,應當如何處理好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關系?

    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想要在動畫里討論嚴肅問題又不顯得過於說教,就需要令人耳目一新的表達方式。《一個犯罪的故事》採用當時在世界動畫領域備受關注的有限動畫風格。這一風格因其對充滿理性的幾何圖形的應用,以及對機械化的運動方式的展現,與影片主人公強調秩序的內心世界完美契合。同時,平面抽象的造型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暴力和衝突的刺激,使觀眾不那麼難以接受。

    盡管《一個犯罪的故事》在風格上的大膽創新,啟發了聯盟動畫之後的眾多作品,使個性化的風格嘗試在60年代層出不窮,但創作者們在進行新的探索時卻還是如履薄冰。這不僅僅是因為要面對製片廠內部的保守力量,更因為當局的文化控制時松時緊,搖擺不定。

    在赫魯雪夫本人的回憶里就提到:「我們擔心解凍會引起泛濫成災的後果,以至於超出我們的控制而淹沒我們……我們想要引導解凍的過程,這樣它就只會激發對深化社會主義有貢獻意義的創造性力量。」因此,包括希特魯克在內的創新者們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需要反復試探當局容忍的邊界,在官方許可與自由表達之間小心拿捏。

    三、冷戰

    從史達林模式到赫魯雪夫解凍是聯盟動畫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面臨的國內形勢,而冷戰則是影響其創作的國際背景。從這個角度來看,創作者們在60年代對於迪士尼美學的反叛就不僅是個性解放的結果,也是冷戰升級的產物。

    科幻題材在這一時期的出現也與美蘇之間的太空較量脫不了關系。改編自馬雅科夫斯基長詩的《飛翔的無產者》(Летаю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й, 1962),就以美蘇之間的空戰為背景,描繪了一個蘇聯共產主義的科幻未來。在《首要的星星》(Главный звездный, 1966)中,探索宇宙的航天員則被當成非戰爭年代的國家英雄來贊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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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運動員,一批運動題材的動畫作品也誕生在這一時期。在1956年的墨爾本奧運會上,蘇聯代表隊第一次在獎牌數上超過美國。此後運動場上的榮譽也同航天技術一樣成為國家力量的象徵。與此同時,運動題材還十分適合用來教育年輕觀眾,引導他們培養堅韌不拔的精神和為國爭光的集體榮譽感。此類題材的代表作包括鮑里斯·喬日金(Борис Дёжкин)的一系列作品,如《非凡的比賽》(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матч, 1955)、《雪道》(Снежные дорожки, 1963),《冰球!冰球!》(Шайбу! Шайбу!, 196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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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直接抨擊對手意識形態的動畫,如《海外記者》(Заокеанский репортёр, 1961),《股東》(Акционеры, 1963)、《美帝國的百萬富翁》(Миллионер, 1963)和《退斯特先生》(Мистер Твистер, 1963)。這些風格不一的作品都致力於塑造荒謬可笑的海外間諜和資本家形象,通過諷刺的手段來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偽本質。

    蘇聯「聯盟動畫」簡史(中):復產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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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完待續

    總的來講,伴隨著冷戰背景的文化解凍,使聯盟動畫在題材的選擇和主題的詮釋上常常顯得耐人尋味。這一階段的作品既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開放團結的國際精神,又時刻警惕著西方的敵對勢力。創作者們一邊接納海外最新的藝術思潮,一邊批評西方文化帶來的危害;一邊對社會現實針砭時弊,一邊為國家權力歌功頌德。但也正因為這一時期充滿矛盾的現實,才讓各種各樣的動畫作品得以在莫衷一是的爭論中應運而生。

    不過,這種熱鬧紛繁的狀況卻沒能持續。

    在下一篇中,蘇聯社會就將迎來新的轉折,聯盟動畫又將何去何從呢?

    且聽下回分解——

    本文來自「動畫學術趴」,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來源:機核